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门的“阿育王塔”：从印度、宁波到日本

渡宋僧重源所见的宁波阿育王寺

1183年1月24日这一天，为东大寺的复建工程募集资金的僧人重源，来到右大臣九条兼实的府上，向九条兼实绘声绘色地讲了他在宋朝巡礼的见闻。根据九条兼实的日记《玉叶》，我们发现重源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宁波的阿育王寺（山）。重源说，阿育王寺有座阿育王塔，是古天竺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之一。这座塔高一尺四寸，四方玲珑剔透。不仅如此，塔外三层还有金塔、银塔、铜塔层层嵌套。此外他还说，阿育王塔中的舍利，能生出种种神异变化。或者现出丈六佛像，或现出小像，或大放光明。他说神变之大小，由礼拜者“罪之轻重”所决定。重源自己礼拜阿育王塔两次，一次得见小佛像，一次见小光明。

重源还仔细描述了宋人参拜阿育王塔的景象。他说宋人道俗五百或一千人，三步一礼，礼拜宝塔。路虽不远，但参拜者或三个月，或半年不间断，十分虔诚，到达塔下，都高唱佛号。这样的描述让九条兼实啧啧称奇，他感叹道日本国内的佛教徒“ 无可及之者，可悲可悲”。这段史料生动地记录了南宋初期宁波阿育王寺舍利信仰的兴盛。

阿育王寺放生池

阿育王寺位于宁波宝幢太白山麓华顶峰下，始建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宋代赐名“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南宋时为禅宗五山之一。据《阿育王传》记载，释迦牟尼入灭百年之后，阿育王取得佛舍利，并役使鬼神，分了舍利，造八万四千塔。传说中国也有十九座，其中一座就是宁波阿育王寺的舍利塔。阿育王寺正是因此而得名。

《阿育王传》的故事听上去有些荒诞不经，但是由之而来的舍利信仰，却对当时的南宋社会影响很大。不过，重源入宋最初的目的地不是阿育王山，而是五台山。只不过因为宋金交战，五台山已经不在南宋的控制范围之内，重源这才将目光投向了距离临安不远的另一佛教圣地阿育王山。此后其他的日本僧，譬如荣西、道元在宋朝期间，也曾到访阿育王山。对日本渡宋僧而言，阿育王山是可以比肩五台山的圣地。

重源

用日本木材修建的阿育王寺舍利殿

日本著名的战记文学《平家物语》里面讲了一个叫“渡金”的故事。说的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著名的权臣平清盛之子平重盛，曾向阿育王山捐献黄金。平重盛将黄金一千两供养阿育王寺僧侣，两千两交予宋朝皇帝，作为阿育王寺购置田产的资金。《平家物语》这一记载的真伪很难辨别，但当时日本的当权者向阿育王寺捐献金钱、财物，却是确有其事。

重源的《南无阿弥陀佛作善集》记录了一件事，说重源为阿育王寺舍利殿的修建捐献过木材，还赠送了自己的木像和画像。日本学者渡边诚在《后白河法皇的阿育王山舍利殿建立与重源、荣西》一文中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重源为阿育王寺捐木材一事，其背后的支持者是当时日本的当权者后白河法皇。

1168年日本僧荣西入宋，在浙江与重源相遇，于是，二人自请为舍利殿的修造募集资金。二人很可能是在归国之后，借着后白河上皇出家的机会（出家之后称为“法皇”），劝他作为出资者的。根据南宋的史料，当时阿育王寺的住持还曾为后白河上皇书写偈语一篇。而后白河法皇也确实一直对南宋佛教颇有兴趣，后来还有过聘请灵隐寺住持到日本来的想法（注：这位被“聘请”的禅师就是济公和尚的师父），遗憾老僧年事已高，未能成行。

在后白河法皇的支持下，重源将日本周防（今山口县）的木材运送到了宁波。其中也包括了木柱四根、虹梁一根这样的大型木材。当时南宋因为森林资源的大幅退化，从日本进口木材的事例也逐渐增加。其后天童寺千佛阁也曾利用日本木材，根据史料的记载，用材“多日本所致，余则取于境内之山。”不难想象，重源所运来的木材对于阿育王寺有多么的重要。最终大约在1175年的时候，舍利殿正式落成，次年，宋孝宗亲自为舍利殿题写了“妙胜之殿”的匾额。时至今日，阿育王寺舍利殿仍然挂着这样一块匾额。

阿育王寺舍利殿

在日本生根的吴越国“阿育王塔”

事实上，除了《阿育王传》中所说的古印度阿育王所造的八万四千塔之外，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五代十国吴越王钱弘俶时代的“国产”阿育王塔了。早在916年，第一代吴越王钱镠就曾迎阿育王寺舍利入杭州供奉。到了钱弘俶时，他模仿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小塔。如今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雷峰塔地宫出土七宝鎏金银阿育王塔，就是其中的代表。

就像传说中阿育王将宝塔建造于境内境外一样，钱弘俶的八万四千小塔也曾传入海外。其中一部分就曾通过两国间的贸易流入日本，至今仍可以看到。据《扶桑略记》记载，日本僧人日延曾携钱弘俶阿育王塔归国。此塔高九寸，四面绘佛菩萨像。这一史料还记录说，唐朝末年，“天下大饥、黄巾结党、抄劫边州”，吴越王钱弘俶为供养战乱中的死难者，遂发心造塔。2016年，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举办了“吴越国展”，总算让分隔千年的杭州阿育王塔和日本阿育王塔重新见了个面。

七宝鎏金银阿育王塔

在钱弘俶阿育王塔传入日本之后，日本的当权者也纷纷投身于“造阿育王塔”的运动之中。当然，“八万四千”是极言其多的意思，真正造起塔来，未必真是“八万四千”。日本早在988年就已经有了建造八万四千泥塔的记录。而根据学者上川通夫的分析，在平安时代后期的京都，可能有着超过一百万个各式各样的小塔。其中法胜寺就先后营造了“三十万”“两万”“二十八万四千”“一万”“十万八千”个小塔。1113年的《白河院泥塔供养表白》中说，日本密教的塔供养仪式，比起钱弘俶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此外，平安时代末期的战乱之中，日本当权者还曾造八万四千塔以追悼死者。此事最初是1181年由平清盛之子平宗盛提出，而后果然造塔五百个。战乱结束、平氏灭亡之后，获胜的一方源赖朝又新造了阿育王八万四千塔。 “八万四千塔供养”在日本的史料中频频出现，几乎代代都有新的“八万四千塔”问世。可以说，钱弘俶的阿育王塔是它们最直接的原型。五代吴越国钱弘俶的“八万四千塔”最终跨越东海，在日本扎下了根。

无论是阿育王寺也好，还是钱弘俶的八万四千阿育王塔也好，都曾对日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小小的阿育王寺，其实已经成为繁荣的日宋贸易和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者。而阿育王寺的舍利信仰，也已经跳出了宁波，甚至跨越到了对岸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