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 | 山水系统的发育：中国文明的独特基因

题图：南宋 李唐 《万壑松风图》

在现代世界里，不能只有政治、社会和经济构成的总体史，而必须还要有一种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的自然王国，而作以平衡和矫正。对于中国文明，恰恰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有着丰厚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古以降的山水系统的发育，构造了独特的文明基因。

——渠敬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山水系统的发育：

中国文明的独特基因

文 | 渠敬东

来源 | 《山水天地间》

1854年，梭罗写了本大家耳熟能详的书，《瓦尔登湖》。五年前，他写过一本政论，《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对于“公民的不服从义务”这个话题，历来我们都从政治权利的角度来理解。殊不知，《瓦尔登湖》的写作，即是对五年前这一政治主张的丰富和解释。这意味着什么呢？

《瓦尔登湖》所要表达的，当然不是纯粹政治领域的事情，梭罗所说的公民不服从，并不可以完全理解为一种不服从的政治权利，相反这意味着，在美国文明的基础中，存在一种内在的自然王国；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个不能僭越的自然的存在。

所以，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讲了一句话：

“每个人都是自己王国的国王，与这个王国相比，沙皇帝国也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小国，犹如冰天雪地中的一块小雪团。”

他也说过：

“天空既在我们的头上，又在我们的脚下。”

“人生如果达到了某种境界，自然会认为无论何处都可以安身。”

梭罗的这种说法，恰恰印证了在整个19世纪中期以来，在马克思所说的物化世界里，以及后来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文明压抑的世界里，都必须为人们留出一个独立的自然世界。人们可以不完全听命于这个现代世界体系的摆布，不彻底服从于现实的世界。

我们知道，在美国也有像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中讲的悖论，还有亨利·詹姆斯对美国内在文明之灵魂的探寻。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明白，在现代世界里，不能只有政治、社会和经济构成的总体史，而必须还要有一种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的自然王国，而作以平衡和矫正。自然的构成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栖居之所，是一切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神、人、物相分离的状况得以重新弥合的关键所在。对于中国文明，恰恰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有着丰厚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古以降的山水系统的发育，构造了独特的文明基因。

费孝通先生曾经在《皇权与神权》里面谈到，早期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和后来封建制度解体后的“士大夫”不一样。封建制解体后，某种皇权专制的系统出现后，很多士大夫把孔孟老庄努力混合成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形态，这使得中国的士人逐步构建出一个自我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纯粹的权力，并单纯以“出仕”作为自己的人格基础和政治理想，同时也构建了一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自然王国。这里的自然王国，并非仅停留在现代世界中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之间的纠缠，而造就出士大夫内在强大的独立的精神系统，这是文明存续的关键。

费孝通先生说，汉代以后，多出了一种“逃避权力的渊薮”。这时候，周公的形象才真正复兴，从文王、武王到周公，从周公引出孔子，其实所要表达的恰恰是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不能完全融入到政治系统里，而是自我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与之相平衡。

在这个意义上讲，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讲，山水“可居可游”，体现的也是孔子的这个意思：“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由此，就分殊出两个相互不同的世界，“邦有道”，我们就该投入现实的世界做出一番大事业；“邦无道”，我们就要进入到山林里面，在山水世界里，构建出能够延续从周公到孔子的真正文化血脉的一套系统。孔子讲，“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理解这是世世代代都要追溯的传统，宋代李唐南渡，画了一幅《采薇图》，讲伯夷、叔齐的故事，本质而言所强调的是归隐的系统，去跟正统的政治原则做平衡。士人与国家之间有微妙的并立的格局，使得归隐山林，“乘桴浮于海”，成为了中国士人特有的情怀。

THE END

原标题：《渠敬东 | 山水系统的发育：中国文明的独特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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