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来60余名官员因洱海被问责，媒体追问水到底有多深

3月23日，大理州纪委通报的两则消息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大理市双廊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施俊康，大理市海东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李桥进在实施洱海保护治理开启抢救模式“七大行动”中，涉嫌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媒体发现，这两名当地官员应该是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实施以来，第一批因落实不力而受到问责的官员。而简单算一下，三年不到，已有60余名干部因洱海被问责。（3月24日《北京青年报》）

三年时间内，就有60余名官员因为治理洱海不力而被问责。尤其是在洱海开启抢救模式之后，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力度势必还在加大。最近，当地又有两名镇长为此被停职审查，这一结果其实丝毫不令人意外。保护洱海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而体现到日常的执法管理过程中，则必须要指向具体而明确的责任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官员由于洱海被追责，恰恰说明一整套治理工作，经过层层分解，最终都落实到了具体的责任人身上。

官员频频落马，直观呈现了洱海治理的艰难。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乃是因为洱海高度发达的旅游业，衍生出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各种力量彼此纠缠形成了某种攻守同盟。在洱海边，各式各样的违章建筑、违规经营的餐饮客栈，其背后很可能都是某个“强势人物”，他们具备足够的能量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除此以外还必须看到的是，这些繁华的商业业态，本身也给当地贡献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这种种因素交织作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职能部门治理的手脚。

需要反思的是，3年时间60名干部因为洱海被问责，这难道仅仅都是由于官员个体缺乏职业素养和履职能力吗？在这其中，是不是还有体制机制的原因？很显然，乡镇一级的公共管理者，很多时候，无法撼动洱海边各种商业形态背后根深蒂固的权贵纽带。换而言之，他们的职权设定与所要应对的复杂局面也许并不匹配。由此所导致不少职位的官员走马灯式的“上任—停职”，可说是早就注定了的。

梳理可知，三年内由于洱海被问责的官员，主要是处级干部、乡科级干部等。这些人身处洱海保护与治理的基层一线，却无奈洱海“水深”最终都不幸落马。当然了，严格问责对于洱海的保护与治理的确至关重要；可问题的另一面是，当地又是否创造了一种公平的大环境，来确保基层官员能够真正心无挂碍、施展拳脚。常识是，“制度比人靠谱”，治理洱海原本就不能指望官员尤其是一线官员会自觉自律，更为可靠的，显然是优化权责配置结构，以创新的执法体制设计，打破原有的利益泥潭。

（原标题为《三年数十名官员被问责，洱海的水到底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