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暗杀、反共：1959年美国在柬埔寨的秘密战

1941年，年仅19岁的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在法国当局的扶持下继任柬埔寨王国国王。1945年3月，西哈努克在日本占领军的授权下宣布柬埔寨独立。二战后的法国不希望放弃在印度支那三国的利益，于是法国给予柬埔寨以内部自治权，但柬埔寨仍是法兰西联邦的一员。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再加上西哈努克同法国政府的沟通，以及西哈努克离开柬埔寨，自动流亡泰国对法国造成的压力。1953年9月，法国最终接受了西哈努克要求独立的请求。11月9日，柬埔寨王国政府宣布独立。

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世界各国正式承认柬埔寨王国的独立地位。独立之后的柬埔寨如何在已经十分严峻的美苏对立之下选择自己的立场，这就成了柬埔寨独立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

柬埔寨的中立政策

柬埔寨的两个邻国泰国和南越政府已经同美国签订了相关条约，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实际上同美国结盟。但柬埔寨的历史与现实告诉西哈努克，泰国和南越并未放弃对柬埔寨的侵略打算。柬埔寨不能依靠任意一方，否则就可能会再次使国家主权和独立地位丧失。因此，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西哈努克在发言中称：“柬埔寨王国政府决心永不参与侵略政策……将不与其他国家缔结任何协定……柬埔寨王国政府决心以和平方法并以不危及和平和国际安全以及正义的方式来解决其国际纠纷。”西哈努克用这样的演讲宣布，柬埔寨王国奉行不结盟的中立外交政策。

冷战初期的美国奉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的遏制政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809号文件提出：要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加入共产主义阵营，而导致一个地区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NSC5612/1号文件中指出：“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倒向共产主义，都会增加其他国家向共产党的妥协。”美国对集体安全与同盟的看重，使得美国对柬埔寨的中立主义政策采取了极为负面的态度。美国认为柬埔寨的中立意味着柬埔寨有可能被中国“赤化”。从而使得印度支那地区的国家全面倒向共产主义，甚至危及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国。

与此同时，中国则采取了同美国不同的外交策略。虽然西哈努克本身对社会主义并无好感——这可能是源于他从小受到了法国式的教育——但他对中国的态度则在双方交流后有所改变。五十年代的中国频繁地同东南亚国家进行外事活动。在日内瓦会议中，周恩来以他的谦虚友好、平等待人的姿态，获得了柬埔寨代表团以及西哈努克的良好印象。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邀请西哈努克访问中国，西哈努克欣然接受，答应在1956年访问中国。

万隆会议后的两年中，中柬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坚持“中立政策”的西哈努克，在对待大陆和台湾、南北朝鲜、以及南北越这样的问题上，依旧采取“一律看待”的立场，并不与任何一方建交。1956年2月，西哈努克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在同周恩来会谈时，西哈努克依旧重申了“中立政策”。两国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也仅涉及经贸合作一个方面，确定了中国援助柬埔寨的计划，却并未涉及政治。

但冷战初期，美国对共产主义的发展极为敏感，美国对西哈努克访华一事大为不满。甚至认为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实际上是在变相倒向共产主义。而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国泰国和南越，开始对柬埔寨“频频出击”。1957年泰国派兵占领了泰柬边境有争议的历史古迹柏威夏寺(Preah Vihear) ，同时断绝了与柬埔寨的外交关系。1958年6月，南越军队入侵了柬埔寨上丁省（Stung Treng）。这实际上造成了美柬双方的矛盾逐步升级。

尽管此时中国和柬埔寨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中国政府率先表态，力挺柬埔寨。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亲自出席了一次柬埔寨宗教代表团的招待会。这样的行为是超规格的。这很明确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面对不断和中国走近，或者说“中立政策”不断向左转的西哈努克，美国采取秘密战的形式以求推翻西哈努克政权的行动就不可避免。最初的行动是发生在1959年的“达春事件”与“皇宫炸弹案”。

“达春事件”

达春（Dap Chhuon）是柬埔寨反西哈努克政权的右翼伊沙拉运动的领袖。伊沙拉运动，又称高棉人民抵抗运动，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柬埔寨为反对法国殖民而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1943年，达春在泰国的支持下，在马德望省（Battambang）和暹粒省（Siem Reap）开展反法的武装活动。柬埔寨独立以后，开始反对西哈努克。后来经过达春和西哈努克的谈判，最终归顺西哈努克，成为柬埔寨暹粒省省长与西北军区指挥官，并且拥有一只装备优良的军队。

因为达春在40年代同泰国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在1956年公开表示反共，所以得到了南越西贡政权的赞扬与支持。达春后就任西哈努克内阁的内务部长，但在任期间经常召集国会议员聚会，并公开反对西哈努克亲共的外交政策，被西哈努克免职，任命为磅同省（Kompong Thom）的军事指挥。这样的行为导致了达春的不满，最终引发了达春的反叛。

除此之外，反对西哈努克的主要力量还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桑·萨里（Sam Sary），一个是山玉成（Son Ngoc Thanh）。桑·萨里最初是西哈努克的副首相，但在1956年访美的三个月中，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联系，最终成为柬埔寨国内反共的一股重要力量。山玉成是二战后柬埔寨的第一任首相，但在后来独立的过程中，与西哈努克的矛盾加深，很早就已流窜在泰柬边境并建立训练基地。

在达春阴谋政变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特别重要，是起到联络作用的斯拉波和维克多·松井文雄（Victor Matsui）。斯拉波是达春的弟弟，曾在印度学习英语，可能在印度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了联系，也可能在1956年访美期间同中央情报局有了联系。维克多·松井文雄是一名日裔美国人，在驻金边美国大使馆中任职。他同西贡驻金边的外交代表吴同友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松井在达春事件中串联了政变各方，并帮助南越运送了大量的黄金以帮助达春政变。

1959年1月初，山玉成在泰柬边境集合了三个营的自由高棉军队（反西哈努克的武装力量）。达春也在暹粒和磅同省的战略要地布置了部队。桑·萨里也做好了政变的准备。但在政变爆发之前，中国、苏联和法国都及时获取了情报并通知了西哈努克。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1月20日，西哈努克采取了针对桑·萨里的行动，逮捕了桑·萨里的大多数部下，但桑·萨里与松井得以逃脱。

桑·萨里的暴露使得达春开始试图实现其第二套计划，即宣布北部省份独立，和老挝的南部各省组成一个新国家。西哈努克完全获悉了达春的计划。2月21日，西哈努克对达春采取了行动，在政府军未放一枪的情况下，解除了达春指挥部士兵的武装。西哈努克要求活捉达春，但行动的指挥官朗诺（Lon Nol）却枪毙了达春。据朗诺称，达春是因为受了致命伤而死。但根据西哈努克的回忆录，西哈努克在朗诺政变后才意识到，朗诺是为了防止达春将自己与美国之间的情况说出而采取了杀人灭口的手段。

在“达春事件”中，共缴获了两台美国制造的，从南越运送给达春的电报机，以及270公斤黄金，还逮捕了两名持有南越护照的电报技术人员。这些材料可以直接反映出美国的盟友南越对这次事件的参与。同时在两名电报人员的审问中，有一人供认，两部电报机都是由松井文雄亲自运送的。这间接说明了美国对政变的支持态度。更直接的证据是，1959年美国驻柬埔寨大使斯特罗姆给其继任者特林布的信，其中写道：“艾利克斯（Johnson Alexis美国驻泰国大使）在1959年1月20日就收到了国务院的明确指示，要求泰国从秘密行动（即达春阴谋）中撤出。美国驻西贡大使杜伯鲁（Durbrow Elbridge）没有像艾利克斯一样严格执行指示，直到2月14日他才开始执行国务院的指令。可是在2月7日，吴庭艳（Ngo Dinh Diem）已经派出了他的技术人员、发报机和黄金到暹粒省。这就是人们认为阴谋是从西贡开始的主要原因。”这样的一份信直接表明了美国对达春政变的参与和指挥。

“皇宫炸弹案”

达春政变的失败并没有让美国和他的盟友们失去信心。美国随即又策划了一次暗杀行动，即“皇宫炸弹案”。

8月31日，按照惯例，西哈努克到王宫的御座大厅去拜见父王和母后，然后一起拆开早上收到的邮件。但由于当天，宋双（Son Sann柬埔寨王国首相）要去出席联合国会议，前来和国王、王后辞行，因此就先命人将邮件拿到前厅拆开。正在此时，发生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拆开包裹的典礼局局长瓦克利旺亲王倒在血泊之中，国王的贴身男仆也被炸死，还有多人被炸弹所波及，西哈努克却幸运地逃过了这次炸弹暗杀。这是一个威力不小的炸弹，装在一个小漆盒子中，并调好了引爆装置。

王宫卫队发现在现场的人员中有桑·萨里的亲属，这些人供认是桑·萨里让他们早晨来的，并要向他汇报王宫发生的异常事情。柬埔寨政府查明这个漆盒炸弹是从南越的一个美军基地寄出的。而当时桑·萨里和山玉成都在西贡。

“皇宫炸弹案”之后，西哈努克也开始通过外交手段向美国提出抗议。而美国也迅速做出反应，美国驻南越大使马上询问了吴庭艳，并要求南越停止针对西哈努克的秘密活动。美国试图将责任完全推给南越政府。但实际上，无论是查获的相关物品，还是斯拉波的供词都能证明美国对两次行动的策划与指挥。

1961年1月印度报纸发表的桑·萨里给美国驻金边大使馆政务参赞凯洛格（Edmund H. Kellogg）的一封信明确地表示了美国对阴谋行动的参与。这封信是1959年9月3日发出的，信中对8月31日的失败表示遗憾，同时表示只有最有效的措施才能帮助我们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今后要继续依靠美国新任驻金边大使特林布（Trimble William C.）的“帮助和合作”。凯洛格否认了这封信的真实性，但柬埔寨得到了法国专家的帮助，确认了这是桑·萨里的笔迹。

1959年美国对柬埔寨秘密战的失败

1959年美国对柬埔寨的两个秘密行动，一个因提前暴露而失败，一个因西哈努克的幸运而逃过一劫，但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与柬埔寨之间关系的恶化。美国在其后对柬政策的制定中，基本目的保持不变，只是在方法上做微小的调整。肯尼迪上任后美国试图去改变艾森豪威尔时期对柬埔寨的遏制战略，但中立政策依旧造成了双方矛盾的激化，再加上泰国和南越始终没有放弃颠覆西哈努克的阴谋，美国又无法对这两个盟友的“反共”行为作出约束，多方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使得美柬关系终究难以为继。最终导致西哈努克在1963年拒绝美援，1965年双方第一次断交。而另一方面，美国也没有放弃对反西哈努克势力的培养，美国继续支持山玉成的自由高棉军队，对柬埔寨国内的渗透也开始加强。

从表面上看，柬埔寨在和美国断交4年之后的1969年6月11日又和美国复交，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解决。再加上国内亲美势力从1965年同美国断交以来不满情绪的积压。最终，在1970年3月18日，乘西哈努克前往法国疗养期间，朗诺联合山玉成派兵实行政变，并迅速通过国民议会表决通过了废除西哈努克亲王的决议。西哈努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中国的生涯。

从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1959年美国在柬埔寨的秘密战对其后美柬关系的发展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响。1959年秘密战的失败也造成了冷战时期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被动地位。对美国的国际形象也有着极为沉重的打击。

参考文献：

Kenton Cly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196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张锡镇：《呻吟的吴哥窟——西哈努克家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