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知事：万国权自小崇拜民族英雄，父亲系张学良左膀右臂

23日中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原常务副主席万国权去世，享年99岁。

万国权曾先后担任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等职务。1994年2月，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万国权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领导人。他连任两届政协副主席，直到2003年卸任。

万国权的父亲万福麟，是东北军名将、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张学良的左膀右臂。万福麟近40岁才有了排行第二的万国权，但儿子却未因此受到父母的娇惯。万国权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从小就没有穿过买来的衣服和鞋子，而是年迈的奶奶戴着老花眼镜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

万国权从小就崇拜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后随父移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与两位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温家宝是校友。在南开就读时，他与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同窗并同住一室。

抗战爆发后，万福麟率军在前线杀敌，万国权和家人留在沦陷的天津，随时有生命危险。他遂化妆改名，带着家人逃出天津，先坐船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进。万国权找来一辆独轮车，让母亲、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坐在车上，他双手握把、嘎吱嘎吱地推着车，一路跋山涉水、顶着日军的轰炸，终于来到大后方重庆。

大学毕业后，万国权先后在成都、沈阳的税务局工作，充分见识到了当时国民党官场的勾心斗角，以及人民对官僚的厌恶。有几次他到商店买东西，店员噤若寒蝉，竟然不敢收他的钱。他感到十分难堪，干脆辞去职务，回到天津，担任利中酸厂的经理，主业为生产硫酸，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可是酸厂的经营状况一直不好，股东们没分过一分钱。回想起这段经历，万国权感慨地说:“民族工商业如果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就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船， 随时都有遇到风浪翻船的可能。”

1949年，中国的历史迎来转折点。当时许多人劝万国权去台湾，可是他经过认真思索，决定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不仅如此，他还决定去北平劝说父亲也留下来，可惜因交通受阻，电话也不通，他和父亲最终失去了联系。直到新中国后，他才知道父亲去了台湾，从此天人永隔。万福麟决定去台，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知张学良已经被押送到台湾，他要陪伴在故主身边，以便随时有个照应。

1950年，万国权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1954年，他率先将利中酸厂进行了公私合营，这几乎是当时国内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行为，成为私营企业转变为国营企业的典范。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劝说其他工商业者加入公私合营，发挥了“骨头、带头、桥梁”的作用，成为全国知名的“红色资本家”。

从 1988 年起,，万国权就参与了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为此曾多次到澳门听取当地人的意见, 耐心地向澳门人士解答疑问, 广交朋友。此外，作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他也做了大量对台工作，凝聚台湾同胞之心。

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万国权十分关心。有一次，他正在餐厅吃饭，忽然发现一位女服务员悄悄地在擦眼泪，便关心地问她为什么哭，那女孩说今天是她的生日，因为远离家乡，感到十分孤独，因此而伤心。万国权回到办公室立刻叫工作人员去买一个生日蛋糕给那位服务员送去。每逢节日，他都要分别给身边服务人员和站岗的战士们送去水果和糕点，自己的警卫司机因工作误了用餐，他会自己花钱请他们在外面饭馆吃饭。

到了周日，万国权最大的乐趣莫过于率领家中的“小将们”上街买菜，有时还要乘上一段公共汽车，听听老百姓关心的事情。在他看来，乘公交也好，买菜也好，这其中获得的东西，是工作调研听不到的。

万国权是著名的京剧票友，他曾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合作过一段《霸王别姬》，梅先生听了他的项羽唱段，带头为他鼓掌。要不是因为工作需要，说不定京剧这个行当里就会出现万国权这位名角。中国少了一个京剧艺术家，却多了一位为祖国工商业和统一战线做工作的高级领导人。

（原题为《两届副国级领导人离世，父亲为张学良身边的陆军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