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贝勒到新中国马政顾问：军报撰文回忆载涛与骑兵发展

外国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清朝的爵位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清朝光绪皇帝载湉的弟弟、宣统皇帝溥仪的叔叔——爱新觉罗·载涛便是一位“贝勒”。

载涛自幼练习武术喜爱马匹。1909年，他以公费留学生身份在法国索米骑兵学校研修骑兵战法、相马理论、改良马种及驯养军马知识。平时，他也注意学习积累有关驯马技能。比如，家中有两位马把式，一位称为“王头儿”，一位称为“花儿李”，载涛经常与他们聊天，向他们请教。载涛晚年时，适逢法国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农业畜牧业展览，他骑车赶到会场用不太流利的法语与法方专业人员交流法国马的情况。

由于载涛虚心学习、不耻下问，终于成就了自己在相马驯马方面的学识，一位军马场的干部曾称他是“我国的伯乐”。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特邀代表，载涛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令他终生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握着他的手说：“一届一次会议没请您参加，怪我有大汉族主义。要不是李济深提醒我，我把您这位满族人民的代表忘记了。”诚挚的歉意和自责使载涛深深感受到共产党领导人如此礼贤下士，真是令人感动。载涛答应了周总理请他写提案为新中国出力的要求，立即写出了“改良马种以利军用”提案。提案很快得到政协军事组的认可，上报中央军委。后来得知，毛泽东主席阅过提案，建议任命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并转发朱德总司令交炮兵司令部落实。1950年8月，载涛手捧毛主席发给他的委任状激动得老泪纵横，说：“知我者毛主席、周总理，我一定为我军的军马事业作出贡献，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期望。”

据马政局创始人之一郑新潮的回忆以及牡丹江军马场纪委书记聂怀东查阅文档资料显示，1950年9月，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中南海接见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和郑新潮时，要求郑与载涛交朋友，做这位曾经的“贝勒爷”的思想转化和引导工作，协助载顾问开展工作。

1950年11月中旬，朝鲜战争激烈进行，当时我方没有制空权，敌机对我交通运输线狂轰滥炸。据当时随第38军、第47军赴朝作战的载涛两个孙女金霭璇、金霭珧回忆，美机擦着树梢在她们头顶上飞来飞去。苏制卡车等机械化运输工具不适应朝鲜崎岖山地，一度延缓了我炮兵运动。针对这场不对称的殊死战斗，中央军委决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立即快速向朝鲜前线输送25000匹军马，以解决后勤补给运输问题。朱德总司令亲自把电话打到马政局，告诉载涛中央军委的决定，要他拿出具体意见立即实施。马政局为此召开动员大会并作细致分工。载涛、郑新潮率领工作组火速奔赴东北、内蒙古等地选购征集军马，最终如数将25000匹军马送过鸭绿江，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赢得了时间，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史上首次大规模运送军马出国的罕见壮举。为此，马政局有关领导和干部以及载涛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为了熟悉掌握全国军马场情况，炮司副司令员苏进责成郑新潮等干部陪同载涛到东北、西北等地进行视察调研。他们先后来到牡丹江、肇东、扎兰屯、索伦等军马场以及甘肃山丹、贺兰山、贵德等军马场调研。调研中，载涛发现各军区的军马场管理水平有差异，特别是不久前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马政管理机构处于十分混乱的状况，他与郑新潮共同起草了一份“整合与收编各旧马场”的请示报告，经马政局讨论通过上报中央军委。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马政局收编、整顿、整合、扩建军马场26个，建立全国性改良军马种站50余个。

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总参决定把原隶属于炮兵司令部的马政局改为隶属总后勤部。1951年春节前，中央军委派干部专程登门给载涛顾问拜年，并送来一辆自行车。自此，他把这辆自行车当作宝贝，风趣地说：“这是我的宝马！”总后勤部地处万寿路，他家在宽街，每次上下班总骑着这辆“宝马”。

载涛有个脾气，无论马、骡、驴，只要他看到它们被主人鞭打欺负时，立刻火冒三丈，走上前去夺过鞭子对施暴者说：“让我抽你你高兴吗？”对方立马吓呆认错。就这样，载涛识马、爱马，让马为人服务，为人民军队出力，成为他的毕生追求。载涛，不愧为一位人民的优秀“伯乐”。

此后，载涛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并被推举为政协民族组副组长，出任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1970年9月2日，载涛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原题为《传奇“伯乐”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