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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波士顿市民塞缪尔·休厄尔是如何获取新闻的

[英]安德鲁·佩蒂格里

2022-02-03 13:46

1704年4月24日，波士顿市民塞缪尔·休厄尔带着约翰·坎贝尔的第一期周报《波士顿新闻信札》穿过查尔斯河来到剑桥。休厄尔当时正要把其中的一份送给他的朋友、哈佛学院代理校长塞缪尔·威拉德牧师。威拉德收到后非常高兴，立刻就将其分享给了其他同事。塞缪尔·休厄尔当时是这座美洲殖民地最大的城市的重要居民之一。在过去五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商业和政府的核心人物。1691年，他被任命为总督会议委员，每年连任，直到1725年退休。作为一位地方法官、父亲和邻居，休厄尔是这个强大的新兴社会的模范公民。

休厄尔也写日记。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超越了他的所有其他成就，使他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因为休厄尔定期记录他的日常事务：他的工作、他的谈话、他参加的布道，以及他是如何获得新闻的。

对于研究新闻的人来说，这一资料非常宝贵。在这一叙述过程中，我们目睹了新闻供应和可获性的真正转变。到了18世纪，能够定期获取新闻的人数大大增加。报纸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些地方，日报即使不够普遍，也越来越容易买到。但是，尽管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生产方面描绘新闻的历史，要亲身体验读者对此的看法却要困难得多。像休厄尔这样表达能力强且坚持记录自己对日常新闻文化的感受的读者是相对罕见的。

有时，现有的资料可以告诉我们更多关于相对不善言辞的新闻消费者的信息。在本书中，我们间接使用了一份宝贵的资源，即法庭记录和司法议程，这部分资料当然是正确的。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欧洲统治者认为讨论公共事务有损公共利益的事实。更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舆论监管并非集中在印刷上，而是口头：即奥格斯堡市议会所称的“危险的空谈”。新闻没有国界。在一个城市印刷的东西可以在另一个城市被出售和阅读，一旦新闻进入公共领域，就很难阻止它流通。新闻很容易从手稿变成印刷品，从印刷品变成演讲稿。

1640年加泰罗尼亚起义时颁布的一项非常有启迪作用的法令显示了对不同媒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微妙理解：

任何人不得拥有、阅读或聆听任何为这个公国的起义和战争的继续进行辩护、警告、建议和鼓励的书籍或报纸，无论是印刷的还是手写的；凡熟记这些书籍或报纸中任何部分的人，不准把它们讲述出来，也不准让任何人听到它们。

学者们倾向于优先使用印刷文字，因为它提供了大量过去事件的现存证据。但压力重重的地方法官们从未低估过话语（或者说记忆，正如这个西班牙的例子所表明的）的力量。通过阅读《圣经》，他们知道“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也知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确实，他们对此非常在意。在欧洲那些拥挤的城市里，生活空间狭窄，人们几乎不知道隐私为何物，到处都是烈酒，谣言如野火般蔓延。当市政当局把一个散布煽动性言论的人逼入死胡同时，他们总是煞费苦心地想弄清楚这些异端最初是如何听到这个谣言的，后来又向谁说起过。

新世界正在形成，但旧世界并没有被驱逐。新闻交流的多媒体世界，那些带来新闻和听到新闻的人之间的微妙的互动链，并没有在来势汹汹的期刊报纸面前消失。法庭记录提供了一些关于前现代新闻传播的最佳证据：它们揭示了一个充斥着喊叫、侮辱、谣言和歌曲的剑拔弩张的动荡世界。研究发现，歌谣是这一时期一种特别有力的批评载体：巴黎警方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仍然非常关注讽刺歌曲的流传，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这个信息交流丰富多样的世界里，很明显，尽管各种形式和种类的商业新闻纸不断增加，许多市民仍然可以免费获取所有他们需要的新闻。

新闻消费者在某种意义上已属特殊，而记录自己对时事的反思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所以，花点时间去了解三个以自己的方式记录想法的人会很有帮助。他们身份各不相同：英国工人、荷兰职员和北美地方法官塞缪尔·休厄尔。不仅是细致入微的日记，这三个人在其他某些方面也很不寻常。但是关注他们时，我们的确得知了很多本书所提供的多媒体世界的内容。尽管现有的新闻媒体日益成熟，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东西仍然没有改变。

形势逆转

尼赫迈亚·沃林顿是一个谦逊低调的人。他是伦敦一位木料旋工的儿子，一生都操着父亲留下来的手艺，住在一所离他出生地很近的房子里，位于伦敦桥以北几码的地方。沃林顿对公共事务并不感兴趣，但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正是作为这个时代的编年史家，他后来才有了名气。沃林顿的生平很不寻常。1618年，就在他以独立工匠的身份加入旋工公司前不久，他开始在众多笔记本中记录他的宗教思考、时事评论、信件和抄写的部分印刷新闻书。1654年决定停止写作时，他已经编纂了五十卷书，其中至少有两万页密密麻麻的文字，他成为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工匠编年史家之一。沃林顿善于内省，有时他会想，这种强迫性地记录自己日常精神之旅的做法是否相当不健康。尽管像其他商人一样时不时有金钱烦恼，沃林顿还是在书籍上花了很多钱。在内战初期激动人心的岁月里，他买了数百本新闻小册子。1642年，当他悔恨地凝视着堆积在他家四处的小册子时，他意识到这些东西是一种奢侈：“这些每周新闻的小册子……是许多小偷，它们在我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就把我的钱偷走了。”

沃林顿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证人，因为他写作的时期，新闻环境变化非常迅速。在1620年代和1630年代，当沃林顿刚开始编纂他的日记时，英国的新闻连载出版物时不时被禁止，并一直受到严格控制。但作为一个伦敦市民和虔诚的清教徒，沃林顿在首都动荡的政治事件中扮演着热情的观察者角色，偶尔也参与其中。1638年，尼赫迈亚被星室法庭问及散发煽动性书籍的问题。鉴于书的作者威廉·普林受到了残酷的惩罚，他对此感到惊恐是可以理解的。三年后，据说有一万五千名伦敦人来到威斯敏斯特，劝说上议院给可恨的斯特拉福德定罪，尼赫迈亚也是其中之一。沃林顿想：“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当他们看到有哪个勋爵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喊，正义！正义！”。

沃林顿非常清楚自己生活在事件的中心，他通过自己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视角来解释这一切。几乎所有他记录的新闻事件都被视为“神的意志”的证据：惩罚有罪之人，或考验主的子民的信仰。他的编年史有整整一卷专门讲述了那些亵渎安息日的人所遭受的恶果，这样的例子在这个拥挤的大都市中屡见不鲜。1632年，他记录了一个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一个星期天，两个年轻人在白教堂区的一艘船的索具上嬉戏，其中一个坠船身亡。沃林顿从这位受过惩罚的幸存者身上得到这个故事，许多这样的故事——一个孩子在母亲进行每月洗涤时掉进火中；或者一家人在安息日外出时房子被烧毁——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到他这里。内战开始后，沃林顿同样一丝不苟地收集国王的军队轻蔑地称这些敬神的人为圆颅党时，遭遇突发灾祸的实例。沃林顿的上帝很快就通过种种迹象表明他对那些坚持走“直路”和“窄路”的人的偏爱。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对埃吉山战役的特殊描述：“上帝在指引子弹方面的令人惊叹的工作。”

尼赫迈亚·沃林顿的手记。（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华盛顿）

在寻找天意运作的证据时，沃林顿毫不怀疑地记录下许多奇怪而具有威胁性的征兆：1626年一场可怕的暴风雨，1628年在伯克郡看见一颗流星。七十年后，对于老练的伦敦新闻工作者来说，这样的报道含蓄地指出了乡下人的轻信，但沃林顿这一代人却没有这样的怀疑。1643年在诺里奇附近发生过一场可怕的风暴，导致一百一十一只白嘴鸦和寒鸦死亡，这一自然现象引出了一个巧妙的解释：“我们可以推测，这可能是上帝对那些劫掠财物的骑士叛乱者的审判，他们像白嘴鸦和寒鸦一样，现在靠着老实人的汗水吵闹生活。”

沃林顿细致入微的记录有力地证明了城市人口对重大事件的影响。在尼赫迈亚出生的前几年，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就已经非常精确地把英国国民划分为“有官职的人和没有官职的人”。工匠和商人属于后者，他们“在我们的国民中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权威”。沃林顿这代人颠覆了这些自信的假设。虽然他在可获得的新闻出版物上花钱大手大脚，但他的大部分新闻都是通过朋友、偶然相识的人以及教友们紧密联系的网络获得的。对于一些重大事件，如伦敦桥的燃烧，他作为目击者进行记录。另一些记录则是他从小册子中抄来的，比如1618年令詹姆斯国王大为震惊的彗星。

他不顾一切地为1640年代的连载新闻掏腰包，这些新闻在哪些方面影响了这种成熟的新闻意识？沃林顿当然对决定冲突结果的更广泛的战略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意识到自己家人所在的爱尔兰将发挥关键作用，并对冲突后期英格兰和苏格兰虔诚教众之间出现的裂痕感到惋惜。他在一封写给在新英格兰的朋友詹姆斯·科尔的颇有见地的信件里，定义并分析了战争的各个阶段：1639年至1640年的“教士战争”、1642年的“渎神战争”和1648年的“虚伪战争”。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只是改变了他主观判断的名称，但几乎没有改进年表。沃林顿的兴趣并不局限于英国战争。1638年，他手中的一本书揭露了德意志基督教人民的悲惨境遇，1628年，他哀悼了拉罗谢尔的胡格诺派教徒的命运。

沃林顿的小册子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而收集的，即创造一种历史叙事，让“下一代人能够看到上帝所做的一切”。他的记录将把上帝的子民所经历的考验告诉后代。沃林顿对这些考验的感受非常强烈，因为战斗造成了他身边人的伤亡：一个学徒和一个亲密的朋友。在个人与政治的交汇处，新闻网络并不总是运转顺利。直到1643年，在专门讲述天主教在爱尔兰的暴行的章节中，沃林顿才记录下了两年前被谋杀的姐夫的死亡。大概此时他才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

沃林顿是个老练的读者。有时他会从新闻书中抄写他亲身参与过的事件：在这里，他通过笔记来排列和整理自己的回忆。他对战争年代的详细叙述提供了一部扣人心弦的当代史，它主要根据他收集的小册子和亲身经历编纂而成。很少有人像我们的旋工师傅那样致力于为时事带来秩序；在一个由虔诚塑造的世界观中，他的笔记本成为记录和预言上帝对人类不可言喻的目的的一种手段。

同侪之首

和尼赫迈亚·沃林顿一样，塞缪尔·休厄尔也是一位虔诚的牧师。他结婚之前曾在哈佛接受过培训，最初打算担任神职，神学教育的印记一直伴随着他。他定期合理参加布道，经常在礼拜天出席两次，而且还是安息日的严格捍卫者。波士顿的主要部长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作为地方法院的司法专员，休厄尔的首要职责之一就是参与著名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对被告定罪。他很快就开始后悔自己在这一黑暗勾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是唯一一个公开否认自己角色的法官；他光着头站在会众面前，他的牧师宣读了一份正式的痛悔短祷。

休厄尔从二十一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年，总共长达五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波士顿从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繁忙的乔治亚城市。休厄尔仍然忠于老一派的价值观，但是他的正直不容置疑，且没有个人的虚荣心，这让他受到整个社区的尊重。

作为波士顿商业和政治精英的一员，休厄尔能够接触到最可靠的信源。他热切地阅读收到的邮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也热烈欢迎波士顿第一份周报的出版。他一生都在订阅这份报纸，并把连续几期报纸整齐地装订成册，放在他的图书馆里。但是，尽管这份代表了欧式教养的高雅报刊使他感到快乐，他在《波士顿新闻信札》上读到的内容似乎只对他的新闻世界产生了微不足道的影响。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报纸出现之前，休厄尔就已经身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新闻网络的中心：家庭、商业、司法巡回区和殖民政府。

当休厄尔婚后搬到岳父家时，他立即加入了一个重要的新闻中心。游客和信使带来了定居在马萨诸塞湾附近农场和居民点的家庭成员的信息。在危机时刻，休厄尔会是最早知道这个仍属边陲社会的地方所面临的威胁的人。1690年，当一位信使带来了印第安人进攻的消息时，休厄尔立即写信给他的父亲和兄弟。就连即将迎娶总督女儿的休厄尔之子的婚礼也被暂时打断，以便总督能大声朗读自己儿子（殖民地司法部长）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抓捕某个海盗这件让他一直奔波的事情。

海盗和他们的命运经常被特别记录在休厄尔的日记中。作为一名法官，他经常碰到对他们的审判，作为一名从事出口贸易的商人，他非常清楚他们对殖民地经济构成的威胁。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站在仁慈的一边。休厄尔有着令人羡慕的强健体格，他不停地旅行，骑马去波士顿以外的地方做生意，或作为一名法官进行巡回审判。日记中较早的一段文字可以让人感觉到他的熟人圈子内丰富的互动，以及他们作为新闻传播者的角色：

乔舒亚·穆迪和我出发前往伊普斯威奇。我住在斯帕克家。第二天，2月12日，我去听了穆迪先生的布道，和科贝特先生共进晚餐后骑马去纽伯里，看望因腹痛而感到不适的理查森先生。2月16日，星期一，我请菲利普斯先生和佩森先生到镇上，过一天斋戒日。穆迪先生上午布道，菲利普斯先生下午布道，伍德布里奇先生和派森先生协助祈祷。这是一场日程相当满的集会，穆迪先生已经通知过大家，他整个安息日都在布道。去韦纳姆和伊普斯威奇时，我们被告知安息日（2月8日）那天，大约在下午锻炼结束前，那里和塞勒姆发生了地震。大多数人都听到了一种吓人的阴沉之音，但许多人也感受到了震动。

《波士顿新闻信札》，从副标题到日期的风格都是对《伦敦公报》的盲目模仿。

休厄尔和沃林顿一样，是一位对自然现象和天象不加怀疑的记录者。虔诚的新教徒在早期的日记写作者中占据如此突出的地位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们往往极其坦率：在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的注视下，掩饰是无用的。1717年，休厄尔失去了妻子，他卑微地寻找一位合适的孀妇，想与她共度晚年，这一切都被完整而痛苦地记录下来。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大众印刷媒体开始在休厄尔获取新闻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因为报纸本身有了进步，正如我们看到的，约翰·坎贝尔采取了一种固执的老方法来对待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相反，由于休厄尔削减了自己的公共责任，他越来越依赖于二手信息。在他的晚年，他甚至依靠年轻的女性亲戚来打听消息，比如，“表妹简·格林太太告诉我，伯纳州长的任命要来了，我之前从未听说过，虽然前一晚镇上的人就知道了这件事”。

在18世纪的头几十年里，休厄尔的日记最生动地揭示了新闻采集和传播在本质上的等级结构。公共印刷品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波士顿印刷厂出版的小册子可以刺激当地的辩论。但最重要的消息不可避免地首先传到殖民地的主要市民那里，他们再把消息传给亲属、同事和他们认为合适的其他民众。重大消息在波士顿十一座教堂的讲坛上被公开宣布。但是休厄尔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有很多新闻没有必要被拿去烦扰社会地位比他们低的人。在乔治亚的波士顿，最有价值的消息还是在亲信的圈子里流传。即使是一个建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民主原则之上的社会，也对最宝贵的商品——信息——加上了自己的社会过滤器。

波士顿不是一个典型的地方。直到休厄尔的生命接近尾声，这座城市才放松了对特许经营场所的严格控制（他对此并不同意）。在其他地方可能于家中或酒馆里进行的业务，往往在波士顿的公共集会中进行：教会、法庭周围，甚至在葬礼上。当然，波士顿和其他地方一样，容易传播不受控制的谣言，要么是国内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要么是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1685年9月22日，休厄尔从邻居法伊菲尔德那里听到了一个相当混乱的故事——法伊菲尔德地位不那么显赫，没有进入休厄尔的日常圈子——关于蒙茅斯公爵的处决（这发生在7月15日的伦敦）。法伊菲尔德是从一个鱼贩子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后者显然是从一位船长那里听来的。接下来的一周，休厄尔在日记中进一步记录了借更可靠的信源进行更正后的叙述。在这里，和往常一样，与正常的精英传播渠道相比，不够准确的流言传播得更快。

波士顿是一个独特的实验室：在这里，新闻的筛查比在人口更稠密的欧洲大陆更严格，报纸作为第一新闻来源起着次要的作用。休厄尔致力于印刷业——他年轻时曾管理波士顿出版社三年，是一名出版作家——并孜孜不倦地收集报纸。但大多数时候，他把那些自己精心装订的报纸作为参考资料，用以查阅姓名和日期，或被全文转载的政治文本、演讲和宣言。波士顿报纸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商业参考资料，例如入境船只的靠岸日期。尽管把商品价格纳入其中是波士顿第二份报纸《公报》的创新，但这一创新在波士顿商人的要求下被放弃了，因为他们不希望失去对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的竞争对手的商业优势。

在某些年份，休厄尔为他的装订本准备了一份主要事件的索引，并适当添加了旁注。尽管如此，当地报纸在休厄尔的信息网络中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事实上，其作用还小于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船只带来的进口报纸。也许对于那些没有休厄尔那么有人脉的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坎贝尔的报纸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它将新闻带给波士顿周边规模较小的地区的订阅者。相互竞争的报纸带来了不同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精英对新闻的控制。但是在波士顿这样的地方，与讲述者信誉密切相关的口头传播方式，在整个殖民时期一直是新闻传播的核心。

业余新闻记者

到了18世纪中叶，荷兰共和国已经失去了一些早期的光辉。人们不再因其对国际贸易的无情控制而感到恐惧，也不再因其突然崛起为欧洲第一强国而感到敬畏。但这仍然是一个极复杂精妙的社会；它仍然拥有欧洲最发达的新闻市场之一。它的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份固定的报纸，其中一些到那时已经创办很久了。《哈勒姆真理报》是直接从17世纪中期创办的报纸发展而来的。1650年到1750年，它的发行量扩大了十倍，大约有四千三百人订阅了这份每周发行三次的报纸，而《阿姆斯特丹报》的销量约为六千份。这些对出版商来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不过考虑到阿姆斯特丹的人口规模和当地缺乏竞争，这个数字就没那么具有冲击力了。18世纪中叶出的十份荷兰报纸的每一份都享有地方垄断，受到地方当局的保护和管理。这样的竞争来自相互重叠的市场：《哈勒姆真理报》一半的印量是通过其阿姆斯特丹经销商销售的。

荷兰新闻文化的活力源自其悠久而杰出的小册子制作传统，作为欧洲城市化和文化水平最高、资产阶级化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其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明显更加无拘无束。这里是新闻爱好者和业余工作者的天堂，而这些人之中没有人比扬·德布尔更热情。

扬·德布尔是一名职员。他每周有三天在一个酒商的办公室里工作，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其他活动。显然，他的生活条件相对宽裕。他积极纳税，在哈勒姆有一间小房子，可以免费租给“穷人”。德布尔还是天主教徒，是一个少数教派的成员，它招致了一些反对，但其成员通常都能和平地进行宗教活动。但是德布尔很清楚，是地方长官保护了他们，有部分人不希望他们有什么好下场。

德布尔的新闻日记很不寻常。与沃林顿或休厄尔留下的记录不同，它几乎没有包含自传材料。德布尔很少写日常活动，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记录新闻上。他是在政治危机时开始写日记的：威廉四世被任命为总督，以及1748年的税务骚乱使威廉得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德布尔继续写了十二年，才放下他那本精美的书，他为这本书准备了一页装饰华丽的扉页。尽管他运用了自己所有的专业技能来制作这本书，但此举并不是为了扩大发行量。这本书一写完，德布尔就把它和其他手稿一起锁在柜子里。他如愿以偿，这本新闻编年史至今仍是一份未出版的手稿。

德布尔大部分日子都在写他的编年史。除了口耳相传的消息外，他的信源还包括书面报道，其中许多都被他粘贴到书中适当的位置。德布尔是一个有天赋的新闻收集者，他有真正记者的直觉。在被挫败的税务骚乱的两个主谋将被处决的那天，德布尔确保自己提前来到达姆广场，以便研究具体的安排。他确信，在出入口都很窄的情况下，人群的聚集会带来麻烦，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庞大的人群无法控制，枪声四起，在匆忙逃离的过程中，许多人被压死。即使在这场悲剧中，德布尔也能为自己的报道质量而感到庆幸：“我知道，没有人像我这样仔细和认真地观察了这一事件，并立即将之全部记录下来。”

德布尔也热衷于读报纸。他是《阿姆斯特丹报》的忠实读者，但《海牙报》在他的日记中被引用的频率也差不多高。这两份报纸轮流于不同的日子（在当地是周二、周四和周六，在海牙是周一、周三和周五）出版，因此订阅这两份报纸的读者实际上等于购买了一份日报。在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候德布尔还能得到其他的报纸：《莱顿报》，以及来自哈勒姆、鹿特丹和格罗宁根的报纸。大多数都可以在阿姆斯特丹的书店里买到。德布尔还阅读和收集小册子。多伦骚乱促使人们为当前的经济弊病寻找替罪羊，一些小册子公开质疑天主教教徒能否成为忠诚的荷兰市民。德布尔既是这场争论的参与者，也是观察者：他相当自豪地指出，他的诗《祖国》已经出了好几版。小册子经常是他从街头小贩那里购买的，有时朋友们得到了一些已知被地方法官禁止的东西，也会提供给德布尔。虽然德布尔平时遵纪守法，但他很享受这种即使不是特别危险也属半地下的书籍交易。

因为德布尔非常仔细地记录了他获得新闻的渠道，我们能够较为准确地剖析18世纪阿姆斯特丹的新闻网络，这一网络允许感兴趣但没有特权的市民进入。结果很有启发性。例如，1748年，德布尔在他的编年史中记录了一百七十九个新闻故事的来源。其中两成是他亲眼目睹的，四成是他从第三方那里听来的，还有不到四成是通过阅读印刷品获得的。这是阿姆斯特丹政治特别动荡的一年，但即便是在大多数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时候，比如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他的报道也只有不到一半来自印刷材料。即使在印刷品中，报纸也远不是主要的新闻来源。如果我们调查一下德布尔在他的新闻编年史中插入的内容，就能发现其大部分都来自其他类型的印刷媒体：小册子、政府出版物和一些雕刻画。尽管阿姆斯特丹是17世纪最早的报纸贸易中心之一（请记住，该市曾一度有九家相互竞争的报纸），但报纸在18世纪阿姆斯特丹的新闻世界中扮演了一个相对低调的角色。

厌烦斯内克

为什么在18世纪中叶，即使对扬·德布尔这样一个忠实的新闻追随者来说，报纸仍然是一种令人不满足的新闻来源呢？在荷兰共和国，从17世纪继承下来的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报业实际上受到更多约束。每个城市只允许有一份报纸。作为对其垄断地位的回报，这份报纸要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而编辑们则小心翼翼地不发表任何地方法官可能反对的东西，以免影响他们的投资。对报纸内容的自我约束并没有被世纪末的伟大革命推翻。19世纪的法国和低地国家都出现了一种向熟悉的、更为保守的报道模式的倒退。在这方面，英美的争议性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例外。更典型的是作为荷兰共和国主要智识中心的《莱顿报》于1785年刊载的这篇社论公告：

由于报纸的目的是发布新闻事件和印刷官方文件，而不是收集论辩文章，我们恳请投稿人不要用这种稿件来打扰我们。

荷兰读者确实希望参与政治辩论。但这主要局限于小册子和新一类政治期刊。享有特权的、谨慎且有利可图的报纸仍然是不可侵犯的。19世纪国内新闻的报道将会扩大，成为报纸的核心业务。但在18世纪，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

荷兰报纸坚决拒绝宣传当地的政治争议。1786年，除了弗里斯兰自己的报纸《吕伐登日报》外，每家荷兰报纸都刊登了弗里斯兰爱国者的一封信。《吕伐登日报》意识到它很容易遭到当地政府的反对并被取消有助获利的特权，于是只满足于重印地方法令：例如禁止来自斯内克镇的水果篮（它们明显小于弗里斯兰地区其他地方的水果篮，客户可能买到短斤少两的货物）。

这似乎是一种荒谬的陈词滥调，尽管平庸狭隘的传统在许多地方报纸中仍然存在。但它确实让人们注意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报纸大部分稿件的直接来源。即使在18世纪末，官方出版物仍然是新闻和信息的重要渠道。本书上一次讨论到这点时，它被当作16世纪新闻市场不断扩大的一个因素，当时欧洲各国政府开始以大报和小册子的形式大量印制公告和法令。但这并没有随着新的商业新闻出版形式的出现而结束。从17世纪开始，官方出版物的摘录和全文被简单收入连载新闻出版物。而政府则继续以传统的方式颁布法令，在公共场所张贴告示，或在市集广场上大声疾呼。在识字普及之前的时代，这种口头发表形式继续在新闻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新的读者群来说，报纸则在其他方面让人失望。直到18世纪末，报纸还完全没有插图。那些想要获得重大事件的视觉呈现的人，如扬·德布尔，不得不单独购买雕刻品或木刻版画。这种间歇性活跃的市场为新闻关注者勾勒出一幅幅重大事件的图景。但购买者必须自己将这些插画与报纸或小册子上的叙述结合起来。在新闻故事的绘画中巧妙而引人注目地并置文字和图片仍需时日。

读者还担心报纸的准确性。1757年，德布尔试图了解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战争的最新消息。尽管他密切关注着新闻，但还是被相互矛盾的报道搞糊涂了：“我实在不懂如何协调这些不同的报道，我将把它留给比我更聪明的人去做。”真正的问题是，仍然占据报纸主要版面的远方新闻迟迟不能到达。在这方面，从17世纪到19世纪，新闻的供应并没有很大的改进。格罗宁根的报纸在1750年的新闻报道实际上要比1800年的更及时。事实上，一旦欧洲邮政网络在17世纪中叶建成，就再没有什么能进一步加快新闻的传播速度了。只有19世纪的重大技术革新——电报和铁路，才能带来明显的变化。到那时，变化是惊人的。1823年，外国新闻平均需要十八天才能传到《吕伐登日报》。五十年后，这个数字减少到四。

这要紧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对第一次听到或读到它的人来说是新鲜的。它作为娱乐或说教文本的价值并没有因为它在传播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而降低。如果它是一个更新过的旧故事，那么它根本不需要新的内容来表达观点。这对于本书中许多新闻的新消费者来说是事实，但对于那些舆论制造者来说，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传播速度对他们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对他们来说，就像四百年前一样，能获取可靠的新闻来源是权力的核心属性，他们继续从报纸之外的渠道来获取新闻。

从“痒”到“病”

在14世纪到18世纪之间，能够定期获取新闻的人大大增加。新闻媒体对这种公众的变化适应得很慢，尤其是在语气和风格上。重要的是要记住，专业新闻服务是在“委托人”（client）一词用来描述生产者而非潜在买家的时代首次亮相的。新闻工作者把自己献给一位显赫的贵族或王子，就像诗人献上十四行诗、艺术家献上肖像画，以期得到奖赏一样。甚至当这项服务被货币化时，新闻写作者争取客户的语气也很像一个商人在兜售他的商品。这种委托关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当时像丹尼尔·笛福或塞缪尔·约翰逊这样的受雇作家通过写作来换取补贴或工资。或者说，在巴黎的公报作者那漫长、慵懒和娇纵的职业生涯中，他通过对王室特权充满敬意的主动歌颂使报纸获得王室垄断的保护而免于竞争。

同样，新闻写作也固执地坚持着通过为欧洲统治阶级提供信息和简报发展起来的风格。新闻从秘密简报演变成商业新闻信札，然后被插入第一批报纸，但它在风格或组织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可以说，购买这些报纸的新一代读者会感到荣幸，因为他们能得到以前只在统治阶级的秘密顾问之间传递的信息，但他们可能也很难理解这些信息。新闻工作者认为没有义务对此进行解释。如果读者想得到这些外国政治报道的解释，或者想知道与自己生活更相关的那些领域发生了什么，他们就不得不依赖传统的新闻传播机制，即以对话为主。

许多新闻和大部分的解读与分析都是通过口头传达的。这种对读者真实生活经验的漠视，或对想象中的读者的建构，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关于让-保罗·马拉的故弄玄虚的古典典故中。到我们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新闻工作者明显给人一种印象，即他们更关心赢得上流社会人士或作家同行的认可，而不是被压迫的读者的认可。新闻以作家为中心，而非公众。读者要么接受，要么放弃，他们必须振作起来，跟上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欧洲市民的确选择进入这个难懂的印刷新闻世界。约翰·库珀在1667年写道：“你无法想象，人们对新闻的‘痒’已经发展到‘疾病’的程度。”这一医学上的比喻很能说明问题。对许多人来说，新闻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在重大事件发生时购买小册子，已不怎么令人意外。对解释、规劝或准确性证明的需要足以解释这一时期伴随着所有重大事件的小册子的涌现。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这样一个报纸有时会坦承确实没有新闻的时代，人们也希望定期阅读新闻。

答案似乎是，报纸的价值部分在于其所包含的内容，而至少同样重要的是阅读报纸这一生活方式所代表的事物。它们使读者得以瞥见一个远超日常经验的世界。事实上，他们瞥见了许多世界：从未去过的国家、庆幸从未经历过的战争、永远见不到的权贵——即使见到了，这些人也不会多看他们一眼。他们可以在历史作品或旅行叙事中了解这些世界，但在报纸上，他们却被带入一个不可预知的大杂烩中，没有叙事，只有牛肉派或一夸脱麦芽酒的价格。没有报纸的生活是可行的，但一旦有了报纸，它很快就成为一种文雅生活的配备。它是一种标志，表明市民已经在社会上达到了一定地位，失去这一地位将是痛苦的。报纸已进入欧洲社会的生命线，没有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