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南坡乡村美学实践观察：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审美公共领域

2021年10月20日和21日，我受邀赴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大南坡村参加第二届“南坡秋兴”活动。抵达大南坡，我首先看到的是旧戏台上四个大字：共振村声。这也是本次活动的主题。

活动策划、安徽大学左靖教授说到，多年前在浙南一个乡村祠堂的墙壁上，看到“共振村声”这四个不起眼的毛笔字，觉得这正是自己团队为何多年来开展乡村工作的最好答案。这四个字后来刻在了左靖主导的第一个乡建项目“碧山计划”的碧山工销社的戏台的板壁上。而在开始策划和推进“大南坡计划“——一个以河南省修武县大南坡村为站点，涵盖美学实践、自然教育、社会美育、地方营造、建筑景观与展览实践、产品与空间创新等各种活跃动能的联合体之后，左靖又把它复刻到了大南坡的戏台上。

夜晚大南坡戏台上着戏服独自吟唱的女子。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南坡秋兴”主论坛“从大地出发”举办时，本次活动音乐策划张晓舟，忽然点名坐在台下听众席的我，给出一道从公共艺术传播视角看“南坡秋兴”的简答题。我匆忙作答，大意是：不管传统大众媒介，还是短视频社交平台，我们当下多数的文化想象是比较偏向城市中产阶级生活趣味，乡村往往是缺失的；但我们也看到，公共艺术之于社会生活积极的力量，同时发生在线上和线下，同时发生在城市乡村的实体空间和抖音快手的虚拟空间；艺术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可以连接起不同的人，与此同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再像过往由艺术专业人士和权威媒体来定义什么是公共艺术和文化，大众在去中心化的传播里可以自己来定义，“南坡秋兴”的公共艺术价值是由今天身体在场的村民、艺术家、每个人一起来定义的，并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传达到更广阔的世界；而且，这也是我们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追问，我们无法追寻唯一的答案，但在当下这个广场上，我们产生了真实的交往、共振和连接。

“南坡秋兴”主论坛“从大地出发”对谈嘉宾，左起仁科、涂飞、小河、茂涛、张晓舟、刘庆元、左靖以及右上角连线钟永丰

这个回答过于匆促，我并不满意。活动结束三个月了，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进一步完善这个回答。

大南坡是个坐落在太行山间、三平方公里的小村子，由四个自然村组成。段义孚（2017）认为，空间和地方是生活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意味着自由，我们都希望既有安全，又有自由；大都会如大海，避开小镇生活的狭隘性，呈现出开放性、无限性和空间的自由性，而最能与“地方”相提并论的概念，恐怕是“家”，它意味着老宅、邻里、故乡或祖国，我们的思想、情感、经验造就一个地方的特性和氛围；空间比地方更抽象，它们的意义交融在一起，且相互定义。

那么，以短短为期两天的“南坡秋兴”切入“大南坡计划”，观察这样一个活的、生长中的乡村美学实践样本，大南坡村的公共空间，以及人们在不同的公共空间的活动行为，是极有价值的落点。

在这里，我们所指的“人们”，那些参与“大南坡计划”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南坡秋兴”活动的艺术家、学者、媒体人，大南坡村的村民，游客，路人，不管将之称为民众或大众（mass）、市民或公民（citizen）、个体或个人（individual），这些概念都将置于公众（public）的特定范畴，以更为明确的指向，展开以下讨论的公共性面向。

而大南坡，这个极为普通的北方村落，如果参照学者将城市视为具有人性化特征的论述，城市中的建筑物、街道、立交桥、人行道、城市广场等，都可视为“市民”，且能表现出某种城市精神和公共意识（杨长云，2010），那么乡村，或者说，当下实体空间、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在线虚拟空间，这两个维度都与飞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高度互嵌的中国乡村，是否也同样可被视为具有市民精神和公共意识的主体？

至少在大南坡，一个实例可以充分展示这样的城乡互嵌：在大南坡艺术中心的音乐绘画教室，五条人乐队、音乐人小河跟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唱歌、画画——大南坡有一所完小，四十七名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张晓舟跟小河说，好几个孩子的爸爸都是开卡车的，小河看着墙上孩子们稚嫩笔触下的大卡车说，难怪他们画了这么多车；穿着漂亮粉红色羽绒背心的9岁可爱小女孩艺可，她爸刚开了58个小时的车去广州，仁科说，你爸爸开车去广州，送的什么货，你知道吗？我就是从广州来的啊——大南坡和广州、村里的小学生艺可和当红乐队五条人就这样相互嵌入了对方的“地方”，并在大南坡艺术中心这个公共空间互动，生产了新的公共文化价值——这一幕，在音乐旅行纪实系列《中国这么美》的五条人特辑里，看哭了好几位朋友。

大南坡艺术中心，爸爸是卡车司机的孩子们在仁科小河的歌声中画画。

所谓公共空间，特指那些向所有民众开放的区域和场所，也即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自由进入，不受性别、年龄、族裔、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区隔的实体地点或区域，如城市街道和人行道、广场、公园、公共图书馆和公共博物馆、甚至大型商业中心的公共区域，还有一些准公共空间或半公共空间，如咖啡馆、酒吧、连锁餐厅和24小时便利店以及剧场和电影院等，是虽有一定消费门槛，民众也可自由进入进行消费的场所。

左靖曾说，“大南坡计划”是他做得最用心的乡建项目。村子中心区域保留下来一组废弃的公共建筑——大南坡村当年的大队部建筑群，改建之后成了大南坡艺术中心、大南坡社区营造中心、Localand本地食馆、方所乡村文化书店、碧山工销社焦作店，几幢建筑围合起来的广场，是这次“南坡秋兴”活动主场地，为论坛和相关演出活动搭建了户外大舞台。日常则可供村民展开各类活动。

“南坡秋兴”期间，大南坡艺术中心开幕展览“乡村考现学：修武的山川、作物、工艺和风度”吸引了不少游客；碧山工销社焦作店开出“五条人士多店”线下空间，也售卖本村的手作工艺品和土特产；方所乡村文化书店，跟我去过的其他地方的方所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几乎有着最大的儿童阅览区，村里的孩子们放学之后，会聚集在这里看书、写作业。两家店的店员都是村里的年轻女子。方所的一位姑娘说，应聘之后去成都的方所培训，学会了咖啡拉花，现在每个月有固定工资，这样无需外出打工，可以在村里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刚出生的宝宝。“南坡秋兴”那两天，客人多，看着碧山工销社的姑娘在店里提前开门、推迟关门，忙忙碌碌，送走最后的客人，再认认真真把地板打扫得一尘不染，跟她说你辛苦了。她眉眼里都是笑，说道，河南水患之后没啥游客，店铺好几天开不了张，也是一样要按规矩张罗清爽，这几天这么多客人，开心还来不及。

公共空间这些具体的存在物（specific object）是人们展开社会交往的实体空间，在这里展开的自由交往活动，便形成了抽象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尤尔根·哈贝马斯，1999；汉娜·阿伦特，2017）。因此，对公共空间的整饬和改革，也具有物理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的两重意义（杨长云，2010）。观念层面，“大南坡计划”秉持聚合当地历史文化风物和旅游资源、探索“县域美学”发展思路，整合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以期用先进的美学理念激活村庄和周边的文化公共生活；物理层面，则高度关注公共空间是否在规划中体现出在地民众的主体性和公共权利。

我对大南坡印象最深的是两个艺术装置。一个位于村口，远看是三个“大南坡“的巨大汉语拼音文字DA NAN PO，明亮的黄色和银色，非常夺目；近看才意识到，这是一组包括滑滑梯在内的儿童游乐设施。另一个艺术装置叫“毛毛虫”，在村子的中心区域，它是一个包括秋千、跷跷板和类似“勇敢者道路”软绳梯等的游乐园，不仅孩子喜欢，大人也忍不住尝试。跟村里的孩子聊天，都说，别人村没有，修武县城也没有，个个红扑扑的小脸都露出一脸自豪。

清晨随手拍下“毛毛虫”里一对快乐玩耍的父子，走近发现那位爸爸是电影《小武》《站台》男主角王宏伟。

如果要找一个合适的概念来统摄大南坡的乡村美学实践，我选择用“审美公共领域”（Jacobs，2012）。这也是我在“南坡秋兴”“从大地出发”那天，未能充分回应大南坡作为一个公共艺术传播案例其核心价值所在的部分。

媒介和传播学者们讨论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时，往往局限在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的意义上展开，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审美在推动公共性方面的力量——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前半部分，关于文学公共领域如何延伸到政治领域并推动了社会民主批判理性原则的讨论（尤尔根·哈贝马斯，1999），正体现了审美公共领域的价值。在一些学者看来，艺术审美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二元关系，审美和情感，包括流行文化的意义生产，都是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指涉一种向社会固有规则回嘴（顶嘴，talk back）的能力，故而审美公共领域并不仅是通常公共领域概念之下的另一个维度——文化和审美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一种有意义的、丰沛的和广泛的方式与公共领域的其他维度持续互动（Roberge，2011）。因此，审美公共领域可以有效地积极生产底层的替代性的公共性（Fraser，1992）。

大南坡在生活形态上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乡村，然而“大南坡计划”的审美和情感既在地、又体现出极高的文化杂糅和延展性。来自南国的五条人乐队，在“南坡秋兴”演出的视觉背景，相当一部分来自当地孩子“你的歌我来画”课外绘画活动。教孩子们画画的老师小兰，是广州美院刘庆元老师的研究生，在大南坡一待就好几个月，边调研边为孩子们开设美术春季课和秋季课。孩子们各式各样天真烂漫的“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啊”趣味盎然，制造了与过往演出截然不同、童趣又生动的现场效果，且通过现场观众的移动短视频，跃出这个小小的北方村落，在社交平台上得到广泛传播。

小河不仅在“南坡秋兴”活动现场演唱了他最近几年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公共艺术实践项目“寻谣计划”发掘和活化的那些只留存于老人记忆里、濒临消失的老童谣，而且与大南坡村怀梆剧社的乐师们合作表演了三首台湾音乐人钟永丰作词、他作曲的新歌。演出结束，我问小河，其中一首歌是不是用了一段寻谣计划杭州站的江南乡土歌谣，小河高兴地说，你听出来啦。

这些杂糅多样的公共文化现场，拥有比单一在地文化更强大的、通过审美公共领域推动公共生活改变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如果互联网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和意义环境，那么审美公共领域同样会在数字移动时代更广泛的参与性文化基础上，与人们在物理空间展开的社会政治文化实践互动。“南坡秋兴”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仍可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和推广大南坡“孩子们的电影节”展播的八部非虚构短片作品，让大南坡儿童的视角带领更多人进入这个村庄，也让这些第一次完成了从选题到拍摄剪辑的完整纪实影像制作流程的山村孩子能有更高的社会可见性（visibility），是数字审美公共领域的有益尝试。

五条人演唱“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风吹乱的啊”，视觉背景是大南坡孩子们的同题画作。

可以说，审美公共领域是对我们如何生活和想象美好生活的常规审美和情感反思，通过审美和情感交流，审美公共领域处于与其他社会公共生活的争夺地带（Contested Terrain）——这一概念包括三个要素，其一是通过审美和情感交流将政治、公共和个人作为争锋的领域进行表达，其二是通过文化活动在思想观念上推动个人对外部世界体验和感知能力提升，包括与他人互动的能力提升，其三是通过审美实践将批判性观点和思维渗透到日常公共生活当中（McGuigan，2005）。

“南坡秋兴”其中一场活动，是贾樟柯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放映。映后谈环节主持人、《单读》主编吴琦与影片主人公、作家学者梁鸿老师谈论保持一种想叙说的愿望的重要性，对一个作家而言，要保持对生活的痛感，要保持一种好奇，一种热情，不管是怀疑批判还是认同，还是什么样的情感，只有保持一种热情和好奇，才有可能真正地进行书写。而且，作家通过故事来建构自己内心的某种场景，哪怕是某种阴影，都是一个人内心的某种生命底色。梁鸿老师说，她不是特别勇敢的人，一定要去克服这些阴影，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它就是我脆弱的一部分，但可能也是我坚强的一部分。”这一讨论佐证了情感之于审美公共领域的重要性。

“南坡秋兴”一个重磅活动，是大南坡怀梆剧社的唱片《南坡怀梆2021》首发。村里的怀梆戏断了四十多年，“大南坡计划”推动了怀梆戏重启排练和演出，力图以传统地方戏曲激活在地文化生活。这套唱片由摩登天空旗下Worldmusic厂牌推出，张晓舟说，过去音乐厂牌关注的民间音乐都是大师级别的，现在想要做普通村庄的地方戏曲系列。这样的尝试也正是多元审美公共领域的价值所在。

“南坡秋兴”的最后一张照片，五条人乐队离开时，怀梆剧社阿姨们站在祠堂台阶上挥手告别。

最后一点题外话。大南坡也好，其他村落也好，乡村建设和乡村美学实践是需要政府、商业公司、文化艺术机构、社会组织、村民、艺术家、设计师、学者、媒体人、普通公众等多个不同主体共同参与、长期持续的社会行动。最重要的，它的核心主体一定是当地的每一个人。一方面，就像张晓舟所说的，“从大地出发”不都是诗意的，它也是沉重的，那些留守儿童的卡车司机爸爸们，是为了更好的生存资源不得不出发，知识分子不仅对此要有足够警觉，更要有长期持续行动的自觉；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光辉之外，商业介入必不可少，该如何看待审美公共领域与商业的关系？我想，或许应该记住两点，其一，就像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说，“记住，在评判一种文化时，只关注与观察者的习惯一致的习惯是不够的”（Williams，1983，p308）；其二，拓展公共领域的边界，任何微不足道的努力都是极为可贵的。

参考文献

段义孚（2017）。《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汉娜·阿伦特（2017）。《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杨长云（2010）。《公众的声音：美国新城市化嬗变中的市民社会与城市公共空间》。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尤尔根·哈贝马斯（1999）。《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

Fraser, N. (1990).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Social Text, 25/26: 56–80.

Jacobs, R. N. (2012). Entertainment Media and the Aesthetic Public Sphere. In Alexander J. C., Jacobs, R. N. & Smith, P.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ltural Sociology, 318-340. NY: New York.

McGuigan, J. (2005). 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 (4): 427-443.

Roberge, J. (2011). The aesthetic public sphe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riticism. Social Semiotics, 21 (3): 435-453.

Williams, R. (1983).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作者陆晔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第四批新媒体系列项目“平台化与审美公众：公共传播视角下的媒介娱乐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