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庐合釜三百年：“江南第一家”的共富产权模式

元明时期，浙江浦江郑氏家族三百四十一年食不异爨，三千多人合族同欲。朱元璋感其孝义，钦敕“江南第一家”。史传，郑家维系一统的精神纽带是彰显孝义价值观的168条郑氏规范。本文探析，驱动郑家绵恒久远的，还有家族所有共同富裕的产权模式。

一、家族所有的产权模式

农耕文明时代，土地才是财富之母。

宋元符二年（1099年），郑家从安徽歙县迁居浙江遂安再赘居浦江。宋靖康之年，浦江岁饥，郑淮将家中千余亩粮田拿出来赈灾，乡人感其德，誉其居所为仁义里。

仁义里建于白麟溪两岸，“富室之雄，江南推新安”。初到浦江的郑氏兄弟是蛮有财力的，后因乐善好施家道中落，再经“吾祖铢积寸累七十余年”复裕，田产家业日增。

1118年郑绮当家，1120年方腊起兵淳安，1127年宋室南渡。动荡之年，郑绮决定合族同爨不准分家，从此郑家恪守祖训，同釜共炊。到了浦江第六代，家长郑大和依祖训归纳58条规范，特别规定公堂产业不能变卖，还要“继而守之，扩而充之”。郑家所有产业均印有文券，上印“义门公堂产业，子孙永守”，并在簿书后告官印押，有敢言质鬻者，以不孝论。郑家的产权家族所有制就此奠定。

浦江山多田少人稠地密，光绪浦江县志记载，“唯东乡与南乡出谷较多”。史料没有郑家田亩总量记录，但即使在东乡，郑家靠祖传二三千亩田产是难以支撑义门的。

黄仁宇考证，明代义乌浦江一带稻粮亩产在四石左右，佃租分成一般是五·五对开，冬春小麦油菜收成归佃户自留。明代田赋平均为5%，郑家作为义门和粮长，每年可免杂役（税）71石，以此推算每亩净得谷租1.9石，按人均4石口粮标准，郑家至少要6300亩粮田才能吃饱饭，这与明成化年间浦江人均粮田1.9亩相近。

然而，郑家是地方望族，与历朝府衙关系都很好，赋税带头交，迎来送往少不了，街坊邻居要接济，还有大家族的脸面、体面和门面，都要有经济支撑，靠六千多亩田产也难以维系。除了继而守之，还要扩而充之。

二、有田连连、有庐翼翼的大家族

由于长期战争，明初许多地主在兵燹中丢家弃田逃亡外地，朱元璋没收前朝土地为官田，将抛荒无主的土地分给流民，开荒复垦田产免三年赋税，一些扶助过新政权的江南富户则不仅保住了原有土地，还可借力复垦政策扩田拓产。郑家虽与前朝关系甚好，多位裔孙在元廷为官，郑铉还是脱脱太师家的塾师，但朱元璋孝义立国，没有为难前朝故旧，还亲赐匾额，安排子弟孝义入仕。

朝代更替也是田产易主的窗口期，朱元璋的土地政策对郑家田产扩充是有利的。郑家实行家族所有制，人多心齐，无论是对抛荒地的复垦还是对河滩地的围垦，集体力量都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即使是平时置田购地，集体积累也有规模效应。

中国古代传承孝义的阖家模式，不仅架构了姓氏村落，也形成了皇、官、宗、寺、家的田产格局。在浙东，家族田产占比甚重，1949年浦江全县粮田32.3万亩，宗祠寺庙田产45.1%，地主田产12.1%。

郑家扩充的田产主要在元末明初。《圣恩录》记载，郑家起初有宗田一百五十亩，“取近家常稔之田一百五十亩，别蓄其租，专充祭祀之费”，后增辟东明精舍学田，郑渊这代设立嘉礼庄一所，“拨田一千五百亩，其租别储，专充婚嫁诸费”，补助标准是谷粮一百五十石，明初郑钦与弟弟同掌义财，又拓展肥沃田产两千亩存于嘉礼庄，补助标准嫁者三千，娶者三千五百有奇。

除了开垦和购置的田产，郑家还有受捐和还籍奉公的家产，如明初大将胡大海治下的金华税令郑淂，其父郑铭年轻时招婿于金华张家，岳父终老后将家产托付郑铭，并得田数亩。郑铭后归籍义门，所得田产如数上交公堂。

明洪武时期，郑家田产当在一万两千亩以上。洪武四年（1371年），家长郑濂成了朱元璋钦点的浙江134个粮长之一，当时一个粮长,负责催缴和起运的税粮是一万石，至少是十万亩以上粮田的税赋。此时，郑家田产已遍及浦江，青萝山下、白麟溪旁，“有田连连，有庐翼翼”，多为郑家的田产庐舍。家族所有的产权模式，为世代传承阖家治理模式提供了物质支撑。

郑氏阖家模式在经济上注重财产集体所有和家族传承，族产只传不卖，“太田以祭，勿质鬻之”。全族统一吃住，衣料被服实行配给制，小家庭没有恒产，对集体依赖性很强，既有利于个人行为约束，也便于统一意志形成。由于大宗财物归公堂，贪渎没有生存土壤，出仕的族子贤孙，自觉实现了不想腐，甚至做到礼部尚书的郑沂，也不取俸禄而奉公朝廷。由于族产丰厚，郑家出现了类似基金性质的嘉礼庄，以经济落实规范，“婚嫁对象须择温良有家法者，否则不给陪嫁”。

郑家田产如何分布？从《麟溪集》看，郑家还是推崇井田布局的。“既有井田以均其养，又有比伍闾族之法以联其居”。但元明时期井田制早已瓦解，实行均田与授田制后，无论官田还是族田，都已不再如井字形。但井田制的核心不在田亩结构，而是一种力役制度，即公田由佃户或雇工劳作，官田由民佃种，“只输官租，不纳税粮”，佃农不再派发徭役。郑家田产佃租的也是力役模式。

浙东山多地少，几无官田分布，郑家田产实行家族所有制，田地收成统一收储，扩充很快。《浦江县志》记载，土改时郑宅有土地2.9万亩，其中耕地1.1万亩，大约有六千多亩田产在白麟溪两岸。明代天台应奉翰林林希之也有诗印证，“映门碧峰皆旧山，绕舍绿畴无客田”，表明青萝山下的山林田产多是郑家的。

但随着家族扩大，周边田产已难以扩而充之，特别在浦江南乡，张姓、黄姓也是大家族，郑家要连片扩充田产几无可能。家谱记载，明初时已有郑氏子弟到义乌、诸暨治理涝田。到永乐年间，郑家在浦江的田亩就分布六个村庄，有裔孙捐纳的学田，也有在外儿孙还籍后奉纳的田产。

三、财聚人聚的共同富裕与财散家散的模式瓦解

管子曰，礼仪生于富足。产权家族所有制是郑义门阖家同欲赓续久远的基础，郑家曾多次面临的分家危机也是因为财产与财力。

《麟溪集》收录的孝义故事感人至深，震撼的还是“代父受刑、替兄赴死”的壮怀激烈。明代某些罪责可以替刑，以罚代刑也是合法的，但罚款不是小数目，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一场官司会使大多数家庭妻离子散。郑家是地方望族，被诬惹上官司的事例也不少，但大都能逢凶化吉，在输纳后被赦免。如洪武四年郑洪案、洪武十四年胡惟庸牵连案、洪武十九年鱼鳞册案、洪武二十三年税粮亏欠案等。

明朝法令很严，郑家虽有朱元璋呵护，无据涉案一般不予追究刑责，但罚款或输纳少不了。如内库提点郑洪卷入的库银亏空案，案值达到一千一百多两黄金和二千六百多两白银，按律要查抄郑氏全家，是朱元璋念及郑家是共有财产，只抄没二十五兄弟之郑洪一份，家财才得以保全。否则按明朝的连坐律法，食不易爨早已断炊。

明正统年间，郑家开始出现财务危机，先是仁义里受到流寇扰袭，“家财被掠、家庐被毁、家用不济”。流寇退却后，一家千口仍流离失所，人心开始不稳。有族人谋划投亲靠友，幸有郑旭挺身而出当家长，先把住宅修葺，大家才复得其所。

景泰元年（1450年），眉寿堂岁久失修面临坍塌，郑家婚嫁祝寿已无处可摆。天顺三年冬（1459年）又一场大火，郑家连片庐舍被烧成灰烬，只剩有序堂与师俭厅，一同被毁的还有，“世代所蓄谱牒文籍及其版刻荡然殆尽，郑氏渐衰矣”。于是，财散人散，郑家26个族兄商议放弃合居模式分家析产。此时，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没了，有序堂和168条规范还在。

郑义门阖家模式的解构，府县衙门均表示惋惜，着力争取补救。天顺八年正月（1464年），金华知府李嗣上奏，说洪武皇上旌表的郑义门已被火焚毁，但一直未蒙朝廷简拔，祈求再拨资金旌表其门。也许是多舛的朱祁镇皇帝根本无暇顾及，也许是天顺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朝廷对李嗣的上奏未予理会，直到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江南第一家”的牌楼才批复重建。

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而非个人，从祖先崇拜的父系文明开始，就是中国家庭的传承底色，郑家模式也是父系文明之一。但能数代同堂阖家治理延续十五代，只有家族产权、共同富裕的家庭才能做到，郑家分家的表面因素是火灾，但如物质条件允许，族人入脑入心的孝义价值观不是火灾所能毁灭的。共同富裕没有经济基础，完全靠规范约束是无力回天的。

（作者严才明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