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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了一本“世界上最危险的书” | 乔伊斯诞辰140周年

2022-02-03 09:4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题图：

2月2日是爱尔兰作家、诗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诞辰140周年。乔伊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

乔伊斯1920年起定居巴黎。其一生颠沛流离，辗转于欧洲各地，靠教授英语和写作糊口。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描写下层市民的日常生活，显示社会环境对人的理想和希望的毁灭；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以大量内心独白描述人物心理及其周围世界；代表作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与悲观；后期作品长篇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借用梦境表达对人类的存在和命运的终极思考，语言极为晦涩难懂。

关于乔伊斯

文 | 戴从容

来源 | 中国画报出版社

1882年2月2日，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市南郊拉斯加一户市民家庭诞生了。他的生日恰逢天主教圣烛节，又是民间的土拨鼠日。圣烛节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40天后被圣母玛利亚带入圣殿，献给上帝。根据民间传说，这一天土拨鼠会从越冬的洞里出来，之后是否回洞睡觉，预示着春天是否提前降临。

1922年莎士比亚书店出版《尤利西斯》时，乔伊斯坚持克服一切困难也要在2月2日出版，正是出于对自己生日的神秘力量的坚信。

詹姆斯·乔伊斯摄影师贝伦妮丝·阿博特

乔伊斯出生在天主教家庭，即便成年后很少再去教堂，心里依然有着对超验力量的疑惧。即使成年后，电闪雷鸣时他也会脸色发白，浑身颤抖。据说这一恐惧来自他的家庭教师康韦太太，她常给乔伊斯描绘世界末日的恐怖，并且每当闪电划过，她就让乔伊斯一边在胸口画十字，一边祈祷耶稣用雷电劈死所有人。

乔伊斯后来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描写过神父对炼狱的生动描绘。有人对乔伊斯的恐惧不以为然时，乔伊斯回答说“你是没有在天主教统治下的爱尔兰长大啊”。

乔伊斯在克朗高士森林公学（第一排中间）

乔伊斯的父亲约翰·乔伊斯风流倜傥、诙谐机智，极具口才和表演才能，每次酒吧聚饮他都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尤利西斯》第十一章就描写了以他为原型的西蒙·迪达勒斯如何独享女服务员的青睐，并在众人的欢呼中一展歌喉。

乔伊斯也凭着一副继承父亲的嗓子拿过歌唱比赛第三名，之所以没有拿到第一是因为他不识谱。他的最后一部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更被称为是用来听的而不是用来看的。乔伊斯的妻子诺拉至死都认为如果乔伊斯当歌唱家而不是作家，日子会更好过一些。

乔伊斯的父亲约翰·乔伊斯

乔伊斯早年虽然孤傲叛逆，但性格中一直隐含着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喜剧天分，他甚至曾自称“爱尔兰小丑”，也正是对生命中喜剧一面的理解和接受，使得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呈现出其前期作品所没有的生命的厚度和广度。乔伊斯曾说，“《尤利西斯》的幽默是他（指约翰·乔伊斯）的幽默，里面的人物是他的朋友，可以说这本书写的就是他”。

1915年，詹姆斯·乔伊斯 by Alex Ehrenzweig

乔伊斯的母亲玛丽是虔诚的信徒，怀过13个孩子，活下来10个。孩子生完，家产也因为十多次的搬家和抵押所剩无几。在生活的重压下44岁就罹病去世了。

乔伊斯在给诺拉的信中说：“我从心中摒弃这整个社会结构；基督教，还有家庭、公认的各种道德准则、当前社会的阶层以及宗教信仰。我怎么能爱我的家！我不过是来自一个为遗传下来的挥霍行为所毁坏的中产阶级。我母亲估计是被我父亲、疾病以及历年的苦恼折磨而死的。当我望向她躺在棺材里的那张脸时，我看到的是为癌症所折磨的脸，那么灰暗。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一个受害者的脸。”

乔伊斯大学毕业后打算去巴黎求学，离开前决定在都柏林的文学圈露露面，他半夜敲开乔治·拉塞尔的门，把自己的诗读给拉塞尔听，同时又说根本不在乎拉塞尔的看法。拉塞尔说乔伊斯的这些诗有意思，但也告诉乔伊斯“你的脑子还不够混乱，所以无法创造一个世界”。

即便如此，拉塞尔还是向好几个人推荐了他，其中包括当时爱尔兰最著名的诗人叶芝。叶芝与乔伊斯相遇后，据叶芝说，乔伊斯对他说：“你太老了，我已经帮不了你了。”虽然这句话的可信度还有待确定，但乔伊斯确实对叶芝说，“我并未尊重你，因为毕竟你和我都会被遗忘”。

乔伊斯在都柏林大学时与同学的合影

乔伊斯把去巴黎留学之举视为与压抑瘫痪的都柏林社会的决裂，赋予它一种自我流亡的象征，对于乔伊斯来说，写作同样是一种获得独立和自由的自我流亡。

在都柏林这段时期，乔伊斯还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是在1904年6月10日散步的时候与诺拉偶遇的，诺拉当时是芬旅店的服务员。两人本来约在6月14日见面，但诺拉没有出现，于是乔伊斯又写了一封信，改到了6月16日。后来乔伊斯通过把《尤利西斯》放在这一天，让这一天成了文学史上最漫长的一天，也以“布卢姆日”这个名字被世界各地的乔伊斯爱好者们永远地记起和纪念。诺拉来自爱尔兰西部的高尔威，家境贫寒，她只在修女学校学过语法，写信常不加标点，这让乔伊斯在作品中把不加标点作为女性的特征之一。

1916年，诺拉·巴纳克尔在苏黎世

背叛是乔伊斯笔下最大的恶，他的作品也不厌其烦地描写各种背叛：民族的、婚姻的、友谊的，以及历史上的背叛者。乔伊斯的大学朋友文森特·考斯格雷夫谎称当年诺拉与乔伊斯约会时，也同时与自己谈恋爱。虽然后来证实了这是一场骗局，但这件事对乔伊斯触动很大，被认为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描写布卢姆的妻子与别人幽会的一大原因。

1923年，詹姆斯·乔伊斯在苏塞克斯

由于乔伊斯认为宗教是人的精神的枷锁，拒绝上教堂，所以他和诺拉20多年都没有正式结婚。但两人总体上情投意合，乔伊斯只在1918年末到1919年初追求过邻居玛莎·弗莱施曼，此人被认为是《尤利西斯》中向布卢姆卖弄风情的少女格蒂的原型，“玛莎”这个名字则给了布卢姆书信往来的情人。

1931年，由于乔伊斯计划移居英国，而根据英国法律，他与诺拉的这一事实婚姻是不被承认的，孩子们的国籍和遗产继承也将出现问题。于是7月4日，也即乔伊斯父亲的生日，乔伊斯与诺拉最终去伦敦户籍登记所正式登记结婚。

詹姆斯·乔伊斯、诺拉·巴纳克尔和他们的律师去登记结婚

创作《尤利西斯》期间，乔伊斯开始遭受青光眼的折磨，这更让他觉得自己与大诗人荷马有着相似之处。《尤利西斯》出版处处碰壁时，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店主西尔维亚·比奇决定帮助它在法国出版，当时英国和美国都将它列入黄色书籍，保守动荡的爱尔兰虽然没有官方查禁，但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先锋作品。

还没正式出版《尤利西斯》就已经在法国文化界引起骚动，1933年，美国法官伍尔西宣布《尤利西斯》在美国解禁后，美国版《尤利西斯》一个星期就卖出了5000本，如今《尤利西斯》以每年10万册的销量在世界各地出售。作品未出现前，为作品辩护的论文集已经出版，这在文学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1920年，詹姆斯·乔伊斯与西尔维亚·比奇在莎士比亚书店

附录

《尤利西斯》：世界上最危险的书

凯文 · 伯明翰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

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问世过程可谓跌宕起伏，充满惊险与戏剧性的突变。这本书是在作者罹患眼疾、生计无着的境况下陆续写出的，还在杂志连载时，就引起激烈争议。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拥有、售卖、宣传这本书，在大部分英语国家都是非法的。而如今，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它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巨著。而它从地下到公开，从查禁到合法，从贬斥到赞誉的豹变，不啻为一段作家、出版人、盗版商、律师和法官共同参与的冒险旅程。

在杂志的连载引起激烈争论

早在《尤利西斯》出版前几年，乔伊斯作品中令人咋舌的内容就引起了争议。我们如今将《尤利西斯》看成一本巨著，但最初它是以连载形式进入大众视野的。它连载在纽约一份名为《小评论》的现代派杂志上，这份杂志是难得一见的华尔街资本与格林尼治村的波希米亚文人的联合产物。《小评论》是玛格丽特·安德森的劳动结晶。这位放浪不羁的芝加哥人与伴侣简·希普搬进了格林尼治村，创办了这样一份致力于艺术和无政府主义、狂喜和反抗的杂志。然而，她们对于冲突和公众活动的热爱激怒了她们的主要赞助人，即庞德的朋友约翰·奎因。奎因是个脾气暴躁的华尔街律师。尽管对杂志的“女编辑们”充满疑虑，他还是资助了《小评论》并为其提供超量的法律咨询。奎因最初认为安德森和希普是“任性妄为的女人”，后来认为她们是更为糟糕的典型的华盛顿广场分子（“愚蠢的江湖骗子和呆傻的假冒伪劣者”)，他对二人的看法不断恶化。

就在金钱和任性妄为这种尴尬的合作关系中，《小评论》硬是在1918年春天至1920年年底连载了将近一半的《尤利西斯》。连载使乔伊斯接触到杂志读者刺耳的评论。一个订阅者称赞他“毫无疑问是最有灵气的英语作家”，而另外一个订阅者声称他“将大块的秽物扔进不连贯的胡言乱语中”。一些读者认为这种污秽强大有力。乔伊斯向读者“投掷‘秽物’”的姿态激发了一位达达主义诗人的狂热赞美（“俗！”）。对《尤利西斯》最不利也是最具影响的反应来自美国各州及联邦政府。邮局多次以刊载大量乔伊斯的淫秽内容为名，禁止《小评论》通过邮政进行流通。1920年，纽约地方检察官以猥亵罪起诉玛格丽特·安德森和简·希普。

首版《尤利西斯》于1922年由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出版。一共1000册，每册有编号，第1-100号附有作者签名。首版1000册在一个月内即销售一空。但由于乔伊斯的反复修改和西尔维亚在印刷过程中的精益求精，首版的面世并非顺畅，发行日期一再延迟，最终于乔伊斯生日当天，1922年2月22日上市。

现代的个体性：艺术的坚持与身体的痛苦

“‘瑙西卡’在纽约要惹上大麻烦了。”乔伊斯在听闻这章被起诉后，在信中这样对朋友写道。而在纽约风波过后，乔伊斯打算将这一章写得更加淫秽，并且接下来的两章也会更加淫秽。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尤利西斯》漫长的演化过程让乔伊斯看上去既像一个不肯妥协的艺术家，又像一个任性的破坏分子，他通过向作品中填塞艰涩与冒犯的内容来发泄愤怒。“每个月他都会变本加厉”，一名《小评论》的读者这样抱怨，而简·希普恰到好处地回复道：乔伊斯“毫不关心读者，也不关心读者的需求”。

正是因为乔伊斯坚持自我、不回应任何人的要求，《尤利西斯》才吸引了大量读者。西蒙娜·德·波伏娃不仅记得读小说时感受到的“彻底的惊奇”，也记得她真正见到詹姆斯·乔伊斯的那幸运一刻，“最遥不可及、最难以接近的”作家在巴黎的一个书店里“以血肉真身出现在我面前”。自1918年《尤利西斯》面世起，乔伊斯成为新世纪的个性偶像。他是一个无国籍的漂流者，在爱尔兰外自我放逐，在接近赤贫的状态中寂寂无名地坚持写作长达十年之久。他拒绝向政府和市场妥协，拒绝向限制文学流通的法律妥协，也拒绝向读者妥协，尽管首先是读者让文学成为一种职业选择。

乔伊斯成为个性偶像也是因为他那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身体是乔伊斯作品的核心，乔伊斯既捕捉了身体的情欲快感，也关注它的极度痛苦。从1907年至20世纪30年代，乔伊斯一直被频发的虹膜炎（虹膜肿胀）所折磨，这一病症也引发了严重的青光眼以及其他并发症，使他视力下降、几近失明。在“眼部袭击”不断袭来的岁月里，他多次因为过度疼痛倒在街上，或痛得在地板上打滚。与病患同样痛苦的，是他为了挽救视力而进行的多次外科手术——所有眼睛手术都没有进行全身麻醉。乔伊斯事后描述，在他强撑着让眼睛被“切开”前，他忍受了一连串的注射、麻醉、消毒、拔牙，还尝试过各种补品、电击和水蛭疗法。从1917年起，乔伊斯不得不思考，是否下一次发作——或下一个手术——就会结束他的写作生涯。

鉴于其严峻的健康状况以及微弱的视力，乔伊斯既英勇又可怜，既无法触及又非常人性。乔伊斯戴着眼罩，手术后眼睛上裹着绷带，用厚厚的眼镜和放大镜阅读，这些形象都使他有了盲人先知的光晕，如同20世纪的荷马或弥尔顿。疾病带走了视觉世界，却带给他一种他人无法察觉的深刻体验。欧内斯特·海明威曾经被他儿子的手指甲轻微刮伤了眼睛，之后写信给乔伊斯说，眼睛“疼得要命”，“这十天中我体会到了一丁点儿你的感受”。

乔伊斯的生活原本可能如同康斯托克预期的一般惨不忍睹，而乔伊斯的韧性甚至鼓舞了那些对他作品不熟悉的人，让他们开始将现代的个体性视为一种破坏性力量，旷日持久地、不屈不挠地抵抗着无法抗拒之力。《尤利西斯》将这种韧性转化为艺术。它读起来像一个绝望的、挚爱的辛苦结晶，一本透过厚厚的镜片传递神秘洞察力的著作，一场被苦难和无聊所困扰的欲望和回忆的游行。这是一本关于激情与艰辛的著作，一个脆弱又倔强的产物。这本书的作者即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即便眼睛上裹着绷带，也会摸到枕头下的笔记本，摸索着用铅笔写下一段段笔记，以便他在可以看见时，将这些字句插入手稿中。乔伊斯的小说探索的是内心世界。除了家庭，那是他的全部。

1934年美国版《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所引发的狂怒是乔伊斯伟大之处的表现

经年累月，乔伊斯对他写作技艺的无限投入让他成为现代主义的完美艺术家，而不是单纯的破坏分子——一个人不会仅仅为了激怒他人而历尽艰辛地写作。但激怒他人是无法避免的。在《尤利西斯》出版之前，乔伊斯走在巴黎街头，一个男人和他擦身而过，嘴里嘟囔着——还是用拉丁语——“你是一个令人憎恶的作家！”愤怒并未平息。1931年，法国驻美大使、诗人保罗·克洛岱尔放任《尤利西斯》的盗版书，并且声称乔伊斯的小说“充满了污秽的亵渎神明的内容，你能感受到一个叛教者所有的憎恶，而且此书作者确实极度缺乏才能”。丽贝卡·维斯特抱怨说“关于粪便和性的段落没有任何美感”，这些段落的缺陷突出表现在读者阅读时“满足感的喷发”。乔伊斯的作品对严谨的读者来说则是一场浩劫，维斯特对“乔伊斯先生非比寻常的无能感到无比愤怒”，即便她仍然确信他是一位“具有卓越天才的作家”。

《尤利西斯》所引发的狂怒是乔伊斯伟大之处的表现之一。他对抗审查制度的行为使小说获得了公众认可，并且让同道中人对他大为青睐（尤其是那些自认四面楚歌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的抗争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围绕《尤利西斯》的官司迅速将一个标准的先锋运动倡导者变成全部艺术的代言人，变成一个抵抗当权者压迫的创造力的象征。《尤利西斯》为艺术铲平了所有障碍，要求艺术形式、风格和内容享有毫无约束的自由。

乔伊斯对绝对自由的要求使他在艺术圈获得了特殊的地位，甚至在对他作品意见不一的人群里也是如此。1927年，当莎士比亚书店经营者西尔维娅·比奇正式开展抗议盗版《尤利西斯》的活动时，来自世界各地的167名作家签名支持；叶芝帮助乔伊斯在战争期间得到政府资助；T.S.艾略特扶持乔伊斯在伦敦文学界立足；海明威帮助西尔维娅·比奇向美国走私第一版《尤利西斯》；塞缪尔·贝克特在乔伊斯无法看清东西时根据他的口述做记录；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提议为乔伊斯跳窗以示抗议（谢天谢地，这个提议被拒绝了）。

在世事艰难之时，包括洛克菲勒在内的许多捐助者帮助了乔伊斯。约翰·奎因购买了乔伊斯的手稿。乔伊斯最重要的赞助人是一位名叫哈丽雅特·韦弗的拘谨的伦敦老处女，她对乔伊斯的无私奉献让伦敦人以及她那虔诚的家族都百思不解。乔伊斯后来承认，西尔维娅·比奇将她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他和他的小说。《尤利西斯》的一个反讽之处在于，当它以保护女性读者的脆弱情感之名被禁时，其问世却正是得益于几位女性。它被一位女性激发出灵感，被一位女性资助，被两位女性连载，被一位女性出版发行。

20世纪20年代，西尔维娅·比奇第十一次印刷《尤利西斯》，这也帮助莎士比亚书店成为“垮掉的一代”流亡者的大本营。1931年，雄心勃勃的纽约出版商贝内特·瑟夫渴望出版这本高风险的、引人注目的小说，以使他的新公司兰登书屋一跃而起。瑟夫与理想主义的律师莫里斯·厄恩斯特合作，他们在德高望重的美国联邦法官面前为《尤利西斯》辩护。

所有的一切——艺术家、读者、赞助人、出版业以及法律都进行了一番转型——使得现代主义成为主流。乔伊斯的小说代表了一场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不是一座高雅文化的竣工纪念碑。1933年秋天《尤利西斯》一案送到伍尔西法官面前时，纳粹焚书仅发生在四个月前，这就是拥有《尤利西斯》即使不阅读也不是一个懒散姿态的原因。在20世纪30年代的不祥氛围下，伍尔西的决策远不只是让一本书合法化。它将一场文化反叛衍变成公民德行。《尤利西斯》从文学炸药衍变成“现代经典”的革命历程，反映了现代主义在美国确立的微观史学。

乔伊斯之前的小说家认为，用礼仪的面纱分离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天经地义的，写作意味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全部经验是无法言说的。乔伊斯却无话不说。1934年《尤利西斯》被合法化并在美国出版时，艺术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