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原著作者孙皓晖：批秦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

《大秦帝国之崛起》近日在央视热播，秦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究竟如何评价，2000年来一直争论不断。于是，这部热播电视剧和原著小说也成为舆论的焦点。

《大秦帝国》原著作者孙皓晖认为，学者文扬近期的三篇文章对秦的专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明，文扬提出，以孟德斯鸠等西方学者的法制理念来理解秦所代表的中国政治文明，是一种狭隘。

3月25日，孙皓晖参加《对话孙皓晖：大秦帝国与今日之中国》讲坛，与学者文扬对谈，重新解读秦王朝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

1998年，孙皓晖辞去西北大学法律教授的职务，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大秦帝国》系列小说创作中，2008年4月，终于出版了这部504万字的长篇巨制。用他的话说，自己“对大秦帝国有狂热的崇拜”，希望能够用这部小说，为背负了千年“暴政”骂名的大秦帝国正名。

以完全正面的角度去描写秦的历史，此前不论是史学书写还是小说创作，都未曾有过。小说出版以后，评价呈现严重“两极分化”的趋势。

不少读者被小说中那个大一统时代的恢宏气度折服，也有人对小说中文学性的创作大加挞伐，认为孙皓晖对秦暴虐的一面做了太多美化。例如，在长平之战坑杀40万赵军的秦将白起，被孙皓晖写成一个有情有义，“不得以而为之”的人物。

对小说中“历史的空白处”该如何填补？孙皓晖认为这个过程就像福尔摩斯破案，已有的历史记载是案发现场，最终结局则是案件本身。如何通过“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合理推理，使结果符合结局，就是小说家应该合理想象的部分。

通过自己的想象填补历史，孙皓晖把《大秦帝国》写成了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他说自己写这部小说不只是为了全方面呈现秦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段历史，“全方位呈现和开掘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优秀核心价值观体系”。

“大家之所以热爱《大秦帝国》，也是因为热爱它所传递的那个时代的阳光精神，那个时代的大真精神，那个时代纷争不息的变化精神。”

孙皓晖认为中国文明一共经历了三次转折，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国家时代是一个转折。从分治文明走向统一文明，创造了统一文明又是一个转折，从农耕时代到创建工业时代新的中国文明体系是第三个转折。

“从分治走向统一这个转折体系，也就是秦帝国所完成的文明转折和文明创建，其中所反映的历史经验和它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应该注意的。”

为秦正名是为确立民族话语权

“正因为《大秦帝国》本身它是一个精神本位的作品，所以人们讨论《大秦帝国》，总是免不了很多历史的基本问题。”《大秦帝国之崛起》开播以来，关于《大秦帝国》的讨论又掀起一波小高潮。

“中国国民的历史共识点很少。”孙皓晖表示，为秦正名，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确立民族话语权。

“西方反对凯撒大帝、罗马帝国这样的标志性的政治领袖和时代的人是极少的。而我们国家在史学评价上没有一个好人，所有的人都是问题人物，所有的事件都是问题事件。”中国重视史书，但孙皓晖认为中国人在关于历史的基本问题上没有共识性，“我们号称是世界上研究历史最清楚的国家，天天有记载，年年月月有记载，没有一天发生的事是不清楚的，但是我们在基本问题上是模糊的，这种混乱的局面必须改变。”

孙皓晖认为，批秦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我们没有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撑我们对自我文明的认知，我们没有一套强大的话语体系表明我们文明的价值在哪里，到底值得不值得继承。”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则是“用文明史的理念研究历史”，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进行系统比较。

孙皓晖以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对抗历史举例，认为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一个农耕民族依靠自己严密的组织，依靠自己文明上强大的生存能力，经过从春秋，齐桓公，九合诸侯，驱逐戎狄、匈奴开始，一直到战国、秦帝国、西汉、东汉，孜孜不倦、代代不息地和游牧民族作战，把游牧民族顶在北部地区，使之不能南下。

孙皓晖认为，中国之所以抵御住了游牧民族的冲击，其经验来源就是秦，“因为它的战争智慧，因为它严密的组织。无论从国家形式的成熟度上，还是军队战争文明发展程度上讲，在人类长期发展过程当中西方文明积累的根基比我们差得太远。”

“到今天我们也不必说要造一个跟西方中心论一样的中国中心论，把西方边缘化。但应该有一个真正的文明史观把我们的历史串起来。”文扬提出，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重构世界文明史的问题，“用我们这种文明的思想理念和我们的实践，主要是我们的国家实践，去重新评估世界各国和历史各个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