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华侨被警察射杀后48小时：罗生门的案情，后真相的诉求

巴黎华侨刘少尧命案发生48小时之后，发酵程度令人惊讶。素来以低调隐忍著称的旅法华人，因为一位父亲之死，连续两天走上街头，甚至同法国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刷新了外界的观感。随着官方的介入和民间的施压，事件有望在一个较高层级上得到重视和解决。但与此同时，其中折射出来的令人不安之处、以及被遮蔽的细微之处，也值得海内外整个华人群体的格外重视。

当地时间2017年3月28日，法国巴黎，亚裔群体在巴黎19区警察局外集会抗议。据悉，当地时间26日晚，一名旅法华侨在巴黎家中被法国便衣警察开枪射杀，事后，部分示威者前往警局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当局称35名示威者被逮捕，3名警察受伤。东方IC 图

我在法国经历过的邻里纠纷报警

在分析事件之前，我希望分享亲身经历两件小事，这些事件性质各不相同，和很多旅法华人经历比起来只是入门级，同此次枪击案的严重程度更是无法相提并论，但至少可以从中归纳出几点切身经验。而这种经验，是我们理解类似事件的心理背景，也是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情时看法大相径庭的重要原因。

第一件事发生在大约三四年前，当时我刚搬进巴黎郊区一套公寓没多久，左邻右舍都不认识。一个周末下午，突然有人用力捶门，从猫眼看出去，是三个膀大腰圆的光头白人挤在门口大声谈笑，自己当时心里一惊，脑子里电光石火般地过了一遍，迅速联想起到传说中“新纳粹”的形象（但事后回想，并不是刻意剃成锃亮的光头，只是头发极短而已，而且这种形式的新纳粹在法国并不多见），我自然不敢轻易开门，隔着门问是谁，对方也不好好回答，只顾嬉笑拍门；我警告说，再滋扰就报警，对方仍然哄笑，而且变本加厉地试图用钥匙开门（我当时认为是撬锁工具），情急中还用工具砸门锁。

无奈之下，我只好拨电话报警。当接线员问能否辨别族裔面貌特征时，除了猫眼中看到的“白人”、“光头”这两个特征，我没法提供更多信息。大约半小时内，有三四名警察到了楼下，和传说中的行动迟缓相比，算是快了很多。而就在等待期间，这三名不明身份人士也自行离开、不知所踪。因此对我来说颇为尴尬的是，等警察上来，现场其实一片平静。

领头的警察问怎么回事，我大概解释了前因后果。他问我此前有没有和邻居发生过纠纷，我说没有，几乎一个邻居都不认识；又问楼下大门密码、车库门等安全措施，我说一切正常；再问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动静，我想想说，好像楼里有人大声放音乐，但不确定是哪一家。

警察站在门厅端详了一下房间和楼道格局，认为顶头楼上的嫌疑比较大，于是敲开楼上邻居的家门。果然，家里正在开派对，开门的赫然就是刚才猫眼里看到的三人之一，喝得醉醺醺，话也说不太利索，警察要求他们关掉音乐，告诉他们有人报警投诉，警告不许扰民。这位光头邻居（事后知道他是波兰人）大着舌头一通胡搅蛮缠，但没有什么对抗举动，警察也没有更好办法，看到事态平息，肇事者身份也已经确认，除了惊吓别无其他物质损失，于是疾言厉色地“建议”对方明天酒醒之后带瓶香槟下楼赔礼道歉，简单登记后就离开了——离开前倒是没忘核查双方的身份证件。

事后回顾全程，我发现整个逻辑其实不难理解：楼上波兰邻居开派对，三个人大概下楼买酒，回来错把二楼当三楼，借着酒劲拍门、开锁，一通胡闹之后，发现搞错了楼层，于是溜回自己家，结果还是招来了警察。香槟和道歉并没有等到，此后出入还多次和这位波兰邻居打过照面，大家简单问好，礼貌而冷淡，如此而已。

另一件小事则发生在去年搬家之后，同样和楼上邻居打过一次交道，不过这次倒不是纠纷，而是某天听到楼上邻居连续几个小时大声说话，起初以为是电话聊天，后来发现情况不对，好像是在求助，但上去敲门又不开，所以打了急救热线。

消防员（同时承担急救任务）很快到场，兵分两路，一路敲门了解情况，另一路从我家窗户外打探环境，打算挂梯子爬上去。看样子这架势不是破门而入，便是破窗而入。幸好楼上那一路不知怎么撬开了门，把摔倒在地、爬不起来的老先生送到医院，算是圆满解决。

显而易见，这两件都只是生活琐事（邻里纠纷导致枪击，无疑是极为罕见的例外），但至少对笔者而言，可以略略列出几种心得。

第一，在法国，各种纠纷冲突中叫警察介入是平常事，除了邻里纠纷和街头斗殴，我还见过母亲在超市大声叱骂追打孩子，店员劝阻无效直接报警；母女在路上激烈争吵，母亲主动电话报警等各种状况。尤其是上岁数的法国人，更倾向于直接向警察求助。因此以中国式的“睦邻友好”心态，指责邻居“报假警”、“告恶状”，因为报警而导致人命案，其实是附加了它所不能承受之重。

第二，在同一场事件中，各方可能抱有完全不一样的认知，对于醉汉来说，强撬别人家门压根不算件事（相反他的观感是“这钥匙今天怎么不好使？”），而对于受惊吓的邻居来说，要准确辨别出这些膀大腰圆的白人究竟是哪个族裔，并初步判断情势决定开不开门，并不那么容易，而通过猫眼，看到的就是近乎新纳粹的恶棍；而对于警察来说，这不过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邻里纠纷，凭借经验很容易解决，出动三四个人都是小题大做。

第三，当有警察敲门、并且明确知道家里有人时，拒不开门肯定不是好主意，因为越是拒绝开门，警察眼中的危险程度越高。无论是警察还是消防员，当他们执行任务、并且主观上判断室内存在危急情况时，一定会破门而入，这和司法进程中申请搜查令完全是两回事，以“没有搜查令擅闯民宅”指责警察和现实语境离题万里。

充满疑点的罗生门事件

在命案发生48小时后，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疑点。这些疑点中，有的是事实要素曝光不充分所致，但也有一部分是当事人之间立场偏差所致。在这种状况下，要形成一个坚实可靠的看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事发当晚到如今，各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层出不穷，例如，当天出警的警察究竟是着制服还是便装？是“两男一女共3人”还是“四五十人”？刘少尧本人当天喝了多少酒？是否喝到醉酒的程度？事发当天曾有消息称，他因为嫌楼上邻居声响扰民，所以带着剪刀上楼理论，导致邻居报警，第二天说法又变成楼上邻居听到小孩哭声而报警，那么死者和邻居究竟是否曾经发生冲突？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醉酒”和“持械”足以影响邻居的判断，很容易声称受到暴力恐吓，且认定对方处于不清醒状态；而警方也会倾向把当事人视为高风险人士。

此外，死者生前是否存在精神问题？法国媒体所报道的当事人此前曾经被邻居投诉报警，并有精神科医护人员介入治疗，这一情节是否确实？还有报道称他曾经携带铁器在附近游荡，是媒体蓄意误导，还是有据可查？目前都亟待确认。

而整场事件的核心疑点或许在于：警察破门而入之后的一分钟、甚至是30秒、10秒之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最关键问题上，警察和亲属双方各执一词，法国媒体引述警方消息说，开门后刘少尧有攻击行为，导致警员被刺伤腋下部位，如果这一情节属实（伤者的身份、伤情都有待确认），那么警方所谓“正当防卫”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立；如果查无此事，那么双方又是在何种情况下进行过对峙？亲属坚称死者此前既没有行刺、也没有冲上去，并声称警察破门而入、不分青红皂白举枪就射，2秒钟置人于死地，这在情理上是否可能？死者此前是否始终手持剪刀，还是如某些华文媒体所称又变成晾衣杆？

如果警察在破门而入之前，根据接警情况，脑中营造的图景是一个中年男人因为醉酒而神志不清、有威胁邻居或者家暴嫌疑、拒不开门、持伤人凶器，而在隔门对峙期间的哭闹混乱局面又加剧了这种怀疑；而在孩子眼中，背景则完全相反，是父亲多喝了一点、声音高了一点，有人声称是警察敲门但不知真假、强行闯入后举枪就射......总之，这不仅是个事后的罗生门，很可能在惨剧发生之前，双方就已经在各自头脑中产生了罗生门般的想象。

无独有偶，在美剧《国土安全》最新季中，也出现了一个可资对比的场景：主人公凯莉把孩子托付给昔日战友奎恩临时照顾，但后者深受“创伤后压力综合症”（PTSD）困扰，情绪高度不稳定，面对窗外示威者挑衅，他拔枪还击，从而引发了“枪手劫持儿童藏匿室内”的恐慌。反恐特警破窗而入之后，凯利及时赶到，敦促奎恩放弃抵抗，否则后者极有可能死于乱枪之下。从这一虚构案例中不难发现，在对峙各方对同一事态的判断大相径庭时，武力上占有优势的一方如何理解事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的走向。

在“客观真实”之外，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在这个极为封闭的空间内，只存在立场极为对立的双方，如果最终无法通过证人证言或者物证达成有说服力的结论，必须诉诸于调查者的一锤定音，那么华人社群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对己不利的结论？还是说，所谓正义，必须是对我们有利的才算正义？如果调查结果认定涉事法国警员违反规程、滥用枪支，华人社群固然会满意，但如果调查认定警员没有严重过失，华人又该如何看待？正如2014年震动全美的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迈克尔-布朗案”中，枪杀布朗的白人警官被黑人社群千夫所指，却最终被陪审团宣告无罪，如果这一情节在法国上演，旅法华人是否也会走上更加激烈对抗的道路？

“后真相”时代与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尽管在眼下阶段，本案中还有众多疑点尚待澄清。但令人忧虑的是，即便在这种混沌情况下，旅法华人群体的情绪在极短时间内就达到了燃点，尤其社交媒体上一片群情激愤，喊打喊杀，有人呼吁去19区警察局进行不间断示威，有人散布街头暴乱、殴打警察、焚烧警车视频，鼓吹“以暴制暴”，有人发动去中餐馆拿啤酒瓶向警察投掷。在这种心态背景下，3月27日晚间，大约200到300名华人聚集到巴黎19区警察局门前抗议示威，场面随后失控，示威者不仅同警察对峙并投掷石块，并且推翻路障、焚烧车辆，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对峙造成3名警察受伤，被捕人数从起先的3人暴增至35人，而华人的社交媒体上，则到处是示威者头破血流的画面，以及对法国警方的强烈谴责。而28日，示威规模扩大到500人，同样发生投掷杂物和警方以催泪瓦斯回应的剧烈冲突。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混乱中，一种声音最值得警惕。笔者在微信群中看到的这一发言，大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一部分华人的心态——“真需要真相吗？需要的是中国人的团结，让法国人别小看了中国人”。这种思维推衍出去，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当事人的行为，而是他的身份。无论刘少尧做了什么——哪怕真有袭警举动——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作为中国侨民被法国警察击杀，法国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特朗普在美国充满争议的胜利，使得“后真相政治”进入公众视野。根据这一概念，“事实胜于雄辩”已成过去时，情绪与话术才是制胜因素。某种意义上说，“后真相”并不是英美专属的更高级（或者更低级）玩意，它深植于人性当中，也正因此，中国人并不天然地对“后真相”有免疫力，一旦和固有的族群身份挂钩，很容易血气上涌，成燎原之势，从反日、反美、反法到反韩，这在历史上已经反复多次证明。

多年之前，人们曾经讨论过“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聚焦于对信息的扭曲和操控；而如今，似乎“后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俨然成为迭代产品，信息的扭曲和操控依然存在，但重要性已经让位于身份认同本身。无论是英国式的“拿回我们的控制权”，还是美国式的“让美国再度伟大”，“后真相政治”的核心策略，都是直接诉诸于身份。而中国的海外移民，恰恰在身份认同这一点上尤其强固。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崛起带来的海外华人“与有荣焉”，同法国的一个独特历史背景相扞格。相比美国，法国的融入与同化政策有其独特之处，就是不承认马赛克式的“社群抱团”（communautarisme），而期望每一个人都成为单一、均质的法兰西公民。旅法华人的抱团取暖，却恰恰触到了这个痛点。经历了多年抗争之后，非裔和阿拉伯裔移民无论内心如何认同母国，但行动策略却是诉诸于“共和”“平等”“博爱”“公民权”，罕有人声称“我来自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所以需要特别对待”，但华人却往往本能地诉诸身份独特性，认为自己勤奋努力，是模范少数族裔，所以值得另眼对待（例如要求对城区北部Aubervilliers中国工厂仓库区增派巡逻警力）；更有甚者，此次风潮中还有声音提出，中国购买了法国多少国债、为法国带来多少亿商业合同、买了老佛爷百货商场多少东西，而法国警方非但保护不力，反而另加戕害，可谓恩将仇报。而无论诉诸内部还是外部因素，这种“社群抱团”做法，或者说一种变相的民族主义策略（当然在不同代际之间做法有差异），在法国都将面临着额外阻力。

与这种“社群抱团”相伴生的，还有社群间的割裂。和旅美华人对墨西哥裔移民的歧视一样，旅法华人对非裔和阿拉伯裔的歧视，毋庸讳言是显而易见的普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华人对非裔和阿裔移民往往持强烈的警惕和敌视态度。而当法国警方同这两大族裔关系频生事端时——最典型的是2017年初黑人青年Theo被四名警察虐待——华人社群基本要么无动于衷，要么冷嘲热讽。即便居于弱势的少数族裔，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社群抱团”现象，但鉴于长期以来的隔绝状况，华人此次抗议活动，恐怕也很难得到横向其他族裔的理解和响应。

结语

在枪击事件刚刚发生48小时之际，本案还有太多的疑点等待澄清与破解，而在这一关头，使馆出面表示关切、侨社领袖向法国警方施压、普通民众表达愤怒，甚至考虑到总统大选背景，期待以选票作为杠杆来加速解决问题，某种程度上说这都是势所必至、无可厚非。现实一点说，诉诸身份是一种便捷的动员工具，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都将长期存在。

然而，眼下展现的危险苗头在于，如果这种社会博弈演变成“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你必须先给我个说法”，各方都很难从中解套，因为这项条件与诉求根本是自相矛盾的，尤其是当这种诉求用华人社群罕见的暴力手段表达出来，参与者可能会觉得“扬我族威”，但在恶化社会舆论观感方面，可能失分更多。而华人所习惯的“社群抱团”策略诉求，也很容易把自己锁死在这种路径依赖当中。

和多数旅法华人一样，笔者对法国行政效率低下、态度恶劣深有体会，例如居留、社保延宕日久、签证被警察局无端刁难等等，也曾因为微小过错被巡逻警察威胁带回警局羁押，凡此种种，都让人深恶痛绝。包括此次刘少尧命案，当然不排除警员滥用武力的可能性，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把自己降到那种不问事实真相就轻易站队、动辄祭出“歧视中国人”的理由，更不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或“以暴制暴”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