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与博物馆｜乘火车去昆明②：昆明五日

1942年修建的震庄-云南省佛教协会所在地圆通寺-云南陆军讲武堂-地方强人政治-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昆明火车北站改建而成的铁路博物馆-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修辞-铁路在云南历史上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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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昆明南站坐地铁，约一小时到东风广场，出站就是震庄。隔着墙壁可以看到一座葱郁的园林，许多参天大树。这里原来是龙云的故居，落成于1942年（正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震庄的建筑细节和花园参照了常见的法式园林风格，但就像姜文电影里的民国建筑布景，建筑也好，园林也好，都有说不出来的违和感。8月是上海最热的时节，日平均气温在30度以上，而昆明的气温足足比上海低了10度左右。震庄虽然在市中心，但九点过后街面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进门后距离住宿的地方颇有一段距离，走在雪松树下，暗夜中传来一阵阵鲜甜的桂花香气。此时距离江南桂花的花期还远着呢。

昆明五天的行程主要是参访寺庙和博物馆。第一天在翠湖周边，重游圆通寺和陆军讲武堂，这一带是昆明传统的市中心区域；第二天在昆明火车博物馆（昆明火车北站）和昆明火车站；第三天寻访大清真寺和东西寺塔，再去滇池边登大观楼。第四天拜访云南省博物馆和官渡古镇，第五天登西山。天气凉快，胃口也好，这个季节的昆明，菌菇、米线、鲜花饼、咸奶油蛋糕和云腿月饼随处可得，各家味道不一，好在都算清淡爽口。

圆通寺是云南省佛教协会和昆明市佛教协会所在地，背靠圆通山，距离翠湖很近。圆通寺是一处闹市中的道场，有几处较为特殊的地方。大多数佛寺建在山腰，山门位于山脚下，进山门后逐渐登高，直至后山。圆通寺不是。大门和检票口在高处，牌坊式的山门在山腰，大殿都在低处，而且是水榭式的。前殿像岛屿一样，居于一个水池中间，前后靠桥梁连接，通往大雄宝殿，东西两侧回廊建筑都是临水的。一般寺庙大殿至少三开间，圆通寺的前殿是单开间楼阁式。一般寺庙前殿供奉弥勒佛，这里供奉观音菩萨。圆通寺本来是观音道场，但大殿里后来供奉了三身佛，观音菩萨就被移到了前殿。这种增设与更改不知是什么道理。

圆通寺本来是汉传佛教的寺院，如今后山新辟建了一处上座部的佛殿，佛殿是泰国样式，一尊释迦摩尼佛立像是泰国某位前首相捐赠的，另有几尊坐像，包括一尊很昂贵的墨玉坐像，墙上挂着本生故事的卷轴画，我初一看以为是哪位泰国公主：画上的悉达多王子，完全是一位年轻泰国贵族女郎的样子。

据说圆通寺还有一处藏传佛教的佛殿，没能细看。前殿是攒顶建筑，尖顶系了许多绳子，另一头拴在水池周围的栏干上，上面挂了经幡，把这个观音殿堂变成了玛尼堆。

云南的地形呈长条状，南北长，东西窄，北方藏区信仰藏传佛教，南方各民族则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中部洱海周边的大理地区则是著名的佛国，信仰汉传大乘佛教。多元的佛教信仰就反应在圆通寺混杂的符号系统之中。

顺便说一句，云南在佛教史和伊斯兰教史上都相当重要。此行我们还专门去昆明市中心参观了东西寺塔。西寺塔即慧光寺塔，始建于9世纪，为十三级空心砖塔，明清两代均因地震有局部修缮，1856年寺毁而塔存，是云南地面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东寺塔即常乐寺塔，建造时间与形制与慧光寺塔相同。常乐寺塔1833年毁于地震，1863年重建，重建地址并不在原址，而是向东移动一些。现塔与慧光寺塔相距约150米，隔街相望。据说修缮西寺塔时是以东寺塔为参照，而重建东寺塔时，也是以西寺塔为模本。两塔互为镜像，在1000多年的历史中互相依存，令人莫名感动。东西寺塔均在2006年被定为全国文保单位。距离双塔不远就是永宁清真寺，几个街区外还有古老的顺城街清真寺。

回到翠湖。步出圆通寺往翠湖走，是一条陡急的下坡路，中途会经过李公朴和闻一多遇难碑。几年不来昆明，翠湖周围全变了样，原先空空荡荡的云南陆军讲武堂里，现在有两处常设展览，一处主题是中国远征军，一处主题是云南军人在共和前后的角色，策展和布展水平都不错。

民国初年，云南讲武堂因为李根源、唐继尧、李烈钧等云南军人的表现而受到瞩目。而且，以一地处边疆的地方军政学校，为国共两党准备大量军政人才，著名者如共产党方面的朱德、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朱培德、龙云、卢汉、盛世才等人，不可谓不罕见。这些登上全国性政治舞台的校友，让讲武堂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云南。但讲武堂毕竟以云南为根基，对此地的影响也最深。以地方局势而言，从唐继尧到卢汉，讲武堂师生主导云南军政长达数十年之久。

所谓中国的现代化，从国内和地方的角度来说，首先是军事，其次是商业，再次才是政治。或者说，政治就是军事和财政实力。随着中央政府的控制在19世纪逐渐松弛，这种军事和财政实力为先导的政治现代进城，最终召唤地方强人的出现。

地方强人要把握地方权力，就要办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做成派系。这种人力资源投资，大多数就像李宗仁对唐德刚所说，不过是炒了排骨（排长之类低级军官伤亡率极高），但无论如何，总有一部分强人，最终会从幸存者里脱颖而出。

这些强人通常都有强烈的生存意志，也有运气和手段。但要成为强人，还要有生存空间，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总是强调地方主义。这和宪政主义和联邦政体框架下的地方主义当然有很大不同。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许会像阎锡山之于山西那样，形成相对巩固的地方权力结构，但通常所谓地方，不过是被走马灯一样的军事强人反复蹂躏的草民苟延残喘而已。

在云南，发展地方不算是一句空话。由唐继尧兴办的私立东陆大学发展而来的云南大学，校园格局是不错的，标志性建筑会泽堂得名自唐继尧的故乡会泽县，独具一格，可见云南人的地方意识。办大学是想培养人才，服务地方。对军政人物而言，这些人才能为我所用固然是好的，但他们也明白，潜在的竞争对手往往也在其中。大学如此，讲武堂亦是如此。

讲武堂的历史和昆明火车博物馆的历史最好结合起来看。火车博物馆地址在昆明火车北站。火车北站是云南最早的火车站，滇越铁路的起点，几年前还运行着两条短途的米轨旅游火车，因为昆明修地铁，这两条观光线已经停运了。这座车站的候车室是一座土黄色的建筑，有着法国殖民风格，如今改建成了火车博物馆的展厅。

军事（政治）、商业（财政）和地方主义定义了云南的现代性，而作为刺激因素的帝国主义，以及作为对帝国主义反应的民族主义，这些力量的互动，构成了云南的现代史叙事中的结构性因素。交通则是这一叙事中最精彩的章节。

如果说讲武堂事实上代表了军事上的离心力量，滇越铁路就代表了商业上的离心力量。这两种力量让云南脱离北京控制的同时进入了现代。但事情也有另一面。和上海一样，法国人带给云南现代经济形式和交通工具的同时，他们的存在也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几十年以后，这种民族主义会驱动云南重新回到了北京的怀抱。

在大多数时候，民族主义被描述成身份认同在政治上的反映，主要被情绪所驱动。博物馆中关于个（旧）碧（色寨）石铁路的陈列叙事也重复了这一观念。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结束后，两国签订《越南条约》，开启了附属国脱离中国的进程。条约内容之一是允许法国修建越南通往昆明的铁路，也即滇越铁路。滇越铁路的设计方案中包含一条从主干线通往个旧的支线。当时个旧已经探明是一处重要锡矿石产地。云南地方人士反对这一支线修筑计划。他们筹集资金，计划自主修筑通往个旧的铁路线，以防开采锡矿的收益会因为法国主导支线的建造而流失。在这里，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修辞之间微妙的关系值得多加体会。

个碧石铁路是一条低等级的窄轨铁路，比滇越铁路的米轨还要窄三分之一。采用不同的铁路轨道标准，可以有效地降低交通系统连通性，从而抵制法国的影响力通过铁路扩张。但个碧石铁路采用寸轨，也然是因为缺乏资金和技术能力。这条用于输出矿石的支线铁路只有100多公里，却花费20多年才全线贯通，前后耗资2000多万元。修筑和管理水平低下，进一步限制了这条铁路的运力。由此造成的潜在的经济损失，比实际修建成本要大得多。

无论如何，修筑铁路是一个系统工程。资金、技术、设备和高水平的日常管理缺一不可，并且要有足够的运气，能够把这些因素统一在恰当的时机。时机是可以创造的。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铁路和现代军队互相需要的原因所在。

法国人带来了滇越铁路。日本人沿着这条铁路进攻云南，试图包抄重庆。对日本人的反动推动英国人和美国人帮助中国修建了滇缅公路。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国人又开辟了从印度通往云南的驼峰航线。在二战中，世界需要中国，而中国的存亡取决于云南，以及云南的对外和对内交通。

云南在二战中的重要性使得它的地方主义消失殆尽。云南变成了中国存亡的钥匙，并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中国、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军队在云南及其周边决战，印度、缅甸等国家也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其中。和欧洲一样，这里的战争也是跨越国境进行的，其性质也和欧战一样，是对东亚和南亚未来政治控制权的争夺。

抗战胜利后，龙云被蒋介石调离云南。讲武学堂出身的云南军人从此失去了对云南命运的掌控。几十年后，重新修复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成了红色中国援助红色越南和红色缅甸抵抗法国、美国和英国的运输线。云南从二战的后勤基地变成了冷战的后勤基地。

铁路博物馆里不起眼的地方存放着一只搪瓷口杯和几张照片，记录了另一场被选择性遗忘的战争。那是中越战争的纪念品。我们应该把中越战争放在更长的历史中去理解它的性质。实际上，这场战争是漫长的冷战走向结束的信号之一。

（本文作者夏佑至系作家，著有《蒙尘记》、《上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