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场一瞥︱顾廷龙信札中的民国文人交游

耕兄：

昨获电谈，虽差面谈一等，可喜之至！吾有一事救（求）教，便请见告。鲁迅尝有序文，请魏建功先生写，而不请钱玄同先生写，大意说钱先生字太漂亮，而魏先生字较质朴。不记清（记不清）原文如何？在那（哪）一信中？敬烦指示，为盼！

                                     龙上 十二，十一

这是1995年12月11日顾廷龙写给蔡耕的信。顾廷龙生于1904年，其时年过九旬，虽偶有错字，但笔下不显老态。得信者蔡耕，1929年生于江苏宝应（今属扬州），毕业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1949年后任上海陆行中学教员，后调任上海文艺出版社任编辑。关于两人的往来，由蔡著《茶熟香温三集》中“顾廷龙”条目可知，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顾老就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之前，曾任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总干事，当时合众恭迎新社会，特主办革命图书资料展，蔡耕当过文林书屋店员，又素来喜欢旧书，曾藏有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等书，遂主动提出借展。面对进步青年如此热心的举动，顾先生当然是欢迎的。

蔡耕著《茶熟香温三集》

其后运动不断，两人虽同在上海，见面稀少。1972年，顾老欲临写《封龙山颂》，想起曾在唐云处见过拓本，于是委托蔡耕借阅。

顾廷龙致唐云

顾晚年由其公子诵芬先生迎养于京，蔡耕曾登门拜访。

蔡耕吾兄：

多年不见，乃承枉顾京寓，无任快慰！观泉先生为我代购《文字学》越一、二日即到，感谢之至！我拟最近旋沪，主要想将《尚书文字合编》定稿，以冀早日成书。

在舍摄留照片，可资纪念！兹特寄上，请查收，为荷！

匆复，祗请著安！

                         顾廷龙上

                             5.15

顾廷龙致蔡耕

此信未注明年份，信中的“观泉先生”是王观泉。王先生于2002年在《文汇报》发表《巧识顾廷龙先生》一文，正巧谈及此事。那是1994年4月，王先生去北京探望顾老，顾老虽略显苍老，但依然精神饱满，谈吐明晰。他说目前最想完成早在燕京大学时就已开始，但时断时续了几十年的《尚书古文字合编》，遗憾的是，手头缺一部商务印书馆版《文字学概要》作考查。王观泉认识商务馆汉语组的一位朋友，代为觅到。由此也可知，此信写于1994年。

蔡先生友朋信札多有散出，以收藏家、鉴定家论，坊间可见王世襄，朱家溍，史树青，杨仁恺诸位。

回到文首的信中。顾老信中言及“鲁迅尝有序文，请魏建功先生写，而不请钱玄同先生写”，倒是抖落出一段往事。所谓序文，指《北平笺谱》序，由鲁迅撰文，魏建功手书上板。老师布置任务，学生无有不从，魏建功把目录也毕恭毕敬誊抄了一遍，但落款却署名“天行山鬼”。魏字天行，“天行山鬼”后来广为人知，但于此很可能是首次使用，这就不得不提到钱玄同先生了。

魏建功书《北平笺谱》序

首提此事的是1933年11月3日鲁迅致郑振铎信：“但我只不赞成钱玄同，因其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入骨也。”而对此间瓜葛说得最明白不过的，是同年12月27日夜鲁迅致台静农信。当时关于写序之事已有传说，迅翁对台静农倒是无话不谈，直言“金公”，也就是钱玄同，“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

鲁钱当年已交恶若此，这就让身为弟子的魏建功很难办了。魏建功在北大读书时，曾因盲诗人爱罗先珂批评了同学演出的话剧，而写了一篇反批评的《不敢“盲从”》。当时他年少气盛，以标题而言，就大大地嘲笑了爱罗先珂的生理缺陷。这引来鲁迅大加斥责，写了《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刊于《晨报》副刊上，但后来并未收入杂文集。不过后来《鲁迅全集》连同魏建功的原文一并收入，让我们得悉此事。

鲁迅译爱罗先珂《桃色的云》

老师震怒，魏建功想必极为过意不去。通过孙伏园引见，魏登门道歉，也就此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鲁迅日记中提到魏建功多达十六处。到了1932年鲁迅回北平小住，师生之间已熟稔，《两地书》中提到：“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忙于翻检电码之台静农，一个是帮我校过《唐宋传奇集》之建功，同吃晚饭，谈得很为畅快。”此后写序，也是水到渠成。而魏建功抄录鲁迅文字也不尽于此， 1957年第二十九期《文艺报》曾发表魏建功《关于鲁迅先生旧体诗木刻事及其他》一文，他写到，“我依据景宋钞稿用朝鲜纸写成一个卷子……静农先期自青岛来住我家，录了一个副本，七七事变起，景宋不能北来，静农匆匆南行”，此事遂中断。“1948年我回大陆，由台湾经过上海，把手钞氏卷丢失了”，实际上这个卷子仍留在台湾，后来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印行《鲁迅先生诗存》影印长卷一册，就是以此为底本。

天行山鬼印

魏建功与钱玄同的关系，也许比他与迅翁更为密切。邓云乡有题为《钱玄同手札》的小文，言及他收藏了一部《先师吴兴钱玄同先生手札》，此手札底本即为魏建功提供，来熏阁书庄1947年石印，虽然只是薄薄一本，却是白棉纸影印了钱先生的二三十封信，连信封也影印了下来。第一封信就是谈为魏著《古音系研究》撰写序言的事：“建功我兄：大著古音系研究印成已多日，而拙序迄未交卷，可胜渐悚……目眚未瘳，精神仍惫，伏案不及一小时，辄觉头重，心悸手颤，暂时不能用脑，现在只好请兄见谅……弟病愈必当补作此序，得于大著再版时补印入册，则幸甚矣……”此信写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距当初郑振铎向鲁迅建议由钱玄同写序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鲁迅菲薄的“拖延至一年半载不报”，由此得知，想来更多是钱玄同身体不济吧。

魏建功及其所著《古音系研究》

鲁迅与钱玄同的交往，此处不再赘述，大约是1926年前极为密切，鲁迅南下厦门后疏于往来，乃至关系恶化。信札还是能提供最鲜活的素材，《两地书》中1929年5月25日致许广平，提到与钱玄同在孔德学校偶遇，鲁迅眼中的钱，已经是“胖滑有加，叨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沈尹默的回忆更丰富些，钱玄同看到桌上“周树人”的名片，问：“你现在又用三个字的名片了？”鲁迅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片。”钱玄同主张废姓，曾用“疑古玄同”署名，这一次老友重逢，想来“金公”本是搭讪，不想反击如此激烈，于是也不作声了。

《北平笺谱》历来被视作鲁迅抢救传统文化之典型，也常常用来称颂鲁迅与郑振铎的友谊，但鲁迅写给年轻人的信中对郑倒却不无牢骚。还是回到1933年12月27日鲁迅致台静农那封信：“《北平笺谱》竟能卖尽，殊出意料，我所约尚有余，当留下一部，其款亦不必送西三条寓，当于交书时再算账耳。印书小事，而郑君乃作如此风度，似少涵养，至于问事不报，则往往有之，盖不独对于靖兄为然也。”其中提到的“西三条寓”，查《鲁迅日记》可知为1929年4月29日租下的西三条胡同二十二号白木匠三间北屋，原来是郑振铎自作主张把盈利送到朱安那儿了，不算什么大事，但涉及家事毕竟不快。联系之前郑振铎建议钱序之事，“少涵养”言重了，欠思量倒是一定的。

《北平笺谱》

钱、魏书法，究竟孰优孰劣？两人都是古文字、古音韵专家，都善于写这种字体，很难分雅俗，找两个圈内人的评价吧。黄裳在《天行山鬼》中说，“魏建功是学钱玄同的，但较健拔英挺，不像钱玄同那样肥得近于瘫痪，鲁迅的评论还是有道理的”。张中行也说，“钱先生继承邓石如以来的传统，用北碑的笔意写行草，飘洒流利；用隶笔而更像北朝的写经，功力都很深。魏先生是隶意而多于写经，更刚劲锋利，可谓青出于蓝”。看来鲁迅的选择，虽与臧否人物有关，但也不失眼光。

钱玄同致魏建功信

至于《北平笺谱》，几十年后已成文物。邓云乡提及曾欲观之，先找贾植芳，复旦大学图书馆没有，上海图书馆善本部也没有，心想鲁迅纪念馆一定有，打电话问，言明只在馆中看，能够看二三十分钟也好。不想回答十分干脆：不借，要有领导批示，展品一动便要消毒。最后找到了前头的受信人蔡耕，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料室里，总算看到了这部“与唐版媲美”的宝书。世界就是这么奇妙，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顾廷龙与蔡耕，引自《茶熟香温三集》

本文承李东元老师辑录资料，outman修图，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