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端的法治细节︱但我输得起，直到循环的尽头

年关将近，写作小组集体冬歇。罗老师让讲讲《开端》，我正好奉旨刷剧。

无限流是我很喜欢的题材。《开端》中的爆炸循环让我想到漫威电影《奇异博士》的结局。黑暗之神多玛姆毁灭了地球，奇异博士利用时间循环回到过去与之谈判。多玛姆用各种方式杀死他，但他一遍又一遍地回来：“多玛姆，谈个条件。”相同的场景反复循环，每次都会回到谈判的这一刻，博士死而复生，又被多玛姆杀死，而多玛姆也无法脱身。博士说：“我们都困在这里，在同一时刻，无限循环。”多玛姆说：“那你要死无数次。”博士说：“可地球上的人可以活下来。”“你不会赢的。”多玛姆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但我输得起，就这样一直输下去，永远输下去。”最后，为了解开循环，黑暗之神被迫放弃侵略地球。

《开端》的循环也在大结局解开，剧中主角李诗情和肖鹤云或被动或主动，一次次回到案发时刻，他们改变了结局。虽然不是超级英雄的故事，但普通人的行为更让人相信：我们都能成为英雄，哪怕只有一天。

剧情内容丰富，每一次循环都让人心生感慨。不过，单从准备司法考试的角度，找点法律上的瑕疵还是有的。比如：因为时间循环这个情节实在匪夷所思，因此主人公在剧中一旦报案，就会遇到警方的置疑，他们很快就会从报案人成为嫌疑人。在第三集中，当警方不能找到突破口时，讯问人员给李诗情和肖鹤云都设了套，谎称对方已经招供，引诱他们说出实情。

很多人都说看剧涨知识，那么在这里看出讯问中的引诱和欺骗了吗？警察对李诗情说：“如果你不能如实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我们就只能认定肖鹤云指认你是案一的供词，这在量刑的时候对你是很不利的。所以你要如实的告诉我，这起事故到底是谁策划的？”而实际上肖鹤云并没有指认李诗情是所谓的“案一”。

假设讯问人员使用欺骗手段，声称同案犯已经交代，证人已经作证等，使犯罪嫌疑人不敢再作辩解，而违心地做出某种交代；或者讯问人员告诉犯罪嫌疑人，只要老实交代了就可以不关小黑屋就可以立刻回家，这种取证行为合法吗？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56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可见我国在立法上明文禁止了以非法手段获取言辞证据，威胁引诱欺骗是明确列举的非法手段。社会公众对于“刑讯逼供”可能有某种感同身受的厌恶和抵制，但对于“威胁、引诱、欺骗”这种软性逼供行为的危害性认识就没有那么深了。其实，软性逼供可能比暴力逼供具有更大的危害。暴力逼供，往往看得见、摸得着，受害人有苦说得出；而软性逼供则是通过言语形式进行的，它是无形的，往往也不加以记录，更容易成为冤假错案的隐患。

呼格吉勒图是内蒙古1996年“四九女尸案”中被冤杀的主角。1996年，他是个年轻的工人，可他从报案人变成嫌疑人只花了一天时间，从案发到被枪毙只隔了61天。他的笔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今天讲的都是真的，在公安局一开始讲的也是真的，后来他们认为有很多疑点我讲不通，他们告诉我那女的没死，而且我当时尿急，他们说我讲完就可上厕所，可以回去，所以我就那样讲了，讲的都是假的。”警方隐瞒了被害人已经死亡的事实，谎称被害人没死，以这种欺骗行为来减轻呼格吉勒图承认实施了强奸的心理恐惧，他可能认为：反正被害人没死，等她缓过来也可以说的清楚。另外警方利用呼格吉勒图尿急，诱使呼格吉勒图先解决眼下的紧急需要，咱们有句古话叫做树挪死人挪活，鼓励大家便宜行事，但这句话很矛盾，有时候便宜行事可以海阔天空，有时候便宜行事就再无归路。警方的引诱还包括更加动人的想象空间：讲完就可以回去。在这种情况下，呼格吉勒图作了自蹈死地再难洗白的有罪供述。此后他一次次的翻供，也无力对抗这一次的有罪供述。

剧中肖鹤云对警察说：“我没有作案动机啊，你们有监控，自己去查啊”。因为时间循环的情节影响，观众们看剧时可能感受不到审讯室里的紧张气氛。其实嫌疑人被剥夺人身自由后，精神高度紧张，身体极度疲劳，内心渴望自己的辩解被接受，但审讯的情形使他们的辩解不被倾听和接受，他们容易陷入绝望。而且同一个问题问一百遍的痛苦，做出不符合期待的回答就会被无情打击和否决的痛苦，只有被侦讯过的人才能理解到。在这种情况下，引诱和欺骗往往发挥效果，使嫌疑人燃起片刻的希望，无辜的人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容易做出迎合讯问者需求的自诬之供，提供虚假的自白。

因此，《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讯问中使用引诱、欺骗等手段的非法性，是对这种行为从实体和程序角度的双重否定，要求讯问规范化、人性化，要求供述的自愿性，从而保障被追诉人人权。如果供述不具备自愿性，那么供述就不应该被采纳。一个人做出的陈述如果是由威胁、许诺、欺骗而得到的，那么很可能是虚假的自白。英美法系认为，法庭拒绝采纳这种不正常的供述有个潜在理由，采纳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自白，公众会相信这种不正当行为是法庭共同参与实施的，这将导致刑事司法制度失去社会的支持与信赖。

然而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时至今日讯问仍然是一线办案人员查明案情最快捷的方式。而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主动交代的情形相当少见。大多数人面对某种可能使自己陷入控罪的讯问或谈话，都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逃避和掩饰心理。没有一定的外部压力，没有人愿意承认，而讯问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对抗的活动，针对嫌疑人的回避、掩饰、抵抗，可以施加何种外部压力？这种外部压力，超过什么限度是非法的？法律允许的讯问策略和技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之上：即绝大多数罪犯不情愿承认其罪行，从而必须从心理角度促使他们认罪，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使用讯问策略来实现。法律鼓励侦查人员具体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特殊心理状态，对症下药，给予适当的刺激，促进犯罪嫌疑人供述动机的形成，使其感到“说了对自己更有利”，但这种刺激绝不能建立在虚假的承诺和伪造事实基础上。底线虽然存在，但想要给出一个公式或者标准仍有难度。

如果在讯问中实施了欺骗和引诱行为，获得了口供怎么办？《刑事诉讼法》虽明确将引诱、欺骗列为非法取证手段，但第56条未规定将其直接排除。这在诉讼中往往成为法官自由裁量之事项，排除非法证据后面蕴藏着利益权衡，简单说，就是既要、又要、还要。这一规定背后蕴藏着三重价值追求，分别是防范冤假错案、保障供述自愿性以及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在综合考量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上，法官需要分析个案情况是否达到应予排除的程度，从而使讯问策略和引诱、欺骗这种非法讯问手段的界限得以呈现。但实践中排除欺骗引诱获得的证据比较困难，在很多判决书里可以看到，即使律师提出排非请求的，也因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而被驳回，或者法官不做任何回应直接驳回。

我有很多同学和学生是警察，他们可能要说我装外宾，刑讯逼供的排非都没有做到，遑论骗供诱供的排非呢。其实我怎么会不知道办案的路径依赖呢，但回想一百多年前草民跪在县太爷堂前，一言不合就会被合法杖200，现在不是也不行了么？

随着讯问法治化程度不断提升，值班律师制度的普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适用，讯问合法性的空间已经在逐渐变大，假以时日，欺骗引诱的排非也有希望，这样的非法讯问手段就被真正禁止了。在剧中，李诗情和肖鹤云死了几十次终于换来了剧情反转，奇异博士死了几百次换来了黑暗之神的退却；司法改革是个长期工程，法律工作者可能也要折腾上无数次吧。终有一日，人类也能解脱这个循环，不必再为了打击犯罪而放大人性的弱点，甚至再制造新的犯罪了。

-----

作者陈碧，系“澎湃”特约撰稿人。 本系列为“法治的细节”新春特供。法治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细节的雕琢。在“法治的细节”中，让我们超越结果而明晰法治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