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忏悔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社会缺少一种忏悔文化，或许它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存在过，只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忘却。

这些年我一直研究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斋醮，这是一种社区集体仪式，类似港台、广东地区的太平清醮。一开始受我理解中的“庙会”的影响，我一直认为这就是当地群众的一次大party，一次嘉年华，一次精神上的大狂欢。村落中有份的人吃吃喝喝，人高兴了，神也就高兴了。所以每当当地人要给我解释仪式目的时，我都有些心不在焉。

后来，我认真听了一回，终于发现问题所在。有位当地人说，这个活动其实是向天地神灵的一次忏悔：在过去一年里，村里有人可能是乱挖乱砍，惊动了龙脉，所以现在是要反省忏悔；还有人辱骂父母，怠慢各路神灵，现在也要向天地神灵谢罪等等……所以在整个仪式期间，村民要斋戒三天，不吃猪肉，只吃素食，以示自我约束、自我反省；村民的代表要跟着仪式专家一起不停地磕头，意即代表所有村民向神灵谢罪；仪式专家也要不停地烧化一些疏文，很多都是忏悔告罪内容的。

由此，我想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是有忏悔精神的，也有一些作为忏悔渠道的仪式活动，只是我们现代人对此却已经十分陌生了。

广西大新县下雷镇岜倖屯的斋醮仪式：村民竖幡。覃延佳 图。

在忏悔这件事上做一个东西方对比是很有意思的。《菊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认为，美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罪感文化，而日本社会是耻感文化。在美国，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坦白罪行而减轻内心重负。而在日本则认为向别人倾述忏悔是懦弱的表现，是自寻烦恼。因此，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样，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

我们知道在天主教信仰中七件圣事之一就是到教堂告解，每间教堂都有自己小黑屋——告解室——神父在这里可以代表耶稣听取个人对自身罪恶的忏悔。这些忏悔内容不可以作为呈堂证供，神父类似律师、亲属之间享有免于作证的权利。而在我们的文化中，公开地洗刷屈辱易，隐秘地自省“罪恶”难。

忏悔室。

在当下我们的社会也能时而听到“忏悔”这个词，这个场合多是某位官员被关进牢房之后，良心发现，做出一些套路化的忏悔。“忏悔”在我理解中应该是为自己，但是他们的忏悔，相信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也即提供反腐倡廉的活生生例子，教育警示窗外之人不要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些官员本身来说，忏悔已经失去应有的价值，他们再如何忏悔也不可能走上原来生活的正轨。这基本丧失忏悔本意，即自己重新认识自己，放下包袱，重新走上生活的正轨，避免出现更大错误。

那在当下中国类似告解室的，可能要算心理咨询室，在这里心理咨询师要对客户完全保密。但我不清楚国家是否有明确法律规定，咨询师从业人员相对客户有免于作证的权利。就我所见，我们到心理咨询室倾述、表白、忏悔至少可以起到两个作用。

一是以第三者的视角来重识一遍过去，没有心理咨询室这个场景，没有一个第三者在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只会被过去的事件（愧疚的、罪恶的）无意识地俘获，这些事件的出现没有规律，没有逻辑，可谓之神出鬼没，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是当你有逻辑、有组织地重新讲述一遍过往时，其实已经是以今日之我在重识昨日之我，那些视角的盲点就会被发现，你对自己就有一个重新认识，对、错、善、恶就会有再判断，你可能走上一种新的道路。

第二，专家会引导你重新归因，可以减轻你的负担比如罪恶感。就我所见，你倾述的、坦白的、忏悔的一般是现在你自以为见不得人的事，或者是“罪恶”或者是“困惑”等等，但是专家一般会把这些归因到你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童年阶段发生的事情，比如你现在性格很暴虐可能是你童年受到创伤等等。在这里专家其实是实现了两个归因的转移，你现在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历史问题，不仅如此，它还可能根本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原生家庭的问题，可能是你父母的问题。所以你的负罪感会大大降低，有利你于你洗心革面、改过自新，重回生活正轨。人非圣贤，可以承担无尽的苦痛、巨大的责任以及那些梦魇式的罪恶和耻辱，唯有一条能使他们 真正解脱，所有的东西都推出去，这些都不是我的错，跟我无关。

如果一个外星人降临地球，当她（他、它）先后看到原始社会、传统社会的巫术仪式与当今社会的心理治疗后，他应该会认为这是同一件事。心理治疗中的种种场景总使我想到模仿巫术、接触巫术等等。所以心理治疗也面临一个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问题，就是你必须全身心投入，进入状态，并始终抱有解决问题的信念与希望，不然你就无可救药。

各种形式的告解。

2016年青年学者江绪林去世，引起学界颇多议论。我从他的好朋友刘擎教授的纪念文字里，读出了现代人（特别是部分自认看得很透的学者）对人类本能，包括倾述、坦白、忏悔等等的挑战，但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在和绪林的交谈中，只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暗示，他应该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但这个令人不安的话题断断续续地难以持续，随后就转变为哲学化的谈论。心理咨询行业是现代性的发明，将道德、价值和信仰的危机完全化约为技术性的心理问题，这是逃避和扭曲，而不是在真正面对深刻的人性问题。……但现在看来，这是何等的虚荣！如果那些永恒的哲学与宗教的大问题终究需要无尽的求索，而焦虑和孤独又危及着生命，为什么我们不能放下架子来寻求专业心理技术的帮助而要傲慢地鄙夷它？的确，心理治理或许只能缓解而不能解决内心的问题，但至少可能给了我们迂回周旋和时间，或者能改换一种心境，让我们能重新上路探寻那些永无解答的奥秘。”

我们当下社会文化环境确实是不利精神层面的改过自新的。我们把物质精神两个层面分得太清。物质层面即身体生理层面出了问题，我们都乐于上医院找医生治疗，痊愈之后甚至会送医生一面锦旗，表面是在感谢医生，表彰其高明医术，其实内心里是在高调宣布自己重获新生。但是如果精神心理层面出了问题，我们往往难以启齿，甚至将其归结到道德伦理等等层面，其实加重自身心理负担。向专业人士求助也是偷偷摸摸、极度保密，获助成功更不可能有赠送锦旗的大张旗鼓。所以我们自身制造了一种分类与歧视，然后又深受其苦。

［本文转载自公号“他者的世界”，原题为《为什么我们都需要忏悔？》，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