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断裂：刘少尧事件中的华人二代

在法国社会中，华人社群一直有一种经济上勤劳、社会生活上抱团、政治上沉默的形象。刘少尧命案发生后，连续几日的请愿、抗议，甚至是与警方的直接冲突，将华人这种政治冷感的印象彻底颠覆。尽管官方与侨团多次斡旋，希望推动事件得到冷静理性的处理，但是在共和国广场聚会后发生的暴力冲突，凸显了在中国政府与传统侨团以外，一种新的政治生态正在逐渐形成。近些年来，在历次反暴力要安全的示威游行中，以土生土长的华人二代为中心，一种在法国政治语境中少数族裔“社群（communauté）”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是做一个认同中国的“华侨”，懦弱守法、努力赚钱、不问当地政治，还是做一个法国语境下的少数族裔，采取各种政治参与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将逐渐成为摆在每个法国华人面前的认同问题。 

悼念大会

4月2日，刘少尧的追悼会在共和国广场举行。笔者一出地铁，就看见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中心的塑像下悬挂着白底黑字的大幅幕布，“刘少尧悼念大会”，还有人流陆陆续续从各个方向汇入。没走两步，就有人发了一支白玫瑰给我，不带刺，更远的地方有人在发瓶装水。蓝天上飘着大块大块的云朵，阳光很好。 

这次追悼会是由法国华人华侨会组织的，正式向警察局提请了集会的请求，根据网上放出来的申请表格的照片，这次集会的性质是静态的集会，并没有游行路线的安排。在前几个小时里，集会确实是按照主办方精心设定的基调进行，主要是悼念亡者，并呼吁检察机关加快调查进程公布真相。台上的遣词用语相当谨慎，并不鼓励过激的行为。然而其他的声音并不甘于沉默。在受害者女儿发言完毕之后，广场一侧有人喊道：“警察，杀人犯！”主办方试图补救，他们也许是，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从不同的声音中，多少能够听出这次集会下涌动的暗流。另一个不同于主办方的声音是年轻华人精英王立杰在台上的发言。这个律师出身的副区长声音颤抖，因带着哭腔而显得悲愤异常，在多达6000人的参加者中，引起了一片和声。

集会以和平的方式接近尾声。宣布散场的时候已经4点多了，人群并没有迅速散去，大多数人都在附近逡巡。有奇妙的情绪在广场上弥漫，似乎都预感会有事情发生，或者在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的样子。“你在等什么？”我问身边的人。“不知道”，他继续抱着胳膊望着远方。

玛丽安娜

共和国广场是巴黎的地标之一，位于市中心的三区，呈长方形，东西方向长，南北方向短；典型的奥斯曼式广场，以广场为中心辐射出大大小小十多条道路，是最核心的城市要道之一，多条地下交通的交汇点，地面上，来自七条大路的车辆缓缓汇入车流，绕着广场沿逆时针方向行进。

广场也是各种市民活动的场所，即使在华人聚集的时刻，仍有滑板爱好者在东南方面的场地里练习和玩耍，不远处西北方向的空地上有艺术家在作画。

2015年11月13日恐怖袭击之后，就是在这广场上汇集了哀悼的人群。点燃的蜡烛和Fluctuat nec mergitur（拉丁语：惊涛骇浪，永不沉没）的标语，就摆在玛丽安娜的雕塑下。玛丽安娜是法国的象征，2016年4月，席卷了整个法国的“站着的夜晚”（nuit debout）的反体制公民运动也是每天晚上在这个广场上举行的。从此，共和国广场就承载了相较以前更为凸显的政治象征性。

现在，雕塑底座的狮子身披“要和平，要公正，反暴力”的英法双语条幅，另一侧则摆满了各大侨团送来的花圈，而来到广场的华人们却极力避免跟政治沾上边，把问题政治化。几天前的3月29日，华人的社交网络上出现消息，号召大家参加第二天在共和国广场的游行，这场游行是支持这次请愿的法国人发起的；很快，又有新的消息出现，认为该游行“是未经许可的法国极左派以华人事件为借口组织的反警察游行”，号召同胞不要参与。3月30日晚上的游行就被分化成两群人，一些参与者在共和国广场游行，而另一些则去了巴士底广场。

从下午一点到四点半，广场附近的交通仍然顺畅，只有少量的警察在维持着集会的秩序。集会结束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从广场上涌到街上，汇成人流，并开始喊起口号，“警察，杀人犯！”会议组织者在扩音器里一遍一遍的呼吁：“大家冷静一点，不要游行。”没有人散去。原先快速流动的车流逐渐慢了下来。东南方向游行队伍与车辆起了冲突，一辆辆警车开来，停在远处。“大概是想吓唬吓唬我们的吧”，人们说。

北面的广场有一阵骚动，有催泪瓦斯飘了过来，人群往南撤了撤。工人们忙着拆除临时搭在玛丽安娜脚下的台子。我站在雕塑的底座上，看着抗议的人群慢慢集中在了广场的西北角，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几枚催泪瓦斯扔到人群中，人群就呼啦啦地散开往广场中间撤了回来；过一会儿又重新聚集过去，再散回来，俨然是游击战的阵势。抗议的人群都戴着医用口罩，防催泪瓦斯的效果并不好。

这时其他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问身边的几个温州籍华人，“他们是哪个会的？”他们中有人白了我一眼，“没有哪个会”。哦，自从《巴黎人报》放出华人游行和抗议有黑帮插手的消息以后，巴黎华人都很气愤，连带着对“会”这个词也变得敏感。我解释说是协会，大家自己组织起来的那种，比如刚才出席并讲话的那些会长们。男人往地上啐了一口，“那些会长都是吃屎的！”

华人与政治

令我惊讶的是，集会后没有听话散去，而是留在广场与警方发生冲突的华人，几乎清一色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中文说得很好，但是往往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最后还是用法语和他们交流。回家浏览左派媒体《解放报》时，看到当晚的报道中称，华人在刘少尧事件中的不同态度显示了“世代的断裂”。

年轻的华人二代无疑开辟了在法华人政治运动的新生态：尽管以前华人也参加过或组织过一些游行，但是这次刘少尧事件所引发的抗议中，法国华人与警察发生了直接对抗，这是华人第一次使用暴力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然而这一倾向并非是没有端倪的：位于巴黎北部的欧贝赫维列耶市（以下简称“欧市”），在华人中素以治安不佳臭名昭著。

2010年底，欧市北部的批发中心就成立了“华商治安联盟”，旨在改善当地治安，保护华商权益。

2015年开始就有华人青年自发组织起来，以“以暴制暴”的形式维护当地华人居民的权利。

2016年初又成立了华人维权中心。

欧市华人这样自发组织起来，有几个原因：一是华人因为语言障碍而无法在被抢劫后顺利报案；二是欧市治安案件频发，当地警方人手有限，只有150名，很多华人对法国警方的行动力完全失去信心，三是华人面临着当地治安恶化的现象，各种恶性治安案件层出不穷，抢劫已经从单纯的抢钱上升到人身伤害。去年张朝林先生在欧市遇袭后不幸身亡，就曾引发华人大规模的反暴力示威游行。在这种情况下，自发组织起来呼吁市政府和警察局方面的注意和重视似乎就成了唯一有效可行的法子。

以前华人群体给主流社会的印象是沉默、抱团，政治冷感，而实际上，华人并不是完全远离政治。华人参与政治从90年代就存在，比如温州人的第三团体、第五团体，但当时这些团体的目的只是为了争取身份的合法化。直到2010年的美丽城暴力抢劫事件后，华人终于打破沉默，走上街头抗议，这在当时吸引了大量法国媒体的关注，政治界也迅速介入。之后，多名法籍华人精英参政，扮演起中国人社群与法国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希望借此提升中国人社群的政治处境。然而，治安仍然几乎成了华人群体中最长久不衰的话题，随着恶性案件的不断发生，华人走上街头的频率也愈来愈频繁，直到3月26日发生了刘少尧事件，积郁很久的愤怒被点燃，“我们受够了”。

“游行有个屁用！”广场上的一位华人忿忿地说。

以往的历次游行，缺乏安全感的华人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警力维护治安，而如今，他们所依仗的力量反而给了他们迎头一击，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华人不再觉得游行示威有意义，不再觉得这种和平的抗议方式能够回应他们的诉求。他们把目光投向了2月份发生的戴欧（Théo）事件，一名黑人郊区青年报警声称在被警察盘问时被“警棍爆菊”。消息一出，郊区青年便打砸抢跟警察直接冲突了几天。事件进展得很快，媒体大量跟进，总统奥朗德亲自去医院探望慰问。

“什么时候奥朗德会去探望刘先生的家属？”华人社交媒体上许多人在问。

以此事件的发展为参考，华人青年大约觉得直接对抗是一种短平快地获得话语权的途径，也是最有效的能让自己的诉求被听到的一种方式。只是这一方式似乎通往一条死胡同，对司法和执法都失去了信任的法国华人还能否接受司法审查的结果？如果华人已经给警察下了“杀人凶手”的判决，他们又该如何接受除此之外的真相？一种无法常态化的抗议方式又能给华人的政治处境带来多大的改善呢？

世代与认同

《解放报》把华人在事件中的不同态度归因于“世代的断裂”。乍看上去是这么一回事，一边是年过不惑、功成名就的华侨会长，一边是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青年，一边是肃穆而昂贵的花圈，一边是用纸板和胶带制作的充满讽刺意味的剪刀。然而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广场上随便逛上一逛，和来悼念的人们聊上一聊，就会发现，会长们无法代表第一代华人，支持这些青少年的做法的第一代华人不在少数，“中国人就是太好欺负了，不团结，现在就得让他们明白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实际上，这次集会中存在的多种诉求更多的指向一种“身份认同的断裂”。裂口的一端是功成名就的华商，认同倾向于中国，“在法国的中国人”，勤勤恳恳赚钱，有的还能当上侨领，与中国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习惯从外交层面解决问题，不喜街头政治。裂口的另一端，则是法国生法国长的华人二代，作为少数族裔群体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针对《巴黎人报》关于“中国政府和华人黑帮介入游行”的“揭秘”，华人精英王立杰用法语喊道，“管他什么中国大使馆，管他什么黑社会，我们要的是公正！”如果说“管他什么大使馆”指的是无视母国官方的介入，“管他什么黑社会”则指的是拒绝退入一种饮鸩止渴的抱团模式。在这一双重的拒绝当中，华人年轻一代喊出了他们心目中的政治参与的形象。

90年代以来，法国的学界和媒体一向批评华人拒绝融入，搞“社群主义（communautarisme）”。但实际上，这种“社群主义”不过是初来乍到的“抱团取暖”。而在当代，法国共和主义逐渐接纳了文化的多元共存，开始对少数族裔的“社群”（communauté）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官方承认。然而，华人很快意识到，他们只有“社群主义”的抱团，而没有作为社群的政治动员，从而也没有得到过作为社群的承认。

在法国的语境中，华人的政治处境远远不如北非裔社群或者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社群。在场的一位女士激动地对我说：“如果是一个阿拉伯人或者一个黑人，警察肯定会犹豫要不要开枪。”在政治话语中，这两类少数族裔因被认为是后殖民处境和种族歧视的受害群体从而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在这一点上，法国华人认为自己勤劳工作，对法国经济有贡献，从来不给国家添麻烦，没有失业问题，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在政治处境上还不如被他们视为问题多多的这两类族裔，普遍觉得委屈、失落甚至愤怒。而以年轻华人为代表的“身份认同的断裂”另一端的华人，则决定像“其他的少数族裔”一样行动，以冲突的方式让自己的诉求被听到，打破华人群体普遍沉默的政治生态。他们希望通过新形式的政治参与，将自身重塑为一个法国政治语境里的“少数族裔”群体，从而得到作为“社群”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