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大军安哥拉十年：掘金战后重建，直面枪口与石油凛冬

上海办理出国疫苗注射的医生听到“安哥拉”三个字，迅速将出境疫苗卡上的大部分选项：黄热病、疟疾、伤寒……统统勾选一遍，让杨春去注射。

从那些疫苗逐一打在身上，到2017年，已有十年过去。杨春想起带着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远赴非洲承包国际工程的那些年，“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屠呦呦会因此获诺贝尔奖”。

2006年，杨春26岁，被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派往非洲任工程师。彼时安哥拉以石油向中国换20亿美金贷款，为中国企业打开了安哥拉的大门，国有企业带着数千人的工程队远渡重洋，也有华人赤手空拳，从南非等地向安哥拉偷渡。

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在2002年，才终于结束了27年的内战，南方草原上仍散落着战争留下的大量装甲坦克。但杨春见到它们的时候，装甲已经不见，被本地人拆下来做成篱笆，履带的橡胶也是可用的，于是坦克的轮子也都不见了。而坦克残余的部分，就躺在荒野上，从气势磅礴一日一日衰朽下去。

在战后修建公路的交通要道上，还埋有战时留下的地雷，当地人与外国工程队，会容易失去腿。

到2017年这十年间，杨春参与建设起安哥拉非洲杯的足球场，并成功把前中国国家足球队队主教练米卢蒂诺维奇，带进了媒体的空中观赛包间。他还与中国的数十万承包大军，建起了安哥拉战后的住房、医院、学校、公路、电力、水坝……

但在2014年，安哥拉的经济命脉石油价格大跌，社会混乱随经济危机袭来，有中国人在抵达安哥拉的第七天就死于枪击。也曾有警察扮成劫匪，手迅速探进来不及锁上的车窗，用枪指着杨春同事的脑袋。

2017年春节后，席来世结束了在非洲安哥拉多年的工作生活，从中国中铁四局安哥拉分公司管理层任上调动回国。

在他离开的时候，石油凛冬仍未结束，安哥拉货币宽扎跳水，跌到了1美金:170宽扎，但是银行换不到外汇，黑市的汇率在1美金:420宽扎。

所有以本地货币宽扎结算的工程都必须停止，因为宽扎贬值，工程款却不会提高，兑成美元将缩水60%，根本无利可图。

2017年2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到访安哥拉，为25个新启动项目提供25亿美元贷款。2015年，中国政府再次为安哥拉提供60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项目，并给了安哥拉政府一纸中国工程公司的短名单。60亿美元的项目必须交由中国企业完成，以帮助在安哥拉的中国企业度过这个寒冬。

席来世觉得，等这个寒冬走到尽头，或许要等到石油价格涨到80美元一桶的时候，但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非洲是大型中国国企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之一，已经有40多家中国国企进军人口只有2422万的安哥拉，国内产能过剩，工程市场竞争激烈，哪怕安哥拉经济因油价低落而萧条不已，也没有人愿意放弃这片市场。

“我们说，公司三大业务板块：国内基建、投资、海外，未来海外业务板块，要三分天下有其一。”

私营企业则无法承担这样的压力，杨春早已离开国企，与当初闯非洲的团队创立了亿凯迪国际，承包安哥拉与世界各地的工程项目。公司已经撤回在安哥拉的多数员工，保留最少的人员与资产维持基本运营，以图东山再起。

杨春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谁能熬过这个冬天，谁就能吃到肉。”

打开市场

杨春初到安哥拉做工程设计的时候，有一次站在建筑的楼顶上，与安哥拉人聊起自己来自上海。

安哥拉人答他，“北京、上海我知道啊，你们那里有这么高的楼吗？”

杨春看了一眼脚下的烂尾楼，共有八层，有点无语。那是一栋前苏联援建的医院，没能完工，却已经作为医院对外开放，同时请中国工程队完成建设。

“最开始的时候，安哥拉人觉得，中国一定是落后的，不然为什么会来承包安哥拉的项目。”

中国企业进军安哥拉，始于一张短名单，和一个20亿美元石油换贷款的项目。

中国原本不是安哥拉寻求的盟友，但战后安哥拉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谈判，正陷入僵局之中：他们要求安哥拉政府保证执政清廉和信息公开。

中国却在商言商，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2004年3月2日，安哥拉财政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第一个贷款协议，以安哥拉的石油，换取中国政府的20亿美元的贷款。在交换的同时，中国政府给了安哥拉政府一纸短名单，上面列有主要的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合作项目的承建方只能从中挑选。

杨春回忆那之后涌入安哥拉的国企：“好像中国送给了安哥拉一篮苹果，中国企业都希望跳进那个篮子里，成为里面最好看的一个苹果。”

商务部研究院海外投资咨询中心副主任杜奇睿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安哥拉区位独特，处于非洲南、中、西枢纽位置，未来打通洛比托走廊，可直抵东非印度洋。2010年，中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安哥拉目前是中国第三大石油进口来源国、主要的对外承包工程市场和重要劳务合作伙伴。

杨春清楚记得他抵达安哥拉的时间，在2006年10月23日下午，他降落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那时杨春听不懂一点葡萄牙语，手脚齐用比划，凭借肢体语言闯过了以勒索小费而闻名的两道关卡，他希望自己的行李箱没有丢失，中国人往往在箱子里带足一年的衣服用品，而那时10个人里面有3个人的箱子会遭到遗失，在这个没有农业也没有工业的国家，很难买回一箱日用品。

安哥拉是富有的，在石油卖到100多美元一桶的时候，但又是贫穷的，因为除了石油和钻石，没有任何工业与农业，粮食一切全靠进口。在石油跌到30美元一桶，国家财富大量缩水时，就触发了经济危机。

杨春回想起来：“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本地人是靠什么活下去的。”

在杨春的印象里，当地人穿着八十年代式样的旧短袖旧西装，多数时间在四处游荡，最多是女性为白人做保姆、洗衣服，男性扛着枪做保安、做司机。还有一些人立足于钻石产业，站在溪流里，拿着筛子，试图从泥沙中筛出毛钻来。

从20亿美金石油换贷款的项目开始，中国工程队席卷了安哥拉战后建设的代表项目：医院与学校，非洲杯足球场，3万套社会保障住房，其中以中信集团的KK新城项目，和中铁四局的Sequele新城项目为代表。

蜂拥而来

2007年，医生穆玲随着一支4千多人的中国工程队前往安哥拉，组建起当地最大的一家华人医院，担任院长。她首先被物价震惊，看到超市里一颗包菜的价格约合100元人民币，打一个电话回中国，话费约在近20元每分钟。

穆玲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2008年的时候，中国工程单位看到市场非常好，“几乎可以随便要价，你找一个工程，你问业主付多少钱，业主问你要多少钱，他说我不知道，你看多少钱。”

随着石油价格向上攀升，安哥拉从石油出口中获取大量财富，涌入安哥拉的中国大军也日渐壮大。2006年杨春抵达时，只有约3000中国人在安哥拉，到石油上涨到最高峰的2012年，安哥拉内政部资料显示，在人口约2000万的安哥拉，安哥拉的华人总数已达26万之多。

不仅大量的国有企业涌入安哥拉，私企与个人也前来淘金。穆玲记得一个来自义乌的小伙子，那时在医院里打地铺，或者趁着医生探亲的时候，借用医生的床铺。他从葡萄牙语班同学那里听说安哥拉的机会，就带着一张签证和一张机票到了安哥拉，后来50多岁的老岳父也从中国来，二人慢慢把家具生意做了起来。

作为在安哥拉的主要国企之一，中铁四局在2007年进入安哥拉，当时安哥拉在寻找中国企业做工程项目，只要是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几乎不难获得合约。到高峰期的时候，中铁四局一个单位，有8000人在安哥拉。

温永军初到安哥拉时，是负责公司营地安全的一名工人，当时公司雇佣了100多名当地军人保护营地。2011年底，他们在开车巡逻时看到了歹徒，“雇佣军就开始开枪，一开枪歹徒就开始对射。”

温永军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我们刚来的时候，相对封闭，有半年没有出营地，当时感觉收入比在国内要好，就是离家远，想家。”

席来世前往安哥拉，是为了中铁四局承建的安哥拉社会住房项⽬，在⾸都罗安达的卫星城建设1万套社会住房。除非设定苛刻的排他性招投标条件，否则中国⼯程队以报价低、效率⾼的优势，经常能够击败其他国家的竞争对⼿。

比如中铁四局承建的罗安达总医院的项目，施工面积达到2万2千多平方米，造价5000万美元，在2年内全部竣工。而同期由安哥拉本国工程队承建的医院，投资1500万美元，至今还没有完成主体建筑。

但在安哥拉渐渐发展出的高端项目，比如豪华酒店，却都交给了欧美的建筑工程承包商来建设。

安哥拉人认可中国人的效率和低价，却更信任欧美人的标准和质量。作为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安哥拉人极为崇尚西方的文化。席来世在安哥拉出席正式场合，比如商户会谈、节日，都必须西装革履，穿长袖衬衫。为此，在非洲炎热的天气里，很多地方空调都开到16度。

在安哥拉做工程项目的技术难度并不大，大多是7、8层的小楼，困难在于极度依赖从中国进口，比如水泥、钢铁，需要提前2-3个月规划进口的物资，否则一种关键零件缺失，工程就要停工3个月。

但也因此，安哥拉成为输出中国过剩产能，一个极具潜力的国家。

中国工程队的到来也为安哥拉人提供了就业，席来世看着当地雇佣的非洲员工，收到工资后，就会消失三四天。他们把一部分钱留给家庭，剩下的则拿去喝啤酒、狂欢，直到花光身上最后一分钱，然后回到工程队里，继续工作。

最开始中国人到来的时候，安哥拉人有着一些的优越感，而后又渐渐发酵出了一些敌视的情绪。

后来有安哥拉人说：“中国人来了，东西都买光了，路越来越差，你们开好车，吃好的，我们本地人却还是这样，没有改观。”

巅峰时刻

杨春遭遇过一些施工困难，比如承建非洲杯足球场，球场的草皮却无论如何不肯长起来。

但在非洲杯足球场项目的争夺中，只有在种草这一项上，中国人输给了英国人。业主建议他们：你们可以找英国人来种草坪。

2007年12月，安哥拉发布了2010年非洲杯球场工程招标的中标结果，那是安哥拉战后最盛大的国际活动，第一次向国际展示战后建设成果的机会。

那也是中国工程队伍地位的巅峰时刻之一。

中国人最终揽下了非洲杯所有四座场馆的建筑承包合同，原因之一是，除了可以每天24小时、一周工作7天的中国人，没有工程队能在两年的时间里，把足球场馆建立起来。

杨春那时住在工地上，第一次知道，原来碗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的保质期是6个月，因为从中国来的集装箱，要在海上漂100天才能抵达非洲，加上进出海关的时间，让他常常吃下过期的方便面，但那仍是舍不得提供给普通工人的物资。

也有不幸丧生的中国人，一位厨师在使用瓶装液化气的时候，引爆了整个厨房而不幸身亡。但安哥拉曾是葡萄牙殖民的国家，笃信天主教，没有任何火化设施。“他们搭起了像天祭一样的台子，那群人中竟然还有人知道，要用绳子绑住遗体，避免遗体在火化时因抽搐而坐起来。然后把骨灰带回国。”

华人工人的生活相对辛苦，两年回一次家。那时常有福建、山东、东北、河南等全国各地的工人，找穆玲看病。穆玲记得，有50多岁的工人前来做体检，“他说，我在安哥拉6年了，从来没回过家，为了给女儿存出上大学的学费，如果体检的结果比较好，就在安哥拉再干几年。”

穆玲看着工人不符合实际年龄、过于苍老的脸，异常疲惫的神情，“我就对他说，你不要再干了，你回去吧，休息吧”。工人最终检查出了胆囊问题，带着体检单匆匆离开后，穆玲再也没有见过他。

杨春当时的老板也因为严重的腰椎问题，住进了穆玲工作的医院，最终包一架飞机，抬回了中国。

结束长驻非洲的生活前，杨春在自己承建的足球馆中看了非洲杯。

杨春在场馆里看到了前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米卢蒂诺维奇，那个中国人往往会加上定语“世界杯上带领中国队冲出亚洲”的米卢。

杨春上前打招呼，米卢看到中国人有一种亲切的欣喜，他问杨春，“你们有没有更好的看台位置？”

“当然有，Skybox！（足球场豪华观众席！）我们那时作为工程承包商，拿到了许多工作证。”

杨春把米卢领进媒体用的空中观景包厢，他站在玻璃窗边望向赛场，另一个中国的工程承包商站到了更好的位置，拿着对讲机站在主教练旁边，客串赛场运营人员，指挥得一身是劲。

在非洲杯期间，负责场馆运营也是中国人，因为在体育场建好投入使用的短短时间里，没有本地人能学会操作灯光和音响，“这种时候，又不能丢脸丢到国际上去”。

米卢又接着耿直地问杨春，“我肚子饿了，你们有没有吃的？”

石油凛冬

自从2014年油价下跌后，席来世发现安哥拉的治安每况愈下。

中铁四局给员工发了一笔专门用于“防盗抢”的经费，2015年9月，温永军和两个朋友开着皮卡出门，在路上被汽车逼停，“他（劫匪）马上下来，短短几分钟内开始搜你的身，他把枪拿出来，你就不敢说话了。”

像温永军一样，越来越多在安哥拉的华人，在出行的时候，容易被汽车逼停，人捆起来，打一顿，然后抢光身上的东西。

“从前只是抢劫，现在却发展到人身威胁的地步。”绑架的案件越来越多，中国人也愿意用几千万宽扎，约合几十万人民币，换回一条性命。

席来世一度怀疑，是不是中国人的软弱与纵容，习惯用小费去摆平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助长了这些针对中国人的威胁。

中铁四局在安哥拉的营地，已经设下了三道防卫，第⼀道是围墙加警察值班岗哨，第⼆道是武装军队，第三道是中国安保人员。“防盗⽹、防盗⻔、电⽹、红外、警报，⽤上了⼀切能够应⽤的安保设备。”

后来席来世和他在非洲一同工作的朋友们得出一些结论：哪怕你再是一个愤青，只要在安哥拉工作过一段时间，没有人是不爱国的。

因为自由出行与安稳入睡，都成为了奢侈品。

杜奇睿也提示在安哥拉进行商业活动的风险：“社会治安问题突出，抢劫、绑架案件频发，行政部门效率不高，物资供应不足，物价畸高，主权货币币值不稳定，传染病预防能力严重不足。”

油价下跌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物价飞涨，到2017年，席来世看着物价上涨了4倍到6倍，一盒200宽扎（6元）的饼干，已经卖到了1200宽扎（36元）。

可是中国的国企，在当地投资了固定资产，购买了土地、机械设备，一家公司的投入往往已经达到数亿元，在投入资本已经相当可观的情况下，没有可能放弃这片市场。

而中国政府提供的以美金结算的项目，为中国的国企争取了生存的空间，也维持了战略布局。席来世发现，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国内的工程市场竞争已经太过激烈，只要安哥拉工程的风险控制得当，利润仍然相当可观。

但杨春他们作为私企在当地承建项目，许多以当地货币结算，就不得不关门走人了。

“好像真空包装一样，大量民企被挤出了安哥拉”。但众多公司都不愿意放弃非洲这片资源丰富，国土广阔，人口相比东南亚更为众多，因而前景可观的土地。

一位在安哥拉工程单位工作的华人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安哥拉将在8月迎来总统大选，正在大量投入建设形象工程，比如水利设施和电力工程。经过中国警察远赴非洲追捕福清帮，在大使馆的活动努力、和联防队的组建护卫下，华人的安全有所改善。仍有大量华人为了利益不能离开，或者选择留下。

改变

2017年，席来世决定回国。

“六年之间，你可以看到国内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地铁修通，高楼拔地而起，而这里还是一样，仍然是贫民窟、脏乱差，办事效率低下，拿了钱以后及时行乐”。

席来世看到豪宅与游艇，也看着路上衣不蔽体的孩子，他最初抵达首都罗安达时大片大片的铁皮房子贫民窟，在他离开时，仍旧是贫民窟。

“这会让人有些绝望。”

时间久了，有人会觉得压抑、抑郁、失眠，一些公司愿意付出高薪，达到国内同等岗位的两到三倍，仍然很难招到人。

席来世看到中铁四局建设的2万2千平米罗安达省总医院，投入使用已有两年多，但是使用面积达不到1/3，因为安哥拉当地并没有足够的医生。

除了1万套住房，中铁四局还做了1.35亿美元的电力入户项目，为5万户城市居民提供照明。中国人建起了住宅楼、公路、铁路、供水管网、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发电站、网络，逐渐用电力点亮城市。

杨春也不知道中国人的到来有没有真正改变什么，或许有一些，比如“我第一次在街上，看见了一队穿着校服的小朋友”。

但他又感觉不到根本的改变：“我们建起了医院，但是缺医生，我们建起了学校，但是缺老师”。

就连杨春参与建设的，那些非洲杯的体育场，在中国人离开后，也再没有举办过一场盛大的赛事。因为当地人始终没有学会操作会场里的灯光、音响、还有其他设施。

离家至今已有7年，温永军也升职转做物业管理。他等待着调动回国家人团聚的那一天，但也对安哥拉市场满怀信心，在公司买下两大片土地上，可以建工厂、建工业园，“有信心！”。

在安哥拉遭遇经济寒冬的时候，杨春也在寻找其他大洲的项目，比如东南亚，比如拉丁美洲。他曾飞往一个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美国家，乘坐的航班里大多是西班牙人。

在飞机落地的时候，他看到机上的西班牙小女孩举起双手，喊出一个词“Conquer(征服)”。

杨春愕然，那一幕至今仍不时在脑海中盘旋，他想起自己和中国同胞在安哥拉，那些靠着一个硬盘的电视剧、集装箱运来的白酒而度过的枯燥日夜。在那些漫长的日夜里，他们沉默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工程，满心期待的，是回家的日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席来世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