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军区善后办：善后犹如殿后，殿后没有退路

已经85岁的徐秀芳万万没有想到，曾经让她一想到就头疼的上访路，这条走了半辈子的上访路，到最后却认了一个干儿子——北京军区善后办老干部处处长全忠。

初见全忠，精瘦干练、走路如风、语速快而不失条理，流利的普通话丝毫让你觉察不到这是一个来自四川盆地土生土长的“川伢子”。

这个曾在基层带过兵，喜欢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在一起，梦想着能有一天征战沙场、指挥打仗，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豪情军人，却在信访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干了十年。

入党，青年时心底最纯真迫切的期望

天府之国，青山绵延，流江曲迭，山歌悠扬，全忠就出生在这里。

全忠曾名叫“全中”，弟弟叫“全国”，寓意兄弟俩生活在幸福的新中国。一辈子行医的父亲觉得，除了自己过得幸福，还要怀一颗感恩的心，于是在他的名字里加了个“心”。

1990年，高中毕业后的全忠来到了村委会工作。文化程度高、干活麻利、热情，乡亲们都夸这个小伙子不错，全忠自己心里也沾沾自喜，他觉得入个党肯定没问题。

可偏偏入党之路却一波三折。

“一屋子熟悉的乡亲长辈，平日里大家都特别亲切，在会场上却异常严肃……”回想起第一次全村党员大会审议他入党时的场景，他历历在目。

他觉得，全村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成了他的“敌人”：“处理事情不及时”“办事没章法”“缺少工作经验”，大家丝毫不留情面，专拣问题说。然而，当自己的堂舅也投了反对票之后，他才觉得，自己离真正的党员还有很长路要走！

半年后，已经对自己工作作出很大改进的全忠又自信满满地站在了全村党员面前，没想到得到的答案仍是“太年轻”、“没有工作经验”。

直到该年的十月份，全忠才赢得了多数村民的支持，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虽然两次入党“受挫”，但全忠加入党组织的决心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在后来的军旅生涯中，全忠经常把这段波折的入党经历讲给别人听，“每一张反对票，都代表着党员们对党的尽职尽责，他们给我提意见、指缺点，其实是对我寄予厚望，这辈子我都感谢他们。”

信访，毫无准备的意外

在村委会干得风生水起的全忠并不满足现有的生活，他想着要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多的贡献，当兵则成了他简单直接的方式。

在全忠家的书房里，有一张已经褪色发黄的老照片，听他的妻子李亚红说，全忠一有空就拿出照片看看，还经常给她和孩子讲刚入伍时候的事。

“这张照片是我当兵第一年，刚下连不久，我们参加全军炮兵对海上目标拦截的实弹演习，历时一个多月。那时候年轻，都说条件苦但没感觉过苦，都说练的狠谁都不放松，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一讲起刚当兵那会儿，全忠的声音明显提高了一个八度，他当过战士，班长，指导员，参谋，在基层摸爬滚打，他喜欢这种练兵打仗的踏实感。

2006年的冬天，一张调往“北京军区信访办”的调令摆在桌前。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个离开野战部队的好机会，远离了苦累，以后家属工作、孩子上学都有了保证，很多人想去还去不了。

全忠犯了难，自己从未接触过信访工作，要离开心爱的基层去干一份之前从来没接触过的工作，能否胜任？

这种怀疑一直持续到全忠到信访办报道那天。

那年，正赶上北京最冷的一个冬天，裹着大衣、背着背囊的全忠一下公交车就径直往信访办走去。路上，他看到一位信访干部耐心的同不愿进入接待室的上访群众交涉，寒风瑟瑟，而这位信访干部额头上却渗出细细的汗珠。

那一个瞬间，打消了全忠所有的疑虑，他坚定有力地推开了信访办的大门，“信访这个工作我不仅要干下去，还要干好！”

10年，无数的不解到理解

全忠的手机壁纸是几年前一家三口爬山时照的合影，而这几年，全忠也抽不出时间来陪家人好好爬个山，甚至好好聊个天。就连70多岁的父母亲从四川来北京看病，他也顾不上陪一陪。

为此，妻子李亚红和女儿抱怨过，“结婚十年，休假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月”“信访办缺了你又不是转不了”“在单位是信访，回了家也是信访”……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李亚红来给全忠送他忘在家里的材料，看到丈夫与一拨次又一拨次的情绪激动的上访群众交谈，她切身地感受到，全忠工作的压力太大了，不能再让他因为家里的事而分心了。

于是，开家长会、带孩子旅游、给父母看病李亚红都一个人扛了过来，“既然选择了军嫂，就不能再有怨言。”

得到家人的理解毕竟容易，得到上访人的理解就没那么简单了。

徐秀芳的丈夫李平是复原战士，在“反右运动”中被单位开除党籍，不久便郁郁而终。为了给丈夫讨回个公道，她开始了进京上访之路。没想到，在上访期间，独生女儿因为无人看管，被意外烧成重度伤残，不治而亡。双重打击让徐秀芳患上了精神异常，性格偏执，也让问题一度陷入了僵局，无法协商解决。

“想要解决问题，必须要化解徐秀芳的心结。”一次，徐秀芳在上访时突发疾病，上吐下泻，全忠一直陪老人送医就诊，直到病情稳定。

老人醒来后，发现满身污物的全忠趴在床边，突然感慨道：“我要有你这么个儿子就好了！”全忠没有犹豫，一声“干妈”让徐秀芳湿了眼眶。

老人出院后，全忠协调其单位为她补发了退休金，并常利用出差机会到她家中看望她，直到现在，老人过着安逸幸福的晚年生活。

从事信访工作十年，全忠先后接待上访群众4万余人，处理来信5万余件，协调军地纠纷百余起，“有事找全忠”成了上访群众常说的一句话，对此，全忠解释道，“信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很多上访群众都有委屈和难处，要不然谁会千里迢迢来上访。我们要理解他们，他们也会理解我们，这样我们的信访工作才会更好的开展。”

善后，仍要保持冲锋的姿态

2016年1月，改革强军的春风拂面吹来。

对于干了10年信访工作的全忠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用战友的话说，“随便到一个地方都比干信访强”。

妻子也劝他，“正团7年，吃苦受累7年，到了善后办还指不定怎么样呢，不如换个地方吧。”

历史遗留问题是善后办工作的重要职责，而自己干了十年信访，对情况比较清楚。于是，在改革前夕，单位征求去向意愿，三个支援，可全忠只在善后办后面打了个钩。

“善后犹如殿后，殿后没有退路；干的是善后，但工作要靠前；办的是结业的事，但要用创业的劲儿。”成立之初，党委就给善后办提出了要求。

“老罗啊，现在怎么样啊。”给全忠电话里的这个老罗就是罗开友，是一个曾参加过老山作战、立过战功的战士。

1989年，在一次回家探亲中被其岳父栽赃陷害杀妻抛尸。为了洗清不白之冤，罗开友历尽艰辛，上访求证。

2010年，全忠接手了罗开友的案子，并牵头成立工作组，先后五次前往当地调查，并将真凶绳之以法，还协调地方为其安排工作。

去年六月，罗开友对安排的工作不满意，再次向善后办上访，全忠了解到情况后，专程到其家乡协调解决。如今，罗开友已经娶妻生子，开了家药，用在部队所学的医术造福百姓，回报社会。

从善后办成立一年来，全忠就先后接待群众2000人次，收到来访信件近600封，解决信访积案89件。

不躲，不烦，不推，不怕。这四个“不”工工整整记录在全忠笔记本的扉页上，在他看来，信访工作者就是要把责任压实，把问题归零，尽可能地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把矛盾化解掉，这样才能避免问题的积累。

初心，不留问题，不留遗憾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会逐渐显现出来，有些问题都是以前没有遇到的，特别是上访群众想通过这次整编来解决问题的愿望更强烈了。”在交谈中，全忠对今后一段的信访工作做出了这样的预测。

不过，他们也做了相应的准备，他们创新了信访工作机制、工作方法，采取听证会和集中约谈的方式，立下铁规“拿不出方案不能走”，极大提高了信访工作效率。

去年，全忠被评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去参加颁奖是还不忘带上他的公文包。

在他的公文包里，有几份材料和照片，是尚未处理完的历史疑难案件，他经常拿出来翻阅，妻子李亚红说那是他未解的“心病”。

这些疑难问题年代久远，相关的物证人证已经很难寻找了。“很难推进就使劲儿推进”，深知，军队改革已经进入到实质化阶段，各兵种都在力求精简高效，这些问题绝不能拖累我们打仗的主业，一定要把他们解决在善后办内。

“马上就办，办就办好。”在北京军区善后办的一面墙上，鲜红的打字提醒着每一位从这里经过的善后办官兵，他们肩扛重担、自觉殿后，不问归期，不问前程。在改革强军中，服务改革，保障改革，助力改革，让军队向着能打胜仗的目标轻装前行。

（原题为《军改之年，善后办怎么办？请看全忠大校的接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