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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子宫（体外妊娠）技术发展简史

2022-01-28 15:3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利维坦按：

当一项技术的发展领先于时代大众认知，便极有可能招来态度坚决的讨论、质疑乃至否定。我们一方面期望自己的生活可以更加便利、安全、顺从心意，这是向往的本能；另一方面又对即将到来的改变充满担忧，这是面对未知的本能。拧巴的状态一直存在，不过其益处在于——充分的讨论与担忧能够让我们更谨慎地选择方向（或至少，更好地接受不能选择的事情发生）。而一个健全社会的概念，则总是会包括“允许人们在不损害他者权益的前提下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去年3月，以色列的研究者对外宣称，他们在人造子宫内培育出了正常发育12天的小鼠胚胎，这已经是一项很了不起的研究（小鼠的完整妊娠期约为20天）。前几天伊隆·马斯克在他的推特上也表达了对于人口出生下跌的担忧，当然，他的主要忧虑在于，如果地球上没有足够的人类，那么殖民火星的人类当然也岌岌可危。很多专家呼吁尽快将人造子宫技术提上应用日程——尽管最早的完整人造子宫于1955年就已经诞生，但伦理以及文化（母体与生育的神圣）争议从来就没有断过。

（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1-03416-3）

1955年人造子宫专利构造图。© Next Nature Network

如今的人造子宫——将早产儿当做正常待产而非胎龄不足的婴儿——是否会像其他革命性的生殖技术一样，面临相同的挑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未来可能出现的体外妊娠技术？克莱尔·霍恩（Claire Horn）认为，在畅想未来时，我们可以通过回顾历史，掌握推演体外发育（ectogenesis）发展路径的关键线索。

几百年来，怀孕和分娩的参与者只有孕妇及其女性亲朋好友与助产士。早在保育箱变成医疗设备前，母亲与助产士就已有了这一常识性概念：只有在类似子宫的温暖环境中被紧紧裹住，新生儿才可能茁壮成长。

尽管怀孕被视为自然现象，但某些女性似乎十分欢迎体外妊娠技术的到来。时至今日，分娩时，孕妇仍危险重重，一旦情况不妙，有效的治疗手段也很少。我们一直在利用科学与医学进步，让其他“自然”现象更加轻松、更容易被接受。为什么要把怀孕和分娩排除在外呢？

或许16世纪时，炼金术士幻想出的荷蒙库鲁斯（homunculus）正是人工孕育物的雏形。在1572年出版的《论物质的性质》（De Natura Rerum）中，巴拉赛尔苏斯（Paracelsus）坚称自己找到了创造微型婴儿（这种婴儿叫作homunculus，荷蒙库鲁斯，意指“小矮人”）的方法。他写道，把精子和马粪放在烧瓶内，“喂”之以血，小小的人形物就会诞生，一开始它是半透明的，40天后会逐渐变成不透光的实体。

认为精子中有小人儿的观点流行于17世纪。从本质上说，这种观点把孕妇视为器皿，因此，任何哺乳动物的子宫乃至烧杯，都可以取而代之。这一最早的、对体外发育的幻想，成了男性掌控生殖权的手段，他们试图通过替换子宫来理解子宫内难以捉摸的黑暗空间。

19世纪末，由于医生想把怀孕和分娩纳入管控范围，产科学因此得到了充分发展。医生（大多是男性）和经过正式培训的男助产士开始定义什么是孕期“正常现象”，且提出了妊娠和分娩过程中应该关注的问题。

接下来几十年里，评估与风险管理方案应运而生，然而麻醉、常见的会阴切开术等众多医疗手段，只是为了方便主治医生，而非缓解产妇痛苦。医疗干预措施本身并不消极，如今，世界各地的许多孕妇都受益于保健专员的护理。问题不在于技术和干预措施，而在于使用它们的主要目的。

早产儿的保育箱。© 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19世纪80年代末，在欧洲和美国的世界博览会上，医生们展示了首批装满婴儿的医用保育箱。观众们纷纷付费观看安放在玻璃箱中的孩子，一排排装饰性的棕榈树矗立其间。这些展览令人们认为婴儿可以在母体外发育，就像兰花能生长于暖和潮湿的温室一样。这种早期的保育箱能让胎龄不足40周的婴儿足月发育。

怀孕和分娩已成为主流医疗实践的关注点，这些保育箱也让早产儿成了特殊类别的病人。在顶级医学期刊上，评论员们讨论了这项技术的目的与功效。

有些人称赞它颇有创新，但又强调照顾体弱婴儿的最佳策略是母乳喂养和增强母子/母女亲密度。也有人认为保育箱的孔口显然比子宫好看很多，再加上空气和玻璃都消过毒，保育箱远远胜于母体。

那些相信保育箱或许是升级版“子宫”的人，受到了法国医生斯特凡·塔尼尔（Stéphane Tarnier，这项技术的创造者之一）高傲发言的鼓舞。他声称自己正站在体外妊娠技术的最前沿。

塔尼尔及其同事创造的保育箱不是全自动化的，需要人类（主要是护士）24小时维护。但很多人将其视为自动化设备，对人类看护者视而不见，某杂志记者甚至把保育箱叫做“人造养母”。

关于怀孕、分娩和避孕的争论在几代女权主义中非常突出。因此，人造子宫在女权主义文学中屡见不鲜也就不足为奇了。“体外发育”这一术语最早源于作家兼生物学家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 B. S. Haldane），1923年，在剑桥大学邪学社（Cambridge Heretics Society）发表演讲时，他曾提及此词。

霍尔丹畅想了这一场景：到了20世纪60年代，所有婴儿都将通过人造子宫出生。他的演讲后来被集结成文，其朋友与同事纷纷做了回应，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护士兼作家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便是其中之一。在《翠鸟：一夫一妻制的未来》（Halcyon: Or the Future of Monogamy）中，布里顿认为人造子宫不是打开乌托邦之门的钥匙。相反，为了通往更美好的未来，我们要促成两个“进步”，一是使分娩与妊娠安全无痛的科技进步，二是父母共担育儿责任的社会进步。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上世纪70年代著有《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经常被误解成不加批判就接受体外孕育的狂热科技实证主义者。

没错，费尔斯通确实曾宣称怀孕是残酷的，她认为生殖生物学是导致性别不平等的暴政。在她的设想中，某个世界会利用某种形式的人工妊娠技术使生育劳动公有化，并将孕育重担重新分配给整个社会。但她也警告道：“鉴于当代的科学家很少是女权主义者，甚至不是女性” ，我们必须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体外发育技术。

很多有阴道和子宫的人，一看到手术钳或窥器，难免心生恐惧、创伤发作。詹姆斯·莫里安·西姆斯（J. Marion Sims）是窥器的发明者，常被称为“妇科之父”，他推崇白人至上，在未施麻醉、未获病患许可的情况下，残忍地用黑人少女试验窥器及其他医疗技术。黑人妇女、土著妇女、有色人种妇女、残疾妇女及贫困女性一直被区别对待，她们不仅无法获得安全科学的护理，还会成为优生学家攻击的靶标，其生殖健康因而受到了损害。

当代女权主义评论人士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对人造子宫的担忧，她们认为有人可能会利用这一技术胁迫并伤害孕妇，特别是那些无缘获得生殖护理的孕妇。粗暴的医疗手段和技术一直在伤害产妇，体外发育技术也将是其中一员。

目前，正处于初级开发阶段的技术可以使胎龄早至21至23周的婴儿在母体外健康地存活。这些初级人造子宫模拟了子宫的环境，将极早产儿放入人工羊水中，令其继续生长。

胚胎学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展。2017年，两组研究人员成功让胚胎在实验室中发育了14天（译者注：据“14天准则”规定，在体外培养人类胚胎的时间不得超过14天），证明了人类胚胎在没有母体滋养的情况下，可存活的时间比之前公认的时间更久。2021年，魏茨曼科学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的科学家称已成功令母体外的小鼠胚胎进入了器官发育阶段，如果伦理许可，他们希望能用人类胚胎再度进行实验。

（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5586-z）

（www.timesofisrael.com/in-major-breakthrough-artificial-israeli-womb-turns-250-cells-into-mouse-fe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