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柳田国男的政治主张和经济理念

柳田国男（原名松冈国男，1875-1962）作为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而广为人知，然纵观其生平，从政亦占据了重要的比重。明治33年（1900年）至大正8年（1919年），柳田国男自农商务省农商务局农政科入仕，最终官至贵族院书记官长。作为官僚的柳田国男有着怎样的政治、经济主张？这些主张与他的民俗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柳田国男

诗人、官僚与学者：青年柳田的人生轨迹

柳田国男出生于兵库县神崎郡福崎町，其父松冈操（原名松冈贤次，1832-1896）是医生、儒者、国学家；其兄井上通泰（原名松冈泰藏，1867-1941）是歌人、国文学者；其弟松冈映丘（原名松冈辉夫，1881-1938）是画家；其弟松冈静雄（1878-1936）官至海军大佐、退伍后成为语言学者、民族学者。

经由井上通泰介绍，柳田国男在16岁时便结识了小说家森欧外（原名森林太郎，1862-1922）；次年，柳田考入寻常中学共立学校（开成中学前身），并结识了小说家田山花袋（原名田山录弥，1872-1930）；后就读于第一高等中学校（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千叶大学医学部前身），在此期间与小说家国木田独步（1871-1908）交游颇深。在家庭与友人的影响、熏陶下，柳田国男对文学（尤其是诗歌）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在《文学界》《国民之友》《帝国文学》等杂志发表了多篇诗歌。

明治30年（1897年），柳田国男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从而开始系统地学习政治学、经济学与法学课程；明治33年（1900年）卒业后，柳田进入农商务省农商务局农政科，从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从政生涯；明治35年（1902年）至大正8年（1919年），柳田历任法制局参事官、宫内书记官、贵族院书记官长。学者大藤时彦在《柳田国男入门》中写道：“早年的从政经历，让柳田在得以接触并把握到当时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脉动，了解到日本各地的风土民俗，并形成了实践主义（现地调查）的行为模式。”

与此同时，正如学者神岛二郎在《柳田国男研究》中指出：“作为官僚的20年，亦是青年柳田民俗学研究发轫、成长的时期。”明治41年（1908年），柳田成立了“乡土研究会”；明治42年（1909年），《后狩词记》出版，是为“柳田初期三部作”之首，而另外两部则是明治43年（1910年）出版的《远野物语》和《石神问答》；明治44年（1911年），柳田与博物学者、生物学者、民俗学者南方熊楠（1867-1941）开始了通信往来；大正2年（1913年），他正式创办并开始发行杂志《乡土研究》。

从诗人、官僚到学者，乃是柳田青年时代的人生轨迹。那么从政期间的柳田有着怎样的政治、经济主张呢？

柳田国男・松冈家纪念馆

农业、农民与地主：官僚柳田的农政主张

承上所述，1900年至1919年期间，柳田国男先后发表了《时代与农政》《农政学》《最新产业工会通解》等著作，系统论述了他的政治、经济主张。

众所周知，在这20年间，世界正迅速进入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围绕殖民地区与势力范围的争斗日趋白热化，如何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中谋求日本自身的独立与发展——这便是柳田政经主张的核心问题。柳田认为，“今之局势，一国之独立，必以其国民经济之独立为前提。”而围绕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当时的日本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首先是明治元勋伊藤博文（1841-1909）、农商务大臣金子坚太郎（1853-1942）、大藏省官员阪谷芳郎（1863-1941）和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教授金井延（1865-1933）等人所提出的“工商立国论”。他们认为，为了和欧美诸国相抗衡，必须优先发展工商业、加强贸易与工业品的出口，并积极扩大贸易顺差。这种理论是当时日本政府政治经济政策的基石。

与之相对的是由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横井时敬（1860-1927）、农商务省官员酒匂常明（1861-1909）等人提出的“农业国本论”。其基本主张是：农业是国家之根本，而自明治维新以来，农业发展遭受重创，农民大量破产，农村经济濒临解体，因此必须通过国家政策保护农业。

针对上述两种理论，柳田皆给予了批判：“所谓工商立国，盖以国际各国分工合作为前提，然各国内部亦有分工，若国内分工坍塌，则不国矣。”换言之，柳田并不反对工商立国论所提出的扩大出口与贸易顺差，但这必须以“农业亦可稳固发展”的“国内分工合理”为前提。与此同时，柳田进一步指出：“全体国民之辛勤劳作方为立国之本”，因此“单单保护农业”是没有道理的，农业的疲弱，乃是其自身内部结构出现了问题，因而必须改革现有农业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工农平衡的国民政治经济。

因此，柳田对地主制展开了批判，并强调了小农（自耕农）经济的重要性，他指出：“今日本农业，大半为租佃经营，佃户势弱，故耕作、收成颇不稳定。”针对这一问题，柳田提出了“现金纳租”、“制租佃法”、“降低租额”三项主张，即租佃租金全部现金化，从而提高农业市场率；制定合理的租佃法，保障小农的权益；降低租佃的租金，扩大农民的收益。他认为只有这样，方能“一改旧有之习惯”，提高农民的个体竞争力。

以健全农业制度为基础，柳田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工业与地方经济主张。

柳田国男馆（长野县饭田市）

工业、公会与地方：官僚柳田的工商主张

承上所述，柳田主张培育大量具备独立经营与储蓄能力的小农，从而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工业亦可反哺农业。他指出，“日本经济，以远距离区域间贸易为主要形式”，而工业的基础建设与商业的贸易功能便显得尤为重要。柳田还主张振兴地方工业、推动各区域内部的农工间贸易，从而激发区域内部的市场活力。因此，柳田格外看重产业公会的作用。

柳田认为，无论是工业制品还是农业产品，其顺利销售必要依赖区域内部的市场以及邻近区域的市场，故形成系统的产业公会乃是农民间“协同互助”、工人间“组织合作”的必要前提。他进一步指出：所谓公会，必是“兼备行业性与地域性的组织”，即公会一方面要为其所属行业服务，另一方面亦要立足于地方。这与当时日本政府的政治经济策略有很大不同。当时的大政方针，是外向型的，即建立大工业以参与国际竞争、扩大对外贸易并提高顺差、加强资本输出以攫取国外原料并扩宽海外市场。而柳田则从地方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反对甚至直接批评政府在朝、在华的财政投资举措。

柳田认为，“财政之要事，在于鼓励地方产业、振兴地方经济”，因为“欲参与国际竞争，必先使日本作为自立之国存在”，即以国内拥有市场型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工业为前提。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在《漂泊、定居与柳田国男的社会变动论》中指出：“青年柳田虽然身居要职，但他观察的日本的视角并不是自上而下的俯瞰，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立足底层的视野。”而学者千叶徳尔的著作《读柳田国男》亦认为，底层、地方与民众才是柳田学问展开的基础所在。

总而言之，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柳田提出了“反扩张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他强调要立足于日本国内，通过健全小农经济，推动各地区、各行业的均衡发展。也只有实现了国内各地方的稳固发展，日本才能形成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格局，从而在国际大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青年柳田重视地方、重视民众的思维模式，不仅左右了他的政治经济主张，亦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

氏神、信仰与国民：学者柳田的民俗学论

承上所述，明治41年（1908年） 8月22日夜，柳田乘坐上野到青森火车，并于次日抵达花卷站（位于今岩守县花卷市），开始了此次调查走访，直至同月31日。这次经历于后来促成了《远野物语》等论著的诞生。

远野市河童渊（《远野物语》其九十五-其九十九）

在《远野物语》中，柳田探讨了日本民俗学史上著名的“山人问题”，其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山里深处住着山人。和野有一位年逾七十的健壮老人，名曰佐佐木嘉兵卫，他年轻时入山打猎，见山岩上有漂亮女子在梳头，胆大的他开枪击中了女子。跑到近处后，他发现女子身材高大、发比身长，于是便割下了她的一段头发带回了家中。夜晚半梦半醒之时，他见到一个高大的男子走来，从他怀中掏走了那挽黑发。佐佐木认为他们应该就是山人。

柳田对这则故事的关注点在于——山人存在对一般人的信仰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他认为：所谓山人，很可能就是“远古的国津神”迁入山林的后代，他们构成了早期渔猎时代日本原住民对于山神的想象，并影响到了后来农耕时代日本村人的山神信仰。柳田在考证后指出，所谓山神便是村人与山中原住民分界线上的神，并在其进入山林时为他们提供庇护，于是便成为了守护神的一种。

关于守护神的讨论，是柳田在这一时期学术创作的重点。在大正6年（1917年）的《山人考》一文中，柳田明确指出：日本存在着一种“大神·蕃神并立”的现象，即全国知名的大神与各地方之间的蕃神在神系中并列存在。正如上文所述，柳田在看待日本政治经济问题时采用了一种“地方自立—日本自立”的思维模式，而其民俗研究亦是如此。柳田认为：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宗教，而日本亦具有独特的信仰，这种信仰源于“各村落的祭祀仪式”——即各地方对于“产土神”/“氏神”（即出生地的守护神）的信仰。柳田还认为：各地方（尤其是各村落）祭祀自己当地的氏神，这是日本古往今来、广泛流传的存在，是“日本人民国精神之体现”，而欲实现“全国的团结与国家的自立”，便必须重视这种“国土和国民的连带关系”，要从乡土的角度去塑造日本。

这一民族意识形成问题，与上文提及的柳田的小农与工业主张有着密切关系。柳田指出：“世代于此，耕种劳作，则家庭亦必然会作为当地氏神的祭祀者而安居”，但是在租佃经营、农业人口向非农行业转移等大背景下，这种“国民自觉性”会变得淡薄，因而必须重新强化日本人对于氏神的信仰与祭祀。

大正8年（1919年），柳田辞去了贵族院书记官长职务，并在国际联盟事务次长新渡户稻造（1862-1933）的举荐下赴日内瓦就职。在欧期间，柳田接触到了欧洲民族学与人类学的诸多理论，这对其之后的民俗学研究与政治经济主张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