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欧盟在挑战中迎来六十周年，伦敦恐怖袭击之后

欧盟在挑战中迎来六十周年

2017年3月25日，纪念《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欧盟特别峰会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除英国外的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和欧盟机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1957年3月25日，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卢森堡六国在罗马共同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罗马条约》），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开启。60年后的今天，在英国脱欧、欧洲右翼政治崛起、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扮演角色不确定的背景下，这次会议所彰显的“团结统一”背后，是欧盟面临的诸多挑战。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布的专题“欧盟：60岁生日快乐？（Happy 60th birthday, European?）”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欧盟不容乐观的处境和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六十求生（Fighting for life at 60）”一文中，欧洲委员会主席前经济顾问菲利普⋅勒格兰（Philippe Legrain）指出，欧洲开放自由社会面临着来自本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威胁。尽管不久前的荷兰大选证明了这些力量是可以战胜的，但在明年春天之前，欧盟的未来还将在三场重要的总统选举被试炼——法国大选、德国大选和意大利大选。无论是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五月胜选，还是意大利在下一次选举中选出一个反欧元政府，任何一场失败都将给欧盟带来致命打击。

荷兰蒂尔堡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西尔维斯特⋅艾芬格（Sylvester Eijffinger）在“欧洲的荷兰转折点？（Europe’s Dutch turning point?）”一文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指出，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威尔德斯的溃败为欧洲接下来一年中的大选开了个好头。威尔德斯主张的荷兰退出欧盟、禁止穆斯林入境等政策在大选中的不得民心可能预示着：那种促使英国退欧、特朗普当选的右翼民粹主义叙事或许开始失去诱惑力了。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上台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小了。

艾芬格进一步分析道，如果欧盟想要转到一条更加可持续的路径上来，一定需要法德轴心的全力支持，提供欧盟目前缺失的决断的政治领导力，这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始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欧盟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如果法、德能够像荷兰一样选择真正拥有政治远见和领导力的领导人，接下来的这一年将成为欧洲政治的分水岭：欧盟终于将开始真正的联合和改革。

回到勒格兰的文章，他在文中强调，所有期待一个改革的、繁荣的欧盟的人必须行动起来应对民粹主义威胁，驱散助长右翼势力的迷思，为那些使得欧洲选民背弃建制政治得问题提供正面、可靠的解决方式。在他看来，种族主义并非导致欧洲右转的主要原因，经济问题是一个关键因素。多年来生活水平的直降不升让很多欧洲人对自己和子女的未来充满恐惧，对在欧元区危机中处理不当的政客和欧盟技术官僚充满愤怒，欧盟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显得无能、自私自利且远不可及，欧盟领导人在难民危机中的混乱回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感，并且很快被民粹主义者利用将难民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在这种情形下，勒格兰认为，单纯地打击或迎合民粹主义者都无济于事，官僚主义的修正也无法扭转局势。当前欧洲最需要的是积极的政治备选方案。这意味着：被认为为全社会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团工作的新面孔；提议激进改革以创造更具活力、更公正、更安全的社会；提供一个建立在开放、宽容、多元价值基础上的共享身份的积极愿景。例如在法国大选中，年仅39岁的候选人马克龙以支持欧盟框架、弥合左右分野为竞选纲领，他的支持率超过了玛丽娜⋅勒庞，如果能够胜出将是带来改变的希望。

伦敦议会大厦恐袭之后

当地时间3月22日下午，英国议会大厦外发生一起恐怖袭击。52岁、出生在英国的哈利德⋅马苏德驾驶一辆汽车在议会大厦附近冲撞人群，后下车持刀行凶，最终被警方击毙。包括马苏德在内，这次袭击事件已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

3月23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同一天，专栏作家马修⋅安科纳（Matthew d’Ancona）在《纽约时报》以“伦敦的骄傲，毫无畏惧（London Pride,undaunted）”为题撰文，向伦敦在恐袭面前展现的冷静和无畏致敬。

安科纳在文章开头引用乔治⋅艾略特在小说《米德尔马契》中的句子，“人世间增长的良善一部分有赖于不具历史性的举动”，指出英国首相特丽莎⋅梅向“成千上万的正常举动”致意、称其为对极端分子暴力的最有力回击正是这一观点的回响。恐袭发生后的第二天清晨，伦敦已恢复正常运转。

安科纳认为，这不仅仅是人们有意识的抵抗，也是祖传的骄傲和当下的现实共同造就的坚忍。在伦敦、纽约、特拉维夫、巴黎、布鲁塞尔、柏林，人们都认识到了这种低科技含量的恐怖袭击的日常威胁，因此，保持冷静、继续前进是唯一的应对方式。

他进一步指出，在退欧公投及其余波的主导下，过去一年间的英国本土主义情绪滋长，关于移民的丑恶言论不断，尽管分歧不会突然弥合，但从人们的对话中、广播节目中和路人的面容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新的认识，即这个城市非同寻常的多样性，并不是它伟大的阻碍，而恰恰是它伟大的原因。当伦敦人默默承受刚刚发生的袭击事件带来的恐慌，他们无言地重新确认了一条奉行了几个世纪的信条：绝不向恐惧低头。

3月2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生活在伦敦的伊朗作家蒂娜·奈叶利（Dina Nayeri ）的文章“伦敦袭击后，在文化之间生活（After London attack，living between cultures）”，讲述了恐怖袭击对于另一群人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名在伦敦生活的伊朗人，奈叶利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两种文化中转化的可能和困难。尽管这种转换或许是一种逃避，但对于有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生存策略。自记事以来，她的头脑中始终存在两种哲学，总是根据需要变换服饰、措辞、食物和日常仪式。即便如此，双线作战、无法忠于一种身份仍然让人精疲力尽，而在她的一些家人看来，愿意为了在不友好的环境中过得好而改变自己是软弱甚至不道德的表现。

奈叶利说，当恐怖袭击发生时，她的很多阿拉伯和伊朗朋友都会感到自责，他们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在场造成了悲剧的发生。而拥有伊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奈叶利则在这些时刻被两种文化撕扯而不知所措：“我是否应该咒骂恐怖主义者而对自由世界始终高悬在每一个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头上的靴子保持沉默？我是否应该维护穆斯林社群而无视《古兰经》中召唤信徒投身圣战的段落？我是否应该指出《圣经》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是否应该拥抱复杂性、骄傲地声称自己同时是多个社群的成员？”

奈叶利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选择自己身份的权利，但事实上，你可以突然决定自己属于哪个群体，但世界总是在你是谁这件事上持保留意见。因此，每次发生恐怖袭击时，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和中东人都会经历一阵担忧、恐惧、焦虑。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小心翼翼地不敢发出声音，隐藏起自己的本来面目，呆在家里，不去机场，关掉新闻，远离社交网络，什么也不说，安静地站在震惊、悲痛的人们旁边，希望被邀请成为他们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