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志 | 岸上人怀恋着水上的一生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采访并文 | 凝雨

指导老师 | 王洪喆

编辑 | 林子尧

编者按：

中国传统农历的新年，象征着一场新的轮回。在漫长的人生里，是这样顺应着节气、天文变化的历时里的节日昭示着一次次新的希望。家族志的一篇文章里写道：“称呼某地是家意味着人类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曾）依附于某一片土地，这显然是一种示弱的姿态。”在中国传统里，以家庭为单位的精神依托把人与人联结起来，因而在纷乱流离的生活里，人在时空中始终有一个确定的坐标，通过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找到自己。

虎年新春，湃客镜相联合北大传播学课程的作者们，共同书写家族历史。并以自身童年至青年视角的转换，折射出几代人沟通、理解和凝视。是在代际轮回里生生不息的传承——文化与情感，故土与新人，赋予了中国人“家”的精神归属。

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常常自己看着电视，听着他们两个和村里的其他老人一起聊天。一直以来，爷爷奶奶家都是街坊邻居茶余饭后闲聊的场所。他们的平生遭际，如此真实地刻在岁月里。

一

太公是岸上人，因而对于土地，爷爷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太公有脚疾，算是半个残废人，生儿育女一辈子，只能做些轻活以贴补家用。爷爷上了五年学，五年级时因为一些原因中断了学业，风波过后，只能告别学校，开始没日没夜地干活做事，下地农耕，上山砍柴，修渠道，建水库，和那个时代的人一同早起晚归。后来，爷爷凭借自身能力当上了队长，喊出工，搞分配，颇有些威风。

但爷爷从来不是一个威风的人，只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做一份事，拿一份钱，不争不抢。70年代担任生产队队长，千禧年后再次出任队长，负责村上五队的有关事务。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爷爷有段时间晚上经常出门。每次问奶奶，奶奶都说，爷爷去别人家收医疗保险费去了。那时候缴费还没有实现电子化，爷爷不想麻烦别人送钱上门。于是到了该收费的时候，爷爷就会趁着晚饭后，每家每户上门收钱，再自己一个一个登记好。

通往别人家的路上，满是他的足迹。

酉乔的“老屋下”

二

岸上人的称呼，是与水上人相对的。而我会知道水上人，是因为奶奶。一直到七岁，她都生活在船上，往后一直怀恋着这短暂的船上生活。

小小的蓬船，住着老外公一家四口人。船篷是自己做的，用竹篾和粽叶搭在船上。蓬下分为三格，靠近船头的一格放着做饭用的灶，其实只是一口和着土和泥巴、带上一个烧火口的瓮。船尾那头的一格用来睡觉，这一格被人为地分成上下两部分。下面睡人，人的上面横着木板，板上摆放着一个木制的小菩萨。菩萨是用来祈福的，保佑在水上颠簸过活的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面对茫茫河湖，小菩萨是漂泊无依者的定心针。两格中间，留有狭小的供人坐下的地儿。

老外公家几代都是水上人，船也就一代代传下来。倘若船坏了，便花钱请人再造一艘。世世代代，生活也就这样继续着。老外公是渔业社的，每天只是打鱼、晒网。那时候省境内水域比现在更广阔，每年涨水好几回。每次涨大水，老外公就撑着他的船到处载人出门，不过不收费，算是顺路也算是卖个人情。

生于水上，长于水上，奶奶摇橹的技艺几乎是天生的。老外婆从岸上来到水上好几年，始终不能熟悉如何摇橹、如何撑船，甚至比不过几岁的奶奶，加之年岁日长，于是，奶奶五六岁时就接替了老外婆的位置，配合老外公摇橹，和老外公一起撑着船四处奔忙，上至士安，下至十昌。河水水深阻力大，奶奶除了卖力摇橹以外，别无他法。

打鱼时，从船上撒网，船网一齐漂行。如果遇到洋船，奶奶须负责打灯，让洋船避让。所谓洋船，指的是载木头的货船。那时候，洋船上的人也会主动避让，大船小船两者相安无事。打鱼所得并不多，多则三四角，少则分文无收。奶奶一家虽然以打鱼为生，但其实并不经常吃鱼，因为舍不得，更多的时候只是嚼着蔬菜。奶奶以为，日子会继续这样下去，或者直到结婚，或者结婚之后也一直在船上飘荡，直至生命终结。

只是，那时候打鱼完全顺遂天意，天却不遂人意。撒下去的还是那张网，能收上来的鱼越来越少，奶奶一家生活日渐困窘。1966年，老外公被“下放”，奶奶从水上来到岸上。上岸之后的落脚点，是这群水上人自己选择的。水上人一直漂流四散，最终上岸了，他们也没能聚拢。之前经熟人介绍，老外公在木滩买了自己的第一间也是唯一一间房。房子不大，奶奶试着走过，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只消四步。不过，它也终究是个家。因此，老外公选择在这里落户上岸。奶奶一家姓曾，贸然闯进刘姓为主的木滩，常常被歧视，只是生活还要继续，看不起就看不起吧。

和爷爷当年类似，上岸之后的奶奶扛过锄头，割过稻子，修过水库，挖过渠道。当老外公年纪大了，不能再劳作时，奶奶和她的哥哥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照顾一家五口（彼时奶奶的妹妹已经出生）的责任。

日子一天天捱过去。日复一日这样的集体劳作，让奶奶对岸上的生活感到莫名的排斥，总是追忆曾经在船上的生活，虽不富足，然四处飘荡，自有一种自在感。

《边城》中翠翠在船上

三

虽然奶奶贪恋水上生活的广阔，但是水上人的时代，对于奶奶来说，已经是终章。尽管奶奶厌弃强制性劳动，然而即使在结婚之后，她依然困在“被管理”的笼子里，无力挽回。

爷爷奶奶是经过介绍认识的，他们两个相互支持，直到今天。

结婚之后，奶奶从木滩来到酉乔。在两个人的小家里，奶奶多了家务需要操持。白天依旧出工，晚上回家打猪草、做家务。单干分地时，太公和太婆被分散到两个儿子家里，由两个儿子分别赡养。这一举动，为两户家庭各增加了大概一亩地。只是没想到，这夫妻俩，从船上吵到岸上，老来却分离。

单干之后，笼子被打破了，只是生活的压力有增无减。种田耕地已不能满足家庭开支，爷爷奶奶只好四处开拓副业。上山砍柴烧木炭，下山之后挑去卖，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日常事务了。

在爷爷这房的某个亲戚家里，奶奶经常看到有人在做豆腐，便利用自家种的豆子，进行了一次制作豆腐的小试验，一次就成功了，由于她做的豆腐更紧实、更有弹性，豆腐很快全部卖出去了。于是，奶奶开始了她的“豆腐西施”的生活，爷爷也参与其中，帮奶奶打打下手。

凌晨一两点起床，漂，磨，烧，舀，滤，加入磨好的石膏浆点卤，放进箱里或盆里，用石头压在其上，将水分挤出，按照箱板的纹痕切块之后，将豆腐块放入水中，最后挑起水桶，拿到街上叫卖。小小豆腐块的背后是长时间的操劳。当奶奶提着水桶上街之后，爷爷就上山砍柴。而当“捡豆腐”的买家把最后一块豆腐买走之后，奶奶也会上山挑柴。一百多斤的柴禾，往往需要爷爷或奶奶长途跋涉。单独挑到江的另一边。

酉乔在水东，也就是江的东边。然而水西，即江的西面地区，才是柴火的主要市场。奶奶或者爷爷常常一个人背起百来斤的木柴来到江边，和其他人抢着渡河，甚至在上了渡船之后，在一片混乱和拥挤中，爷爷奶奶会被无意推下水。被别人捞起来时，爷爷奶奶也不忘捞起用于售卖的柴禾。而被捞起之后，他们仍然需要在混乱中抢着渡河。

落水之后，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为生计奔忙的心，却并不在意寒暖。

四

世纪之交，爷爷奶奶放弃了做豆腐，转而将副业瞄准于在窑厂烧砖，在工地和水泥、搬砖，在山上护林伐草……爷爷奶奶尝试过各种赚钱养家的方式，最后发现做小工比卖豆腐更划算。那时候，爷爷奶奶已经攒下来好几万块钱。用这些钱，他们在XXX国道旁买下80平方米的地皮。为了守住它，爷爷奶奶四处借钱，欠下一屁股债，更加卖力地钻营副业。四处辗转，到不同的地方做基本相同的事情，早上五六点出发，晚上七点回家，辛辛苦苦一整天却只拿十几块钱的工资，对于爷爷奶奶而言已是常态。县城里的公园、学校，开放商经营的房地产，乡下的房屋、水渠，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XX国道及其附近

我时常问他们为什么不外出打工，就像我父亲那般，毕竟“春风”不是同等地拂过所有地区。每当我问起这个问题，他们只是愣一愣，摇摇头，然后笑一笑，说：“八十年代水东人搞副业可以过得下去，出去干嘛呢？九十年代以后自己也年龄大了，出不去了。”我看着他们，觉得他们的笑里有着些许尴尬，或许是因为并没有人问过他们为什么不在身强力壮时“出去”，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其实，询问他们选择留下的原因，已经毫无意义。他们一直渴望离开，不是为了务工而离开的离开，而是与赚钱无关的那种出走。生活的担子压在他们身上太久，不管习不习惯，他们大半生都在匍匐前行。他们不祈求完全解脱，因为田地与杂活给他们安全感。他们所心心念念的自由，只是能够自主地选择停下，并且在停下时，自己可以有机会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对于自我的压抑，只需要短暂的释放。他们是人，正如我们也是人。

他们一直在酉乔这个小地方徘徊，在年复一年地做着和十几年前一样的事情。在工地上、山林间、窑厂里的，似乎一直是他们。在家里带小孩的，也是他们。或者正因为如此，他们从不掌控我的父亲和叔叔，而是让他们自由选择，让他们拥有不一样的可能。

只是，当他们把黄金世界承诺给了他们的孩子，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五

九十年代中期，“东南西北中，发财在广东”的话语传遍了整个酉乔村。那个时候经常有人从广东寄钱回来。当时从广东寄钱回来只能从邮政局写汇票，需要八天左右才能寄到老家。邮递员在祠堂门口叫一句“XX家寄钱回来了，过来取下汇票”，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心生羡慕，然后叽叽喳喳地说上半天。看着从广东回来的人头上打着金刚钻（以前的一种定型发胶），身上西装革履扎着领带，脚上的皮鞋油光锃亮，听着他们唾沫横飞地说着广东如何好，父亲心里蠢蠢欲动。在爷爷奶奶的同意之后，父亲和他的朋友从窗户口爬进人满为患的列车，驶向了他以为的新生活的起点。

爷爷奶奶，则被抛弃在了乡野之间，仍然在田间地头、工地山林中劳作。然而，究竟是谁抛弃了谁呢？或许是时代抛下了所有人。任何一趟列车，都没有能力将所有人载到自己心仪的目的地。即使爷爷奶奶当初去了所谓的发财宝地，也不过是像父亲一般，在大好年华之际漂泊在外，丢下父母孩子，在社畜生活与劳动中灰头土脸。或者说，像我的外公外婆那样，在中老年的年纪，挣扎着适应年轻人聚集的职工市场，在机械操作中被指指点点，然后越发空虚。

而这，不正是爷爷奶奶所厌弃的吗？正如他们厌弃昔日集体劳动的强制性一般。

“为什么要去做小工？”

“当然是赚钱了，没钱怎么过？”

“做小工不会累吗？”

“当然会，腰酸背痛的。但是比之前吃工分的时候更自由。你想去就去，想休息就休息几天，挺好的。”

“做小工是主业还是种田是主业？”

“肯定是种田了。”

“为什么？怎么我一直觉得你们经常出去做小工呢？”

“没有，只是最近几年你弟弟妹妹都去县城里上学之后，才多做了几天。在家里种田，可以有米有蔬菜，做小工的话主要是赚点零用钱，贴补家用。能多赚点就赚点吧，反正想去就去，挺自由的……等你以后赚了钱，带我们去北京去上海旅旅游就行。”

原来，他们理解的自由，是对于强迫性的抵抗，是对于后代幸福的期望，是自我选择地权利，是走向远方的可能。然而这种自由，真的是自由吗？他们选择了不适合他们年龄的体力劳动而非轻活，他们选择了零工与农耕而放弃纯粹的休息，这算是自由吗？他们对于自由的朴素理解，建构在他们的时代经历上。同时因为我们多元化地解构和重建好坏标准，因为这个时代丧文化不断发展，这种朴素显得弥足珍贵。或许不是最好的他们错过了最好的时代，而是时代变了，但是他们依然纯粹，尽管这份纯粹包含着由年龄带来的辛酸与无奈。

难得旅游的爷爷奶奶

七

去年十月，爷爷在县城的某个工地倒水泥时，手指不小心卡到搅拌机里，左手断了三根指头，甚至小拇指的半截被机器活生生地吞了，被送到医院紧急处理。经过大半年的休养，已经好了许多，不过手指仍然有点木（麻），依然在肿着。小拇指剩下半截的失落，或许就是爷爷当时和现在的失落吧。只能呆在家里，就像太公曾经那般，看着奶奶依旧里外操持，爷爷多少有些不适。

昨天，奶奶到地里替别人插秧，一天二百多块钱。早上四点起床，五点骑上电动车从家里出发，赶到别人的地里。顶着烈日，一直忙活到晚上七点多回家。和她同去的，是曾经也和她同去其他地方做小工的“同事”，大多六十上下。是啊，奶奶今年已经六十多了！

今天老家下了场雨，虽然没有下一整天，但也确实拦下了那群忙去赚钱的老年人。爷爷奶奶家里摆着一张桌子，是为了打扑克而特意搬到一楼的。奶奶在内的四个人坐在桌子旁，饶有声色地打着扑克，随着牌局嚷着笑着。外一圈坐着或站着感兴趣的看客，为人叫好或遗憾，甚至出点小主意。爷爷不爱玩牌，坐在离牌桌较远的地方，和其他人聊着。人们随时聚拢，随时散去。

所以，明天呢？明天，爷爷奶奶会想要做什么？他们会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