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谈对《三国志》的解读（上）

编者按：从2009年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戴燕教授为大一新生开了一门读《三国志》的通识课，学生们对三国故事之熟、热情之高，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成了她“在复旦上得最愉快的一门课”。虽然她一再强调，对这门通识课来说，最重要的是教授一些历史常识，增进学生对三国史的认识和理解，但她在授课的过程当中，也很注意采用新的历史视角、吸收新的学术成果，“传统讲得比较多的，我就可以省略不讲”，同时，她坚持按照文献学的方法，以《三国志》的纪传为中心，带着学生“琢磨怎么才能读懂、读透”。收在《三国志讲义》这本书里的，就是三轮讲下来，她积攒的、经过整理的讲义。而这篇访谈，某种程度上是对此书内容的延伸和细化。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您之前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怎么会想到在复旦开一门课，带着同学们一起来读《三国志》呢？

戴燕：我到复旦的时候，面向全校大一学生的通识课已经开了很多，文史哲经典大部分都有人讲，没什么选择余地。因为我是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也经常用到《三国志》，这样就选了《三国志》。正史的“前四史”里面，向来是《史记》最受重视，其次《汉书》，但是，如果说到它们在后世的影响，因为《三国演义》的缘故，《三国志》的影响力，恐怕比《史记》一点不逊色，所以通识课讲《三国志》，也不是没有理由。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学生从小接触三国史，有三国游戏、三国的电影电视，还有《三国演义》等各种说书讲史，他们对三国故事、人物，好多比我更熟悉，但是不是应该让他们知道三国的历史，最早是由出生在三国时的陈寿记录下来的，历史与历史所衍生的文学娱乐产品是有差异的？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的同学多一点历史知识呢？

澎湃新闻：这些学生对三国故事、人物都很熟悉，您上课的时候，和他们是怎么互动的？

戴燕：我刚开始上这门课，正是“曹操墓”发掘、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在课上一讲，大家都有兴趣。2009年，有一个“大三国志展”在上海图书馆展出，我带了学生去看，让他们对那个年代的实物也有印象。选这个课的学生有的是很棒的，他们本就是“三国迷”，不仅熟读《三国演义》，也看《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对其中的人物关系、战争胜负如数家珍，比我都厉害。

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东亚及东南亚，三国故事都极为流行。比如日本有一个三国志学会，我认识前任会长狩野直祯，他是三国史研究者，也是著名中国学家狩野直喜的孙子。听说这个学会不仅有他这样的资深学者，还有大量的民间爱好者。可以说，三国是一段全民共享的历史，是以各种形式在记载、讲述、表演、传播。我的学生在讨论课上做的PPT，有的就带了动漫。对我来说，上这门课其实是很有压力的，不过也有挑战。记得有一次我讲到历史和历史演义的区别，有个学生马上站起来说：“我对三国有兴趣，正是因为看了‘百家讲坛’，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非常有意思。老实讲，这是我在复旦上得最愉快的一门课。

澎湃新闻：您上课的时候，向这些学生推荐了哪些参考书呢？

戴燕：研究三国史的书太多，通识课嘛，还是要选叙述简明、内容可靠的书做参考，同时也要照顾选课的并不都是文科生，要让他们容易找，不能太偏僻。这样，除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我推荐的都是常见书，主要是缪钺的《三国志选》，还有吕思勉的《三国史话》、何兹全的《三国史》和马植杰的《三国史》。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三国。我上课的方法，是以《三国志》的纪、传为中心，一篇一篇地讲。在讲的过程中，自然就觉得那些参考书跟我要讲的方法还是不一样。比如吕思勉的《三国史话》，文字很流畅，内容也有趣，但他关注的是政治、军事，整个叙说还都比较传统。又比如缪钺的《三国志选》，选和注都不错，《前言》写得尤其明白清楚，但我要讲的一些篇章，里面没有选。这就迫使我必须自己写讲义。我第一年就写了讲义，第二年上课时再修改，每一次都修改，几年下来，就变成了你现在看到的这本《〈三国志〉讲义》。

澎湃新闻：谈到《〈三国志〉讲义》，我注意到，您在序言中用了很大篇幅去讲陈寿其人，包括他的师承、他的处境，等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戴燕：关于陈寿，学界其实有很多研究，我看了一些，觉得好多年来，大家的注意力还都是放在他一个蜀人、为什么写《三国志》却不以蜀为正统上面，大概东晋以后就有了这样的疑问，到今天还在讨论。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你看在他以前，司马迁、班固都没有他这种经历。与此相关的，讨论比较多的还有《三国志》的书写体例，像什么人入“纪”、什么人入“传”，什么人死称“薨”、什么人死称“崩”，诸如之类的，有人看得很细。

通识课必须讲“常识”，不是教师挥洒个性的地方，这是我的看法。因此，在基本面上，我并不打算做大的改变，但毕竟我是研究文学的，也许还有一点文献学的基础，有时候，我想我会比较注意到一些细节，在讲述的时候呢，也会加入一点点想象。

我觉得要体会陈寿的心情和立场，首先，你要了解当时人是怎么看他们的时代。蜀人中，就有许多是当自己身处战国或是西汉末年那样的时代，并没有到了东晋南北朝以后才产生的所谓“华夷之别”的意识，没有那样一种被撕裂的痛楚。其次，你要了解陈寿的学术背景以及他的师承，这就要说到谯周和秦宓。陈寿为谯周写的传，就文字数量而言，在《蜀书》里大概仅次于他写的诸葛亮传。传记的篇幅长短，往往是写作者刻意造成的，能够说明传主在作者心目中多么重要。过去人研究谯周《古史考》与《史记》的关系，在这方面做得很深，而我主要讲谯周作为老师，他的学问、立身处世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网络，到底对陈寿有什么意义？讲秦宓的史观，也是这个道理。这些蜀地学者根本上是拥护汉王朝的，可是另一方面，也保持着他们强烈的地方认同。我觉得要理解陈寿，就要了解这一点。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你也要看一看陈寿个人的经验。不知是不是我孤陋寡闻，我发现过去不太有人用到《晋书·礼志》的那一条材料，就是为了王昌是否该为他的前母服丧，在西晋太康元年曾经有过的一场大辩论。当时参加辩论的人既多，其中包括荀勖、和峤、张华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最后由皇帝拍板；陈寿也参与辩论，贡献了他的意见。而从这一辩论中可以看到，原来西晋大一统之后，如何面对由三国分立带来的“历史遗产”，还不只是一个礼或说理论的问题，更是复杂的、棘手的现实难题。这样，你再来看陈寿对魏、蜀、吴三国的态度，看他怎么样在《蜀书》与《吴书》中分别写诸葛亮、诸葛瑾，对他的处置办法、书写体例，可能就会有多一点认识。

澎湃新闻：关于大义名分这个问题，对陈寿具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戴燕：从传统评论史家的“才学识”三方面讲，陈寿可能才不如司马迁、学不如班固，但他有他必须直面的历史，也有他的史家智慧。过去人讲他这样分头写魏、蜀、吴三国史，又只在《魏书》写本纪，很特别，我想要理解这样的处理方式，除了要考虑到就连蜀人其实也是认同汉王朝的这一点，还要注意到西晋大一统之后，人们关于三国时代的普遍论述。左思《三都赋》就是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三都赋》就是将魏、蜀、吴并置来写的，虽然这多少是沿袭了汉代人写赋的习惯。左思先是表扬蜀、吴有多么好，最后说魏更了不起，比蜀吴都高明。左思与陈寿是同时代人，但左思生长在中原之地，从魏入晋，你可以看到两个来历不同的人是用了几乎相同的方式在讲述三国，而这也就是当时普遍的论述方式吧。无论陈寿内心如何，我想当他在洛阳编写《三国志》时，他也只能遵循这一话语。

澎湃新闻：传统的男性视角对《三国志》的解读，更倾向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宏大历史叙事，您作为女性学者，有没有区别于传统视角的新的解读方法？

戴燕：传统的解读已经足够丰富，但正如你所说，侧重的是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军事上的你死我活，因为大家都这样讲，我就可以省略不讲。的确，我是一个女教师，不过，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潮流，我还是受它影响多一点。因为我是以纪传为中心讲《三国志》的，每讲一个传，其实是希望能找到与之相配的视角，希望以这种方式去贴近历史。比如说《史记》中是没有后妃传的，到《汉书》，有外戚、元后传，陈寿则是分别写了三国的后妃、妃子、妃嫔传，以后范晔才跟着写了皇后纪、沈约写了皇后传，那么，是不是该讲一讲三国的后妃？史学史上，对《三国志》评价没那么高，其实它也有几个“第一”，像方技传就是以前没有的，《史记》中有日者、龟策列传，主要写占卜人物，写华佗这样的医生，陈寿是第一个。还有写日本的倭人传，也是陈寿开的头，虽然《汉书》提到过一点点。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2007年10月您在《读书》上发了一篇《卞氏的故事》，那是您讲义的第一篇，应该就相当于后续一系列解读的开端？

戴燕：对，我发表了这篇讲义，有人看了说挺有意思，这才让我有动力把讲义一篇篇整理出来。过去不大有人关心卞太后，大家都喜欢讲曹操，忘记曹操旁边明明是有一个卞氏。我们知道曹魏是严令禁止太后干政的，在这种情况下，陈寿还能依据史料写出这样的后妃传来，是不是也很有意思？讲卞氏的故事，而能用上不少文学作品，这当然也是我很乐意尝试的。

我在中文系的课上其实还讲过班昭的《女诫》，跟讲卞氏的方法不同，那是围绕《女诫》，从《礼记·内则》下来，一路讲到五四前后，历史上有关女性观念的演变。那是我讲的另外一个女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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