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病不同命：评辉山乳业与苏银霞高利贷案

2017年3月24日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港股上市公司辉山乳业股价跳水，盘中最大跌幅90.71%，收盘跌幅85%。辉山乳业的总市值在1小时内蒸发322亿港元，仅剩56.6亿港元。

另一件事是南方周末记者王瑞锋发表的一篇题为《刺死辱母者》的报道在网上被海量转发，引起热议。据该报道记载，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企业主苏银霞“曾向当地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2016年4月14日，苏银霞母子遭到暴力讨债，在受到极端侮辱之时，儿子于欢刺死一名讨债人。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这两起事件发生之后迅速成为网络上的热点话题，受到极高的关注和争议，“投资不过山海关”、“刺死辱母者”等词眼一时间成为互联网热词。

对于同样的事件，不同人关注的焦点往往不同。由于专业的关系，笔者看到的是：尽管这两起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地区、表面上相互独立；但如果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它们发生的背景是紧密关联的。这两起事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启示是：要义无反顾地加快推进金融业供给侧改革。

一方面，辉山乳业是东北奶业的龙头企业，是上市公司。辉山乳业通过财务造假等方式从各类型金融机构获取融资140亿元，其中大部分为银行信用贷款。辉山乳业的债权人主体中不乏国内最大名鼎鼎的金融机构，如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红岭创投等。大型金融机构纷纷为其大额授信。最终，辉山乳业现金流难以维系，无法偿付本息，并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

辉山乳业在东北地区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深受地方政府重视。笔者3月19日赴东北调研时，辉山乳业还被辽宁省政协作为省内优秀民营企业的代表在座谈会上推荐发言。3月23日，辽宁省金融办还曾专门组织关于辉山乳业的会议，“要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要抽贷，对辉山乳业要有信心，希望能给辉山乳业4周的时间来解决拖欠部分利息的问题”。

另一方面，山东的小微企业主苏银霞，难以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融资，不得不付诸于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承受高达10%的月息率，最终酿成悲剧。

从债权人的视角来看，当面临放贷资金面临收款困难时：

一方面，辉山乳业们的债权人们（正规金融机构）的权益受到限制，在走上破产清算程序之前和之后往往要接受企业所在地政府的“运筹帷幄”。据媒体报道，辽宁省金融办在会上提出了如下五个主要措施以帮助辉山乳业解困：“（一）要求辉山乳业让出部分股权以获得足够资金，争取两周以后恢复付息能力，4周以后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二）政府通过花9000多万元购买辉山的一块土地来为辉山乳业注入资金，帮助辉山乳业渡过难关。（三）要求各金融机构对辉山乳业这次欠息作为特例，不上征信不保全不诉讼。（四）成立债权委员会，并由最大债权人中国银行担任主席，第三大债权人九台农村商业银行担任副主席。（五）省金融办派出国有银行处、商业银行处、租赁处和普惠处四个处协助债权委员会与各类型资金方沟通与管理。其中，普惠处对接小贷公司。”

另一方面，苏银霞们的债权人们（高利贷者）则高度依赖于黑社会式的暴力讨债。在一些县城和地级市，高利贷以及暴力催债似乎已经成为商业生态的一部分，被小微企业主和公权力机构默认为理所当然。

除了辉山乳业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和苏银霞这样的小微企业主之外，我们还能常常听到中国经济中另外一类主体的融资故事：对于有些国有企业而言，银行追着他们放贷；而这些国企拿到贷款之后，再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方式将资金转借给最终的使用者，并从中获得中间收益。

当然，辉山乳业和苏银霞高利贷案是两起较为极端的事件，并不能代表全国的普遍情况。不过，由这些极端现象所反映出来的背后深层结构性问题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中，上述这些现象都不能算是正常，也必然会造成扭曲，导致全社会福利损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既定方向，在当前“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之外，金融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应加快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