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胡杨：一次又一次，漫长而深入的拍摄

胡杨先生所拍摄的《上海弄堂》中，一位女士吹着当时最流行的爆炸头，一手挽着男士，另一只手拎着马桶，尽管是走在弄堂里，俩人感觉却像是在荡马路。有法国人看了这张照片后对他说，真没想到，中国人比法国人浪漫多了。胡杨问他，这话怎么说？法国人答，富浪漫容易，穷浪漫难啊。

这样的光景不复存在，只能在照片中寻得，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弄堂发生巨变，弄堂里的人也改变了。1981年胡杨被多伦多大学录取，父母以年迈为由留住了他，之后舍弃诸多机会后，他做过木工、记者、编辑，始终沉迷摄影，进行着漫长的拍摄。胡杨从1980年开始拍《上海弄堂》，漫长而全面地勾勒出了这一切。80年代，一件皮尔卡丹西装是“登样”的象征，西风吹来，弄堂里的时髦份子蠢蠢欲动，他们中有人会光着膀子穿西装，标签绝对不撕掉；看完美国科幻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人们戴起蛤蟆镜，镜片上贴着的“Made in Hongkong”比蛤蟆镜还惹眼；计划经济下，发的肉票填不饱肚子，弄堂里杀狗吃肉逢年过节常能见到，养狗还未完全升华到精神和生活伴侣的程度……《上海弄堂》用28年记录了上海蜕变的点滴，于2008年出版。

生活中的第一现场往往难以捕捉到，胡杨的第一本摄影集是《上海人家》， 2005年出版，这在许多人看来无法完成的选题，更令人惊讶的是，《上海人家》的销售数字至今已经超过25万册。胡杨注意到大城市里，贫富差异悬殊开始拉大，这种潜在的涌动很难用文字去描述，图像更直观。胡杨直接拿着相机敲开了500多户人的家，他拍摄了6 种人的家，富人、中产、穷人、外国人在上海，外地人在上海，上海本地人家。同时为每家人设置了三个问题：你现在生活状况如何？你最大的幸福（或者心愿）是什么？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他拍下这些人在家中放松的样子，聊生活或生存感受。

胡杨的拍摄动机常和新闻有关，80年代因为看到一条上海向世界银行贷款的报道，立刻决定要拍摄记录弄堂生活。时至今日，看到远程体感恋爱的科技类信息，他思考的是：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我作为摄影家，要如何去表现这样的现状？如何去表现爱？ 他曾形容单张照片是一个点，报道摄影是一条线，专题摄影是一个面，“专题摄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的，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社会学、历史学知识。但是你一旦做出来的话，信息量会非常大，成功的几率比较高，就是说一个点和拳头，肯定是拳头的力量比较大，专题摄影就是拳头。”

近几年短暂回沪，胡杨接触了一些摄影爱好者，发现国内多数人还是把摄影作为一种娱乐，三四十年代的沙龙摄影追求唯美、漂亮，现在只是审美潮流有些不同，依旧是新沙龙摄影，许多人缺少参与意识和表达。“摄影是一条很窄的路，但是我们千军万马，这么多人拥挤在这条路上，如果能够把摄影提升到摄影文化，那这条路就宽敞了。” 他受邀进行摄影系列讲座，从摄影人的思维方式、理念，和年轻人分享与国际策展人、批评家、媒体、画廊的合作经验。

【与胡杨聊了聊他的专题系列】

澎湃新闻：拿相机的人可能希望拍出漂亮的照片，或者拍出聪明的照片，您个人的摄影理念是？

胡杨：我的一贯的摄影理念就是，首先是社会需要，其次我能够把握住，因为很多选题，我看到、意识到，但是我拿不下，自己的内涵、素养不够，这就需要慢慢的积累，到了这个份上以后，才能去做。但是自己如果没有意识到的话，就更难。

澎湃新闻：虽然是摄影家的身份，但您的思考角度很像是知识分子。

胡杨：对，我一直强调，摄影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社会公共知识分子，他对社会是有担当的。我当然很清楚，照相机，可以作为大人的玩具，可以作为“印钞机”，也就是商业摄影，可以去抒情，花前月下。同时它还是一个媒介，是可以去表达对社会、对人生、对大自然的一种看法和感受，我更注重的是最后这一点。

澎湃新闻：您拍摄了《上海弄堂》和《上海人家》后，继续拍摄了《上海青年》，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胡杨：《上海人家》是一个横向比较，反映这个时代的贫富差异，《上海弄堂》是纵向的，通过28年去看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是一个改变，那么我还在想，未来中国会怎么样？但是拍未来是不可能的，我选择拍上海青年，当时的七零、八零这一代还很年轻，他们将来会成为一批中坚力量，拍摄之外我又设立了28个问题，后来出版的时候，有3个问题比较敏感被删除了。这25个问题里，包括了他们的价值观念、生存状态、道德底线、信仰等等，也有他们对未来的愿望、理想。通过横向、纵向、未来的角度，去立体地反映中国。

澎湃新闻：《上海人家》画册的销售成绩据说很傲人，您怎么看待？

胡杨：《上海人家》画册，去年他们报给我的销售数字是25万册。当时我做上海三部曲的时候，就给自己立下一个要求：我不能够站在上海的角度去看上海问题，也不能站在中国的角度去看，必须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看中国发生的什么，上海发生的这些问题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和人类、和世界有什么关系？那么如果用这种理念去编辑、拍摄的话，就容易被人接受。中国的经济在这30多年里突飞猛进，成为世界的一个关注点。我借了这个东风，世界关注中国，那么就要关注中国人的生活。

澎湃新闻：能谈谈您的突破能力么，您似乎非常容易进入各个年龄层的被拍者家中，或者让他们分享隐私感受。

胡杨：很多人确实也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之前问我说，你为什么能够进入到500多家人家去拍摄？《大众摄影》当时的主编高琴，她说这个选题太好了，要在杂志上号召各地的摄影人去拍某某人家，集合起来做一个《中国人家》。我说，Good Idea！后来真的号召了，很多人响应，但是做不出来。有人给杂志社写信、打电话问，胡杨的照片看上去这么简单，我们也会拍，为什么就做不出来？其实做这样的选题，不仅仅是摄影技术的问题。别人凭什么要在短时间里接纳一个陌生人？还是一个拿着照相机的人来到家里拍照片？可能我的沟通能力、交际能力是比较强一些，一方面我自己做过记者，也做过编辑，在电视台做过栏目专题，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曾经自学过社会学、历史影像文献学、心理学，琢磨怎么和人打交道。我面对的第一扇门是被访者家里的门，第二扇是他们心灵上的门。

澎湃新闻：您自己能回答一下在《上海人家》中给采访者提的那三个问题吗？你现在生活状况如何？你最大的幸福（或者心愿）是什么？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胡杨：我现在生活很幸福，每天作息时间是自己支配，没有一个人可以命令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选题，自己有一定经济和物质基础可以支撑。我最大的心愿是找到心灵伴侣，这个可遇不可求。不说中国人的婚姻，国外也一样，我自己做了很多采访，人类的婚姻质量真是不高。最后的话，有朋友问过我是否有遗憾，我可能没有，因为想做的事情已经都做了。移民前，有人叫我不要走，到了国外要重新开始，何必呢？我觉得要有归零的勇气，否则在国内一眼看到头了的感觉。现在我的作品被世界各国的美术馆收藏，画册销售也不错，知名度尚可，我把爱好做成了职业，做成了事业，在这点上我很幸运，也知道知足。

澎湃新闻：您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关注的选题，或者是正在拍摄中的？

胡杨：我在加拿大拍摄“Love”系列，就地取材，加拿大是个移民大国，有世界各族裔的移民，以这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元化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观念，我申请到加拿大政府的艺术基金，开始了这个选题。采访的过程我也很享受，目前已经采访了300多人了，我听了这么多的爱情故事，自己对爱情也有一个新的认识。

澎湃新闻：那您为这个选题设置了什么问题？

胡杨：我会问，你经历过爱情吗？我指的是真正的爱情。爱情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进入一段关系前会考虑哪些因素？你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样子？主要问这四个问题。画面上，进入别人家中或者生活范围，每个人对爱情的表达不一样，亲密的、儒雅的，也有两口子直接在镜头前面吵架，这也是一种爱。有点像蒲松龄在那个村子门口大树下面，设一个茶摊，过路的人愿意坐下来喝杯茶，就给讲故事，只不过我是开着车子到人家里去听故事。

澎湃新闻：您有收到过对您作品的一些反馈吗？

胡杨：2007年左右，我当时还没有移民加拿大，一家广告公司在上海经贸大厦开会，请我去给他们讲半天课，讲《上海人家》，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广告行业和我有什么关系？联系我的工作人员说，这次来开会的是该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重要客户企业，他们的产品都希望进驻中国，他们想了解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所以请你来。我立刻明白了，这样一个选题，其实方方面面的人都是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去看。有时我经常会隐没在展览的人群里，去听他们的反应，觉得看不进去没问题，爱思考的人会从更有生命力的角度去理解我的作品。新华社编辑陈小波曾经和我说，胡杨你很厉害，你什么都没说，但又什么都说了。说句心里话，她是真正看懂了。

摄影师简介：

作品有《上海人家》专题、《上海弄堂》专题、《上海青年》专题、《爱情》专题、《社会阴霾》系列、《在路上》专题。387件作品被世界各国的美术馆、博物馆和私人机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