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贫民窟问题：未来的城市也许不是想象中的钢筋水泥天堂

九龙城寨：昔日香港最大的贫民窟。

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研究估计，第三世界的正式房地产市场仅仅供应了超过20％的新房储备。如此大的供需差距使得人们转而求助于自建简易房、非正式出租房、私占土地或人行道。联合国声称：“过去三四十年来，非法或非正式的土地市场已经为南半球大多数城市的大多数新建房储备提供了地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半球各地贫民窟的增长已经超过其城市化。因此，回顾21世纪末的墨西哥市，城市规划专家普里西拉·康纳利（Priscilla Connolly）发现，“60％的城市增长是人（特别是女人）的增长。他们勇敢地把自己的居住区兴建在无任何公共服务的外围土地上，而他们赖以为生的非正式工作在总就业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圣保罗的贫民窟1973年仅占总人口的1.2％，但1993年就达到了总人口的19.8％，该地在整个90年代以每年16.5％的爆炸性比率增长。在全世界城市边界增长最快的亚马孙流域，80％的城市增长是贫民窟增长，它们大部分没有已建成的公用事业和市立交通运输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因此使得“城市化”成为“贫民窟化”的同义词。

圣保罗的贫民窟发生火灾。

同样的趋势在亚洲随处可见。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项研究表明，90％以上的南亚城市住房增长发生在贫民窟。卡拉奇不规则延伸的棚户区（katchi abadi）擅自定居者人口每10年翻一番，印度贫民窟继续以比总人口快250％的比率增长。孟买每年大约面临4.5万套住房的短缺，这个数字最后都转化成了贫民窟的住房增长。每年移民到德里的50万人中，估计有40万人定居在贫民窟中；到2015年，印度首都将有超过1000万的贫民窟人口。规划专家高塔姆·查特吉（Gautam Chatterjee）警告说：“如果这样一种趋势持续不衰的话，我们将会只有贫民窟而不再有城市。”

当然，非洲的情形更为极端。非洲贫民窟以两倍于欧洲大陆城市的速度增长。实际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89至1999年间，80％的肯尼亚人口增长被吸纳于内罗毕（Nairobi）和蒙巴萨（Mombasa）恶臭熏天的、拥挤不堪的贫民窟。与此同时，任何缓解非洲城市贫困的现实希望都从官方视野中消散了。200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联合会议上，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及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发现，最初计划在2015年达成的联合国非洲千禧年发展目标将不可能在近几代人中实现：“一直到213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才会获得普通的初级教育；2150年，贫困率将降低50％；而可避免的婴儿死亡要到2165年才能完全消除。”到2015年，黑非洲（Black Africa）将有3.32亿贫民窟居民，这一数字将以每15年翻一番的速度持续增长。

内罗毕的贫民窟。

因此，未来的城市，不是像早期都市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由玻璃和钢筋构成，而更多地由粗糙的砖头、稻草、回收塑料、水泥块和废木头所构成。不是光彩炫目直达天堂的城市，21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蜷伏在泥泞之中，被污染、粪便和腐烂所包围。实际上，居住在后现代贫民窟的10多亿城市居民可能会充满嫉妒地回顾安那托利亚高原地区（Anatolia）查塔·休于遗址上结实耐用的泥土房废墟。这些泥土房兴建于9000年前城市生活刚刚兴起之际。

无论在第三世界的什么地方，住房选择都是一件很难精确计算的、令人迷惑的交易。正如无政府主义建筑师约翰·特纳（John Turner）的著名论断，“住房是一个动词”。当城市贫民尽力对住房花费、职位稳定性和避难所的质量、工作行程和有时甚至是个人安全持乐观态度时，他们不得不解决一个复杂的方程式。对一些人来说，包括一些人行道居民，靠近一个工作地点——即一个产品市场或火车站——甚至比栖息之所更重要。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免费或近乎免费的土地值得从边缘搬到中心。对每个人而言，最糟的处境是一个没有市政服务和占有权的、不适当的昂贵住所。在特纳的著名模型中，基于其20世纪60年代关于秘鲁的著作，乡村移民首先从边远省份搬迁到城市中心，不惜一切代价安顿下来，并在那儿找工作；然后，为了保证职位的稳定性，他们搬迁到边缘，在那儿，所有权是可获得的。当然，从（用他的术语来说）“桥头堡人”到“联合者”的这一进步是一种只能反映一个州或国家一个历史瞬间状况的理想化。

在一种更复杂的分析中，住宅专家艾哈迈德·索利曼（Ahmed Soliman） 讨论了开罗贫民的四种基本住房策略。第一，如果进入中心就业市场的机会是最重要的，家庭可以考虑租一套公寓；廉价出租公寓提供了职位的中心性和安全性。第二种选择是处于中心但非正式的避难所： 一种被索利曼描绘为“一个非常小的房间或有屋顶的处所，环境糟，租金便宜，或完全不要租金，有很好的工作机会但职位安全性无法保证；这样一种非法居民最终将被迫搬到强占土地者营地及半正式住房中”。

第三种，也是最廉价的住房解决方案，是擅自占用公有土地，常常是开罗荒芜的郊区并几乎总是处于污染的下风口；地下交易包括以非常高的代价交换就业机会或政府忽略了的公共建设。“例如，埃尔德克拉区（El Dekhila district）的合法或非法擅自定居区已经有40年的定居历史，没有来自当地官方的公共行动或干预。”

第四种解决方案，最终为大多数开罗贫民所选择，是在有合法所有权但没有官方建筑许可证的广大半正规开发区或农民村庄购买的土地上购买一块宅基地。尽管远离就业机会，但这样一块地方是安全的，在经过相当多的社区动员和政治谈判之后，通常会由政府提供基本的市政服务。

对所有城市而言，同样的理性选择模式可能被特殊化，并催生出一大批地方化的、特殊的占有和居住模型。图表8所展示的类型是一种为了全球比较目的而从当地重要特征中抽象出来的分析简化。其他分析可能会对合法的住房状况（正规与非正规的）比较有优势，但我想大多数城市新移民的第一个决定是他们能否负担居住在靠近主要就业中心（核心与边缘）所需费用。

当然，在第一世界，环形的（donut-shaped）美国城市（贫民们集中在城市被放弃的核心和内部区域）与盘状的（saucer）欧洲城市（移民和无职业人口孤立无援地困守在城市郊区的多层住宅中）间有一种原型的区分。可以说，美国贫民住在水星；欧洲贫民住在海王星或冥王星。第三世界贫民窟居民占据了种种城市区域，主要集中在边缘地带的低层住宅中。与欧洲相比，南部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的政府住房是一个例外而非规律，比如在新加坡和香港。约1/5 到1/3的城市贫民住在城市核心内部或靠近城市核心，主要在老旧的多住户出租房中。

本文节选自《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美] 迈克·戴维斯著，潘纯琳译，由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