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玮︱书店巡按：流变的知识，流变的诗

翻开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原想借鉴一二研究思路，孰料所得不偿劳——平面化，太平面化了。然而这平面四下铺展开去，无远弗届，倒也显出另一番壮阔。伯克综观社会因素对知识的塑形作用，自文艺复兴直写到二十世纪，横跨人文、社会、自然各学科，涉足极广。当然认真说来，一开始，这些学科本身尚未分疆划界，相互独立，如今日然。伯克着意勾勒的，正是这数百年的演化轨迹。上卷涵盖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主要围绕知识人的身份变迁、体制支撑、权力介入、市场推动、读者获取媒介与方式等问题展开，偏于社会一面；下卷涵盖启蒙运动至当代，主要围绕知识采集、分析、传播、应用等问题展开，偏于知识一面。两卷处理方式的差异，大约源自对不同时段的不同认知。前一时段，世俗化俨然成为知识世界的主旋律，而走完世俗进程，非各种社会条件凑泊不能为功，故重点在外部；后一时段，知识进一步专业化，其形态的嬗变，已非社会条件能充分解释，故重点在内部。本书梳理基本史实，提挈基本论题，由是可以略窥门径。

卞东波编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镜——晚近北美汉学论文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11月，49元。

平面下的纵深开拓，则须依赖专题研究。卞东波编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镜——晚近北美汉学论文选译》所收，多属二十一世纪以来刊载的新作，兼顾名家与新锐。不难发现，北美汉学界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也日益转向文学与政治语境、传播载体、读者心态等社会因素的互动。其间若干思路，曾经引发热议。譬如田晓菲《尘几录》比勘手抄本流传中的陶诗异文，抉示陶渊明隐逸形象的人为塑造痕迹，评价便颇为纷纭。本书里的几篇文字，展现出这一思路的持续推进。宇文所安通论唐代别集手抄本概况，并尝试建立“主集”、“小集”、“子集”等概念，以为后续研讨之资。他另一篇文章，则推求中唐顾陶《唐诗类选》收录杜甫诗的标准。田晓菲将通行的王绩集三卷本，与五卷手抄本相较，指出前者经陆淳删削去取，遮蔽了王绩对南朝宫廷诗的继承。林葆玲在应璩诗存世无几的前提下，旁取尺牍参证，试图还原其诗作全景，藉以重释钟嵘《诗品》的陶诗“源出于应璩”说。上举三篇个案考察，不复着眼于句梳字栉的异文比对，而着眼于文集存佚、编辑理念对诗人形象的影响，视野愈发立体。一种学术思路舒展开来，充类至尽，其优劣是非，乃益灼然可见。在此意义上，本书提供了更深入的对话契机。书中另有些论文，发表时间虽早，仍可能增益新知。1990年代蔡涵墨谈苏轼乌台诗案的两篇，介绍、翻译、评注诗案卷宗，做的是基础工作，但谛观熟思，也自细微处获得不少发明。譬如他注意到结案后，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使”，而水部员外郎在宋代，系为受罚官员保留的特定升迁通道。宋神宗的补偿之意，晦而实显。这样透入一层的解读，让人想起清初徐乾学的豪言：“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阎若璩《潜丘札记》卷二引）

彼得·伯克每惊叹于现代知识积累的迅猛势头，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印行，又添加了小小一例。朱先生治这门学问，诚如章培恒先生所言，是以现代“文学”观念裁断古书的；加以言辞犀利，指摘曹植品评作家茫无定准，黄庭坚谈艺自相抵牾，此等处快人快语，令人神旺。通行本系取1937年本前半与1933年本后半缀合而成；本次校补，恢复现存的1937年本最后十八章，将前后多次讲义相异内容择要注明。末十八章比之初版本，固有区别，譬如沈德潜那章，补入一段对其“诗教”论的批评；袁枚那章，补入一段与杨万里诗学的异同辨析，不过对读下来，区别不若预想之大。本书价值毋宁更在于，呈现出这部著作成书过程的较完整链条，足供学术史家搜讨。

除了知识，文艺趣味同样与时推移。江弱水先生说诗经年，《诗的八堂课》集中表露他的取向。“博弈第一”论创作，重推敲甚于灵感。“滋味第二”、“声文第三”、“肌理第四”论鉴赏。在江先生看来，“滋味”是各种感官交互触发的联觉（synesthesia）体验，“肌理”是用字、造句、意象、韵律共同浇铸的文本质地，两章皆系综合论述，且已包含声音在内；而他又单辟“声文”一章，详言诗的音效，足见对这问题的特殊关怀。“声文”章总体观之，体察入微而富启发。只可惜分析旧体诗词，未免有拿今音忖度古人的时代错置，譬如讲杜甫《野人送朱樱》诗“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一联即是。“玄思第五”、“情色第六”、“乡愁第七”、“死亡第八”分论四类诗作主题，两两一组。“现代的诗是中年的诗”，既陷入了沉思，从而走向玄学；又失落了纯真，从而走向情色。玄学偏追求思想的“道成肉身”，情色偏“以摇荡性灵为指归”，两相缠绕，造就现代诗人的标准像。二十世纪的乡愁，由于精神家园分崩离析，其实无乡可归，漂泊遂变成一种宿命。由此叩问生命意义所在，最终导向对死亡的凝视。四类主题背后，分明悬浮着一副现代人的眼光。

知识与诗皆处于变动中，却远非同道。按马泰·卡林内斯库的分法，知识的世俗化和专业化，乃是“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表征；诗的不安和索求，则是“美学现代性”的表征。“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倘使绾合两造，写一部“知识与诗的社会史”，观其相摩相荡之势，画面想会加倍壮阔。承学之士，盍兴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