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循园《唐三藏圣教序旧拓高阳未断本》观后

往年曾于旧书肆得循园藏《唐三藏圣教序旧拓高阳未断本》。拓本长三十三厘米，宽二十一厘米。帖芯长二十六厘米，宽十五厘米，每面五行十字。除去前后各两开空白页（无题跋），共二十开。古锦裹楠木夹板，封面绫签：“唐三藏圣教序旧拓高阳未断本循园题”，钤两枚朱印：“寿铭”“循园”。首开帖芯外边缘有两方圆形图章，已为书贾磨去内容，上钤“元亨利贞”闲章，未及拓面。首页钤白文印：毕登瀛；朱文印：毕氏珍藏、敏树堂 海梯赏鉴。页尾钤朱文印：寿铭之印；白文印：袖石真赏、讽籀堂、循园所藏。拓本纸墨精良，装池考究，流传有序。

封面绫签：“唐三藏圣教序旧拓高阳未断本循园题”，钤两枚朱印：“寿铭”“循园”。

首页钤白文印：毕登瀛；朱文印：毕氏珍藏、敏树堂 海梯赏鉴。

页尾钤朱文印：寿铭之印；白文印：袖石真赏、讽籀堂、循园所藏。

循园即范寿铭（1870-1921），字鼎卿，号循园，绍兴人，鲁迅的乡贤，范文澜叔父，民国年间著名的金石学家。曾任河南安阳、内黄知县，后授河北道尹、河南道志局长、江苏公署机要秘书等职。平生酷爱金石，任安阳知县时，设立古迹保存所。在河北道尹任内，与顾燮光遍历太行山八年，寻访汉迄元各书未著录金石，成《河朔古迹志》，另著《安阳金石目》《循园金石文字跋尾》《循园古冢遗文跋尾》等。

毕登瀛是晚清的一位收藏家。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载毕氏夫妇墓志，内有“公讳登瀛，姓毕氏，原名纯敏，字海梯，一字袖石。先世自山西洪洞迁河内”。墓志记载其卒于光绪二十三年，时年五十四岁。

近年国内各大拍卖公司拍卖记录中，时见毕登瀛旧藏，常用印如：登瀛毕氏珍藏至宝之印、毕登瀛珍藏书画章、海梯审定、海梯手定、河内毕海梯世宝等。

据汪亓《仇英〈职贡图〉卷流传考略》（刊北京画院《大匠之门》第二十七期）记载，仇英《职贡图》在李恩庆之后，曾经藏于毕登瀛处。图上钤有朱文方印：海梯手定，白文方印：毕氏家藏。跋尾第一纸钤朱文方印：海梯审定真迹。汪亓同时辨正说，坊间将此二印归于清末民初、江苏阳湖人毕登瀛名下，而毕号先筹，与“海梯手定”“海梯审定真迹”印文无关，此毕非彼毕。二印的主人应为另一个毕登瀛，并引《毕登瀛及妻王氏合葬志》内容，说毕氏“丰于遇人，而啬于自遇，恒撙约衣食以购古图书金石文字，甚富”。证之循园拓本前后印章，无需再考，当为同一人无疑。

《圣教序》拓本流传甚夥，后以北宋拓、南宋拓为尚，而判断拓本时限，除题跋等因素外，主要依据拓本残损字迹，现在看来不无局限。贵古贱今，是一般人性习惯，拓本在流传过程中，填墨、改涂、描补等现象时有所见，即名拓，恐亦难免，另外拓手技艺、用心程度等因素，均可影响拓本的判断。如民国版高野侯鉴定《唐榻集书圣教序未段本》中“一乘五律之道”之“律”字已损，而循园本完好，“所谓法相常住”之“相”字，下半已损，而循园本完好。民国商务版珂罗版《宋拓第一圣教序》（1943年再版），前后有王澍、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等名人题跋，但对比循园本，有些后拓字迹反胜前拓，如“腾汉庭而皎梦”处，“梦”字，循园本清晰，而宋本破损较重；“桂质本贞”处，“桂”字，循园本上部稍损，而宋本周围清晰干净，疑为后描成字，“历遂古而镇常”处，“镇”字，循园本完好，而宋本“镇”字中部明显有损，如字字细查，或还有可疑处。珂罗版翻印原拓本时，补描更易，所以印本只具参考意义，而接触稀见拓本，在事实上又极难做到。况且拓本是剪裱，而《圣教序》碑身长大，字数又多，拓手工作时存在技艺出入，当时没有与碑身等大的纸，一般均有接纸情况，几张拼接？何处拼接？接在字上或接在空行等处，有较大出入。剪裱时用心粗细，也对拓本有很大影响。所以拓本发现愈多，比较机会也愈多，只要是真拓出现，对鉴定各期《圣教序》均不无裨益。

《圣教序》碑断时间，向无定论，宋断元断明断，各执一词，流行的说法是断于明嘉靖三十四年，但近年仲威出版《碑帖鉴定概论》《善本碑帖过眼录》正续两册等书，倾向于认为：“北宋时，碑自二行‘晋’字下，至末行‘林’字有极细斜裂痕一道，但不伤及文字点划。元明间碑正式断裂，故‘未断本’的底线即是‘南宋拓本’。”（正编131页，文物出版社）

仲威的标准是：北宋碑石已有裂纹线，自二行“晋”字下，至末行“林”字处，南宋后裂纹线逐渐加大，元明后碑彻底断裂。基于这个认识，他的判断是“凡见仅有一道斜裂痕，并未完全断裂者，即为南宋拓本；若碑石彻底断裂者，裂纹线线上缺失字划者，即为元明以后拓本，这是分清南宋拓本与明代拓本的关键点”（《碑帖鉴定概论》204页，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仲威列出所有裂纹线以上损字，文繁不细引。他的结论是：“凡以上诸字完好者，即为碑之未断本，宋元拓本之证也。”

依仲威标准，循园“高阳未断本”损字现象，又不完全符合。如“晋”字完好，“是以窥天鉴地”之“是”字完好，“引慈云之西极”之“极”字完好，“自洁而贵质”之“桂”字只上部略损，“傅智灯之长夜”之“傅”字完好，其他损字，符合仲威观察。

《圣教序》出现“裂纹线”，若依西安碑林整拓本时间，到嘉靖碑断，有近四百年，这个期限碑由裂线到断裂，应当有相当复杂的现象，仲威标准是理想标准，完全满足这个条件的拓本应当非常有限。

据方若、王壮弘对《圣教序》损字情况统计，断后本比较明显处，如“故得”之“故”字少损，“被拯”二字损，“神情”之“神”字损，“高阳县”三字损，“文林郎”三字损。

按此标准，循园本情况是：“被拯”二字完好，“神情”之“神”字损，“尚书高阳县”之“尚”字清晰，但“书”字半损。“文林郎”之“林”字已损，但“文郎”清晰。穷尽拓本很难，有限的拓本观察，极容易有例外情况。

拓本判断，半字、单字或笔划缺损，易生争议。双字三字以上连损，较易成为标准，循园称“高阳未断本”，包含对碑断时间的考虑，即不以具体时间而以拓本事实论。我恰好还有一张清整拓《圣教序》（蝉翼拓。未裱。“文林郎”“高阳县”全损），仔细比对，碑断程度是变化过程，期间损字程度，各拓本情况相当复杂。循园称“高阳未断本”，我个人理解，碑断基本稳定事实是：“文林郎”与“高阳县”全损（方若、王壮弘同一判断），因处碑尾断裂同一位置，易于判断。也就是说，“高阳”未断，可能是当时藏家习惯，有“高阳”二字难得，无则易见。先观原碑，再看整拓，后读拓本，容易增强对碑帖的鉴别力。顺便提及，此本与国家图书馆藏刘文铸宋拓本制式大体相同（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碑帖综录》卷上27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但字迹破损情况，不完全相同。如拓本第二面最后一字“以其有像”之“像字”，刘本左下损，而循园本完好。由几面影印页与循园本比对，刘本或多有涂描，如碑尾“文林郎”“尚书高阳县”之“林”字，“书”字，细察，颇令人生疑。

前人观察拓本字损现象，历代积累，也是有限经验。如“纷纠所以”处，北宋拓向以“分”字部首撇可见，“以”字右半未泐粗。但这两个特点，只涉及简单笔划，拓手用心程度稍异，拓本就会有别。“百重寒暑”处，“重”的“田”部完好为标准，但“田”部在拓本中位置极小，易受拓手技艺影响（我处整拓，此处完好），再考虑到《圣教序》久经捶拓，清末存在洗剜情况（导致有些后拓比前拓字迹反清晰），“故知圣慈所被”处，“慈”字完好是标准，但破损程度也难掌握；“久植胜缘”处，“缘”字左下不连石花为完好，但连多连少，也只是经验判断。

罗丰《〈集王圣教序碑〉的拓本与题跋》一文曾强调，《圣教序》断损时间，应重新引起注意，“因为这涉及一些拓本的断定。以不断本为宋拓几是今人之常识，而不断本在明万历已有相当多的存世”（见《中国文化》2019年春季号），循园本出现，有助于认识这个问题。

以收藏、鉴赏身份论，毕登瀛、范寿铭都是晚清名家，他们对《圣教序》的收藏，应具相当水准，他们收藏“未断本”，虽未说明具体时间，但循园以“断”与“未断”题识，远较以“北宋、南宋”判断更审慎，因常见损字标准极难准确掌握。今后如有可能，拓本断限，或可引进更科学的手段，如对纸、墨、印泥及其他拓本附带信息进行新法测定。人文与科学手段结合，或是碑帖鉴定的现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