戴燕谈对《三国志》的解读（下）

编者按：从2009年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戴燕教授为大一新生开了一门读《三国志》的通识课，学生们对三国故事之熟、热情之高，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成了她“在复旦上得最愉快的一门课”。虽然她一再强调，对这门通识课来说，最重要的是教授一些历史常识，增进学生对三国史的认识和理解，但她在授课的过程当中，也很注意采用新的历史视角、吸收新的学术成果，“传统讲得比较多的，我就可以省略不讲”，同时，她坚持按照文献学的方法，以《三国志》的纪传为中心，带着学生“琢磨怎么才能读懂、读透”。收在《三国志讲义》这本书里的，就是三轮讲下来，她积攒的，经过整理的讲义。而这篇访谈，某种程度上是对此书内容的延伸和细化。

澎湃新闻：您前面谈到，《倭人传》是《三国志》的首创，不知道关于这个问题，中国、日本学界都有哪些相关的研究成果，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戴燕：我在写这个讲义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是东夷，也是南越——读〈魏志·倭人传〉》（《复旦学报》2016年第四期）的论文。中国学者研究三国史，我粗浅的印象，主要是关注魏、蜀、吴三国，三国以外的就不那么在意，也会涉及，可是绝非重点。真正研究《倭人传》的大多是在日本史领域，比如汪向荣、沈仁安等前辈学者都做得非常好，考古学家王仲殊研究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也特别受重视。

而日本的情况却很不同，他们对《倭人传》的研究数不胜数、层出不穷，你在图书馆、书店就可以看到无数的书籍杂志，就连火车站的书摊上，也常有关于邪马台、卑弥呼以及《倭人传》的书热销，我甚至在百货商店看到过一种“卑弥呼”牌的皮鞋。总之在日本，它就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

有朋友问我，日本人为什么这样热衷于三国？我想，主要是因为它跟日本历史有关。日本人自己写本国史，要到八世纪的《日本书纪》才开始，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了《三国志》《后汉书》。对日本人来讲，《三国志》里的《倭人传》就是早期日本史的最珍贵资料。而说到日本对《倭人传》的研究，依我看，也可以分三类——

第一，是把它当成日本史的史料，即作为早期日本史的一部分来研究。第二，是把它当成东洋史的史料，因为《倭人传》是附在《东夷传》下面的，而《东夷传》从中国一直写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所以，它也算是记录早期东洋（东亚）史的文献。第三，是把它当作日本考古的对照材料。我们知道，江户末期在日本九州发现过刻有“汉委（倭）奴国王”字样的金印，现在收藏在福冈市美术馆，小小的一枚，我去看过。关于它的来历，很早就有人说见于《后汉书·倭传》的记载。后来在日本又发掘了许多古坟、铜镜，也有人在《三国志·倭人传》里找到线索。《倭人传》写到倭女王国，有一个地方叫伊都，日本学者考证，就是现在福冈县的丝岛，我到当地的博物馆一看，竟有五十多面据说是从中国传去的汉代铜镜，还有最新出土的传为汉代石砚的残片。

从八世纪的《日本书纪》开始，日本人征引和研究《倭人传》就持续不断，到明治时期，日本近代史学发展，1910年，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同时发表了《倭女王卑弥呼》和《卑弥呼考》，这两篇划时代的论文，我以为是奠定了此后直到今天有关《倭人传》的研究格局。我在我的论文里面已经讲过，日本学者有几个特别的长处。首先，是他们通过文字对音和地理考察的方法，将《倭人传》中记载的倭诸国，一一还原到现实的日本。比如1951年岩波书店出版的和田清、石原道博所做《魏志·倭人传》等的注释，就汇集了江户时代以来的考订，对《倭人传》的记载做了很多还原工作。其次，是他们通过与《日本书纪》《三国史记》等日、韩史料的对比，厘清了《倭人传》记述的倭诸国史事。再有，就是他们利用铜镜等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来印证《倭人传》的记载。《倭人传》写魏送给倭的礼品有“铜镜百枚”，以前人怀疑怎么可能，一定是记载有误，但现在日本已经发现了那么多，就证明了它所言不虚。

日本学者的这些贡献，我想是无可替代的，今天研究《倭人传》，如果不去看他们的论著，肯定不行。我能够在这里简单列举的学者大名，就有榎一雄、桥本增吉、西嶋定生、大庭修、佐原真、设乐博己、川勝守等。这个领域在日本已经相当成熟，所以还有一些注释本、论文集以及字典、论著提要，相当好用。

澎湃新闻：除了女性史、东亚史的视角，您从民族史的视角对《三国志》的解读也很有意思。您很欣赏曹操，说他特别有本事，运用文、武两手，把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给解决了。您给予了乌丸特别的关注，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戴燕：曹操是有本领的大英雄。胡适曾说，为什么三国故事这么受人欢迎，就因为三国打仗，出了很多英雄。曹操打乌丸，上世纪五十年代学界已有讨论，究竟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研究三国史或北方民族史，过去也都会讲乌丸鲜卑，成果很多。我是觉得陈寿有他敏锐的地方，他在《乌丸鲜卑传》一开头就声明，写乌丸鲜卑是为了预防“四夷之患”，要知道，那时西晋还在大一统，但确实，没几年，果然天下大变。我之所以选了乌丸传来讲，也是希望透过乌丸，可以看到汉末以来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的依存关系。

乌丸是游牧民族，善骑射，汉初匈奴强盛时，他们为匈奴所征服，与汉朝中国是若即若离，中国打败他们，有时也让他们戍守边塞，抵御匈奴。汉末时乌丸分成几部，各自称王，张纯、公孙瓒、袁绍都曾利用他们，曹操要歼灭袁绍，就要征乌丸，而后收编“三郡乌丸”为自己的兵力。而在乌丸方面，他们也会利用汉人，愿意与张纯、公孙瓒等合作，后来出现了强人蹋顿，还曾向袁绍求和亲，最后接受了败亡的袁尚，使曹操下决心将他斩首。

曹操征乌丸，少不了牵招、田畴这样能与乌丸打交道的人帮忙，他们久居边地，熟悉边疆事务、了解当地情况，行军都要找他们带路。还有一个叫阎柔的燕国汉人，更有意思，我还没有把他写进讲义。阎柔是从小混在乌丸、鲜卑人里的，他先是借了鲜卑的势力杀死乌丸校尉，袁绍看他有本事，重用他，利用他召集的胡汉数万人，去打公孙瓒。到了官渡之战时，他又向曹操示好，于是得做护乌丸校尉，待曹操打败袁绍，他更是送上鲜卑名马，随同征讨三郡乌丸。鲜卑当时分为步度根、轲比能两支，两支都要通过他与曹操对话。他因此也颇得曹操欢心，封关内侯，为五官中郎将，魏文帝还封他做度辽将军。他有一个兄弟阎志，跟他差不多。用今天的俗话说，这是“吃两边饭”的人。而从这一类人身上，你也可以看到，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有多么复杂。

到了西晋末年，一般都说是由于汉末以来中央政府的力量不够大，导致西北边防松懈，因而有所谓“五胡乱华”。比陈寿略晚一点的江统写了《徙戎论》，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针对东汉以后羌氐内迁、“与华人杂处”的情形，反复强调中国必须要与“夷蛮戎狄”划清界限。他说，第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在中国，心里本来并不舒服。第二，“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如果这时不能给以平等对待，这些人怨毒甚深，必然会爆发。“非我族类”，指的是生活习惯、语言风俗、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不同，这些差异，会导致人们各有认同，但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就是说真正导致冲突的，还是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这是江统的意思。这也说明在历史上，民族团结、民族融合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澎湃新闻：您在《〈三国志〉讲义》中，给了魏明帝很大篇幅，对《明帝纪》作了很细腻的解读，尤其是讲到魏明帝给甄后修庙，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安排？

戴燕：去年我发表有《〈洛神赋〉：从文学到绘画、历史》（《文史哲》2016年第二期）的论文，这篇文章写了好多年，原来四万多字。因为我早注意到甄氏传写得有些特别，实际上曹丕还没称帝她就死了，这个传主要写的不是她，大部分是写她儿子魏明帝怎样纪念她，这就很不一样了。我就把甄氏传和明帝纪等放在一起对读。

魏明帝在位的十三年，史家都说是曹魏的鼎盛时期，他二十岁出头登基、三十六岁病死，那也是他精力旺盛的青壮年，陈寿也随当时人评价他是个秦皇、汉武般的人物，但是你去读他写的东西，就能感受到他内心其实充满危机感。这样一种反差，使我想到可不可以就这个政治人物的内心，做一点心理分析？

我在考虑，他的压力来自哪里？首先来自他的家族，一个是他的老祖母、太皇太后卞氏，卞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太太，魏明帝即位的头几年，是活在她的庇荫也是她的压抑之下。老太太头年死，第二年他才召见诸王，他自己说有十几年没见诸王了，老太太死，才敢召他们回来，是不给他们互相串联的机会吧。这也可见家族内部的这些人给他带来多大的压力。其次来自辛毗、杨阜、高隆堂、王朗等老一辈大臣，这些人反对他修宫殿，给他扣劳民伤财的大帽子，又指责他对孩子娇生惯养，批评的声音很大，他听得不愉快，反驳这些人不过是要以此博个好名声，可是好像也无可奈何。再一个是他母亲被赐死，在他心理造成的创伤，从他时时不忘悼念母亲，便可以推想这件事，他从来没有放下，直到最后像他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他赐死毛皇后，用一种伤害来报复另一种伤害。

当然还有一个巨大的压力。他大概有过三个儿子，却是生下来不久都便夭折，这很不妙，因为涉及继承人的大问题。我想他是非常不安、恐惧的。他在洛阳修了宗庙，后来也给甄氏补了一个，当然是要曹魏政权能够世代相传，没想到在他这里就出了问题，不难想象他有多么纠结、焦虑、绝望。

因为是给非专业的大学生上课嘛，我常常也要考虑尽量讲得有趣一点、感性一点。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前面您始终强调自己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也一再标举自己对《三国志》的解读，是立足于文本、文献本身，我也注意到，您对许多当时文学作品的解读非常深入、细腻，在您看来，这种文学研究方法能够给历史研究带来哪些新的东西？

戴燕：我本科念古典文献，这个专业设在中文系，但是要跟历史系一起学中国通史，同学中有不少人最后就选择了研究历史，所以我并没有很深的文史分科意识。我也没有想过自己是在用什么方法，解读文献时，我总是要琢磨怎么才能读懂、读透。

说起来，以三国为题材的文学，至少在裴松之和《世说新语》的时代就有了，有一些古小说。唐宋诗词中也有不少歌咏诸葛亮、曹操铜雀台的。宋以后有平话、元代有戏曲、《三国演义》为集大成者，这已经是常识。我想，三国史正是在这种文与史的创作与记载的互相推动之下，广为流传、为大家熟知的。我教文学史，也常常觉得不能将文史分割。就拿曹操的乐府诗《步出夏门行》来说，大家熟悉的可能是“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一首，其中还有一首，却唱的是“乡土不同，河朔隆寒”、“舟船行难”。《三国志》写曹操打乌丸，是迅雷不及掩耳直捣柳城，在这个诗里表现的却是他们怎样克服艰难困苦，两者放在一起看的话，是不是解读的空间就变得更大？再来看魏明帝依同样的《步出夏门行》写的乐府诗，其中说“步出夏门，东登首阳”、说“君子退让，小人争先”，完全没有了他祖父在诗里面表达的蓬勃的进取心。这是不是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我在讲义里还分析过何晏的《景福殿赋》，你知道这篇赋里最有名的句子，原来是“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因为何晏是著名的玄学家，这两句话往往被引来证明他有无为、无用的思想。但如果联系到魏明帝身上，你就会知道：第一，虽然很多人反对魏明帝修宫殿，可是也有何晏这样的亲戚是他的友军。第二，何晏当然也不是那么“无为”，他对魏明帝没有儿子这件事就很记挂，所以在赋里写了一大段，说要把房子修得漂漂亮亮的，还要有内容健康的壁画，以便后妃们好好在那里调息休养，生育后代。

不管怎么说，我是认为文史应该互通，互相补充，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越来越加深、越来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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