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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善意的乌托邦?
原创 刘军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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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帕里斯温和的建言,只是发放部分UBI,除了对于极端贫困地区边际改善显著之外,对于富裕国家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数目会低到毫无意义,无法取代目前各种社会保障计划。
作者:刘军
封图:图虫创意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为应对新冠疫情及其经济影响,诸多国家实施了各种形式的补贴计划,美国、西班牙和日本等国家实行了临时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讨论“直升机撒钱”之类的提议,实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Income,UBI)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包括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马克·扎克伯格等世界富豪在内的名流也大声呼吁施行UBI。
这使我们注意到UBI的重要倡导者之一菲利普·范·帕里斯的著作《全民基本收入:关于自由社会和健全经济的激进提议》(BASICINCOME:A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anda Sane Economy)。该书由帕里斯与其学生、合作者范德波特合著,英文版201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2021年12月,中文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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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
[比利时] 菲利普•范•帕里斯 雅尼克•范德波特/著
成福蕊/译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2月
菲利普·范·帕里斯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之一,被誉为欧洲“全民基本收入之父”。
帕里斯倡议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核心理由是,这一构想能够解决贫困、异化劳动以及自动化、智能化带来的大量低技能劳力失业等问题,提供一种通往“真正的自由”的工具,为建立可持续的解放型制度框架提供可能性。
帕里斯在书中重申了他对“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一贯定义:给所有人定期发放一笔现金收入,以个人为基础,没有经济状况审查或工作要求。这笔基本收入,在财政可持续的理想状况下,应该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 (主权国家、欧盟这样的区域联盟乃至全球)内平等地发放给所有公民,使其能够维持个人的基本生活,叫做“完全基本收入”;如果财政上不可持续,区域内无法协调统一,也可以先从部分试点开始,给老人、儿童和低收入者支付标准较低(比如接近或稍高于各国贫困线水平)的现金,这叫做“部分基本收入”。
该书全面介绍了围绕着“全民基本收入”进行的哲学争论、经济担忧及政治可行性的探讨,并探究了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推行“全民基本收入”的前景。
针对“全民基本收入”的面对的各种哲学、伦理挑战,该书作者提出了支持基本收入的根本道德理由:实现真正的自由,而不仅仅是形式的自由;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不仅仅是快乐的少数人的自由。作者指出,对UBI最强烈的反对是它不要求其受益人工作或愿意工作,违背了“公平”概念,即身体健全的个人应该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不是免费搭乘他人的劳动。作者有力地驳斥了这一异议,认为这是主张只有富人有权享受闲暇,而穷人无权享受闲暇。
UBI在经济上是否可行?作者讨论了UBI可能的融资方式,主要是对劳动收入、资本、消费、自然资源收益进一步征税。作者的提议中虽然隐含着征收高额累进税、提高增值税、废除(死者)的财产权、取消(部分)人的继承权等政策趋向,但还是避免了过于直白的激进建言。鉴于“全面基本收入”代价高昂,财政上无持续性,他们温和地建议从“最有前途的方向”—— “部分基本收入”的实验开始。
UBI在政治上是否可行?作者探讨了UBI在西方发达国家多党竞争制度中的政治可行性,全面回顾了工会、雇主、无产者、妇女和左右翼政党(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绿党、基督教徒)等团体对于UBI的立场。总的来看,UBI在各个政治谱系的政党中的支持率都不高,政治可行性很小。
作为“全民基本收入”的鼓吹者、倡导者,帕里斯在书中还是为这一“激进观点”进行了全面的辩护,将其视为21世纪解决经济不安全和社会排斥等问题的希望所在。
作者强调指出,基本收入是自由社会的一个核心支柱,是替代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必要组成部分,是现实主义乌托邦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制度,曾经都是乌托邦,比如废除奴隶制、征收个人收入税、普选、普及免费教育以及欧洲联盟。基本收入乌托邦将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乌托邦,可以将人类从市场的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有助于拯救我们的星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失望,会倒退,就像在争取普选权和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一样。但是,正如历史一再重现的,“过去被认为是少数疯子的幻想,将成为不可逆转和不言而喻的成就”。
纵观全书,尽管《全民基本收入》不如帕里斯此前的著作《所有人的自由》(1995年)那样富于哲学深度,但其中伦理探讨的篇章,还是全书最雄辩、最激进的部分。帕里斯力陈,如果施行“分配正义”,追求“所有人的真正自由”,就应将全民基本收入视为对所有公民的“社会馈赠”或“社会礼物”的平等分配。当下的生产力是人类努力和社会遗产的共同结果,我们从自然界、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社会组织和文明规则等方面获得的收益并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收入上。我们赚取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是归功于“外部性”。基本收入就是要保证每个人都能收到“社会馈赠”的一份公平份额,通过“产权—利润”机制无情运转的资本主义经济机器,应该转型为一个“分配赠与”的社会体系。所有公民都有权分享这种共同遗产的成果才是正确的。
即使帕里斯申辩的伦理理由,隐含着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取消私产”、“剥夺土地”和“一大二公”之类的激进话语的残迹,我们也必须承认,它触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一些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市场利润统治权、异化劳动、私有财产权(即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资本/劳动对立——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尽管其中隐含着的国家主义、父权主义和全权主义的“独断”前景,会给读者带来隐隐的不安。
《全民基本收入》201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欧美学术界及主流媒体极为关注,刊发的评论很多,赞誉、批评皆有。
有些评论者指出,《全民基本收入》一书视野广阔,道德感纯正,伦理论辩发人深省,但作者在“完全基本收入”经济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上的论断并不自信,因此更多追求的是“部分基本收入”(partial UBI)的小规模推进,是“马基雅维利式”地审慎而机敏地抓住历史实践的“机会窗口”的渐进改革。作为温和的“全民基本收入”的倡议提案,该书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激进。
当然,对于UBI,历来不乏反对的声音,有些反对意见还颇为尖刻、激烈。
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在谷歌上打出置顶广告,反对U-BI,指斥UBI是一个“坏想法”。如果你搜索universal basic income,第一条就是阿西莫格鲁的置顶广告文《为什么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坏主意》(2019年)。
阿西莫格鲁指出,UBI过于昂贵,除非对目前的社会安全网的其他部分进行大幅削减。美国3亿多人口,若每人每月仅1000美元的UBI,每年就需要大约4万亿美元,这接近2018年的全部联邦预算。
阿西莫格鲁认为,对UBI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发达经济体就业趋势的误读。自动化和全球化确实正在消除某些类型的工作,并加剧不平等。但是,对策不是建立一个救济体系,而是鼓励创造高薪的“中产阶级”就业岗位,加强社会保障网络。美国首要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全民医保、更慷慨的失业福利、设计更好的再培训计划以及扩大所得税抵免(EITC)。
更重要的是,当前的这些解决方案,利用了民主政治,但UBI却只是安抚不满的群众。当前为发达国家服务的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其目的是为人民提供社会保险和机会,并不是大亨和政治家们的恩赐,而是民主政治的结果。当前诸多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根源在于对民主进程的忽视。解决的办法是要重振民主政治,促进公民参与,寻求集体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动员起来的、政治活跃的社会,才能建立起未来共享繁荣所需的制度,同时致力于保护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
德国经济学家海纳·弗莱斯贝克(Heiner Flassbeck)也是UBI倡议的著名反对者。他在《全民基本收入融资与收入分配:支持者未回答的问题》一文中指出,UBI是虚妄的幻想。
他认为,仅仅每人每月1000欧元的UBI,就会摧毁德国赖以生存的经济体系的支柱。通过加倍税率使政府财政收入翻番,将引发前所未见的分配斗争。在当今最发达的经济体中,税收占GDP的比例接近25%。将税收水平提高到50%,这将是革命性的举措,没有人知道这会引发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后果。
考虑到社会的权力分配,社会强势群体——企业家、大公司和富人——会反对税收翻番,会将额外的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和弱势群体。全面实施UBI最可能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率飙升,因为提高增值税将是权势集团唯一能接受的增税措施。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将落在穷人身上。拥有巨额资本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人将受益,而处于底层的人将会成为输家。
弗莱斯贝克强调,在没有对UBI融资的分配效应进行详细而复杂的计算的情况下,贸然鼓吹UBI是愚蠢的。回避严肃的融资问题,把UBI作为解决社会弊病的良方,最终只会给失望的人提供虚假的希望。
总的来看,给每个人发放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不仅代价高昂,而且颠覆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产权—收益逻辑。在产权失去可靠而清晰的界限的情况下,对整体经济体系的扭曲程度会有多大?鉴于历史经验的失败先例,如果经济体系整体交易成本上升的后果,我们无法准确地预知和计算,就无法再贸然决断。
另外,如果按照帕里斯温和的建言,只是发放部分UBI,除了对于极端贫困地区边际改善显著之外,对于富裕国家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数目会低到毫无意义,无法取代目前各种社会保障计划。比如,联合国计划开发署2019年在我国开展过UBI的调查测算,其结论是,如果按照低保标准(每月人均267元)向全体人口发放全民生活保险,财政支出达4.5万亿元,将是现行低保标准的25倍,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财政资源无力承担每月267元的补助,也无法维持全国大多数家庭的基本生活。报告认为,进一步加强、完善现有的针对特定人群(贫困人群、失业人群、儿童、老年人等)社会福利方案,仍应是社会保障政策的优先事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全民基本收入报告2019》)
因此,也有些研究者认为,鉴于全民基本收入这一政策建议的政治可行性极低,在这一没有政策前景的领域耗费稀缺的研究资源,并不值得。(詹姆斯·扬克:《基本收入保障:一般均衡评价》)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当前经济不平等日渐加剧,民主政治日益撕裂,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有可能使大量工作岗位被消灭、从业者被迫失业的时代,当解决全球性长期结构性问题的老旧方法不再能激发信心和灵感时,《全民基本收入》堪称发出了最强音的“乌托邦”式的政策倡议,希冀实现“自由的社会”和“健全的经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充满诗意地憧憬过“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共产主义式”生活,这种完全摆脱了现代“异化劳动”和“异化工作”的生活,不仅是像近日“北京最引人同情之流调人员”之属的亿万辛苦劳作的民众的梦想;是“996、007”等“社畜”“打工人”的梦想。美国盖洛普公司2013年的一个调查表明,在142个国家23万名全职和兼职劳动者中,只有13%的员工对工作充满热情,约63%的人对工作并不投入,24%的员工极其厌恶工作。
当然,上述生活也是道德感爆棚、永远吟诵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寻找可能的天堂(自由社会)的知识分子的梦想。虽然西谚称“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由善意铺就”,但人类的善意也成就了过去数百年间进步的人道伟业,尽管有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还是建立了一个暴力日渐稀少、物质日渐丰裕、权利更加平等、社会日趋公正的全球共同体(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为什么暴力会减少》)。如何使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和平、更加丰裕、更加公正地持续发展,则是考验我们的智慧、勇气与决断的未来志业。
“全民基本收入”的善意,会是其中的一个正确抉择吗?我们尚无法确定。帕里斯、马斯克倡议的“全民基本收入”,看似一个迷人而虚幻的乌托邦。但是,如果马斯克已经在幻想“火星生活”,帕里斯为什么不可以想象一下“全民基本收入”建立的“为了所有人的真正自由的”的“自由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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