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克斯谈社会转型与大众媒体

近半个世纪来，“变革”成为全球性的关键词。由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的极速变革所衍生的海量信息，借助大众传媒，深刻介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曾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执教近四十年、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心主任的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教授长期致力于批判立场的媒介研究，特别关注社会变迁中的媒介角色，近年来更将中国纳入其比较研究的视域。在这篇访谈中，他讨论了转型时代的中国媒体，以及中国媒体的转型。

社会转型、精英延续和中国特色的媒体

英国学界习惯将“传播学”叫做“媒体与文化研究”，这包含了英国媒体研究倚重文化分析的态度。您曾师从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但后来以政治经济学另辟蹊径，对霍尔忽视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提出了批评。在您的推动下，威斯敏斯特大学成立了“中国媒介中心”（China Media Centre）,这是西方社会中第一个专门以中国媒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您对中国的媒体实践的兴趣，是否体现了您对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关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伴随着欧美金融风暴的发生，传统媒体也经历了全球性的报业危机。在您看来，中国特殊的媒体机制会不会使其免于危机，从而使得中国成为媒体转型的一个例外呢？

斯巴克斯：我们需要注意那些决定性因素。很显然，中国的媒体比日本、美国和印度等地的媒体都要政治化，特别是它的体制。中国有中央级的报纸，各地还有隶属各地党委的报纸。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全世界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很少见，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

当我们谈论中国时，我们需要记住中国的社会资源不同，但不宜认为是绝无仅有的。媒体大都具有类似的组织形式、写作方式和运营流通的系统。

中国的传媒和发达国家相比确实有很多不同。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的报纸增速很快，经济上非常成功，报纸、电视受众快速增长，引人注目，这当然有中国特色。比如你在上海，那些年你在市中心到处可以看到各大报纸刊行的小报，因为报社有钱。但是美国就很不同，1980年代末期开始，报纸的读者持续下滑，到2003年报纸的广告收入崩溃，转向了互联网——准确地说是谷歌。美国的报纸萎缩了，关门了，百分之三十的记者失业了。

但是你看现在，近似的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了，甚至发生得比美国还要快，而且不是从报纸到手提电脑，而是转到手机应用软件，即从报纸到百度和阿里巴巴。所以，尽管中国的变化发生得晚，有差异，但和在美国报业发生的衰败过程很相似，特别是有些反应是一致的。

有些确实有中国特色。比如，在美国，政府在报业变化中是不扮演角色的。报纸得自己抵抗——裁员、减岗、提效，办公室从市中心搬到乡下，以应对残酷的财政变化。在中国，有些情况是相似的，报纸从高档区域搬到了便宜的地方，很多也合并了。但是中国有很多党报不会合并。另一个不同是，中国政府极力鼓励报纸电子化。

在中国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显著的应对方式：一是报纸越来越变成类似电子商务的组织，做网站、卖东西，充分利用自身的物流系统。这也不是什么全新的现象，和别的国家一样，报纸都一并做着很多平行的生意。只不过以前做超市、房地产，现在改作电子商务罢了。另一种变化发生在党报，特别是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它们利用这个机会在网上寻找新的读者。据说，在《人民日报》的网页上有一千七百万常用客户，同时《人民日报》的微信微博读者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四十岁以下，受教育程度也高。所以，他们创造了网上的全新读者。商业模式是赚钱，党媒模式则是赢得读者，就此而论，《人民日报》的案例是成功的。我们有一个研究发现，党媒过去以老一代记者为主，但《人民日报》现在有很多三十到五十岁的年轻记者，后者理解读者的立场，会找到新的新闻素材，有利于网络传播，更吸引年轻的、受过教育的读者。这些转变在中国都是非常特别的。

可见，在网联网经济年代，经济的危机、困难和相应的应对手段都是常见的，世界各国大同小异，但有些手段是在中国才会有的。

中国的这种“同中有异”已经对您的学说提出了挑战。作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一直都抱有浓厚的兴趣。1998年，在前苏联阵营解体后，您出版了代表作《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大众媒介》，详述了东欧剧变中媒介体系的影响。当时您对共产党主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能力表示怀疑，甚至认为完成这一转变的唯一途径是政治革命。显然，中国的案例反驳了您的观点。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但经济却较为顺利地市场化了。

斯巴克斯：我需要稍微修正下，中国现在的经济的确比上世纪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年代更为市场化，但这只是“市场主导”的经济，和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有区别的，和东欧的转变很不一样。在俄罗斯，俄共与苏共事实上已经被同时取缔了；在其他原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转型为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权力被摧毁了。所以，媒体一下子和政治分开了，导向了市场；从苏维埃模式转变成现在这种无法明确命名的模式了。但是，中国没有发生这样的断裂。

是否可以认为，您为您的“精英延续论（elite continuity）”假说找到了另一种类型的例证？东欧剧变后，您系统调查了罗马尼亚、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的媒体。就这些国家，您指出：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昔日的社会、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旧系统和新系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延续性。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俄国“从Provda（《真理报》）变成了Prada（普拉达）”。

斯巴克斯：根据某种观点，精英的延续是与民主发展的终极理论相对立的。从二十年前到现在，不少人都认为所有情况都会变成美国式的。但你看泰国，从军队统治到所谓民主制，反过来再反过去。我没有看见过终极的民主。那么社会变革有什么意义呢？有些独裁政权并没有被民主政权取代，只是少了一点独裁而已。我们来看所有这些案例，发现了什么？虽然政治结构看似改变了，但是社会的威权阶层并没有改变。

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共产党自觉地尝试和新的领导力合作，八千多万党员，很多是年轻人，而欧洲的共产党员都是垂垂老者。中国共产党做了欧洲共产党不能做的事情，他们结合了新层次的成员，招募了大量青年才俊。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改善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受到鼓励，这使共产党在中国仍然具有号召力。中国是“精英延续论”的一个好例证。

您的理论假说修正了当下社会变迁领域的两种主导观点。一种认为，人们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彻底改变了；另一种则认为，“剧变”之后，社会毫无变化，仍旧被精英掌控。

您的“精英延续论”解释了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政治权力没有被削弱的原因，以及其制定的媒体管理体制所建构的理论逻辑。

全球化与中国的新媒体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到2015年底，中国的网民已达六亿八千八百万。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以及由互联网衍生的新媒体，特别是微博和微信，正快速改变着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尽管当前，微博在中国已不再流行，但是在媒体研究领域，微博研究仍然是主流。很多文章认为，微博能够帮助中国形成类似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斯巴克斯：首先，接近七亿的网民，这真是个大数字。但这并不是指工人和农民，它更多是属于城市的、东部的、知识分子的，受过教育的人们的。网上说的和报纸上说的不会一样，所以网络的确给了民众一些机会，但内容大部分是私人的。不过，我不同意“微博是中国的公共领域”的说法。在微博上，关乎公共议题的内容并不多，还有很多政治笑话，内容本质上是讽刺的、严肃的，但很少有理性辨析，人们是非常情绪化的。激情、仇恨、愤怒：这些都不是公共领域的组成要素，至少在哈贝马斯的传统定义中不是。中国学界存在着一种对公共领域学说不假思索的套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探讨的是欧洲市民社会，他以十八世纪的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为背景，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认为这是公众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但是中国的新媒体平台，有诸多不同的社会特征，不宜照搬这一概念。

的确，我在观察网络话语的过程中也发现，2007到2013年是中国微博的兴盛期，也是民意的网络表达期，但民众多是以变异了的网络流行语这类“隐蔽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来抒情达意的。您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媒介权力和更普遍的社会权力之间的深层博弈。您在2000年出版了《报业传说：媒体注视下的全球化争论》，可以看作是这种研究旨趣的又一代表。您认为，出于收视率和取悦市民观众的需求，英美的媒体都出现了“小报化”的倾向，从话题、内容到品位都越来越娱乐化了。这一倾向在中国也越来越明显。您认为在市民社会，“小报”（tabloid）趣味的流行是大众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吗？

斯巴克斯：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小报的生存，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环境。英国是个典型的例子，报纸是高度分层的。《泰晤士报》《卫报》《每日邮报》《独立报》有一批精英读者，关心政治和经济；但至少有十家小报在竞争大约两千万读者。小报也谈所谓政治，但多是足球、电视、性、博彩和赛马。小报的主要功能是供多数人消遣用的。因为在西方社会，政治不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欧洲和美国，四五年才选举一次，大多数时候，日子是日常的而不是政治的。但是中国不同，中国人的生活比西方更政治化，它是社会主义的，而且变化太快，这就意味着生活中有诸多不确定性，所以公共政策对个人而言就变得十分重要。

您曾经不无担忧地评论过小报的局限：“严肃新闻与小报新闻不仅仅是在提供不同的知识和理解：它们也对不同的社会行为产生协力。严肃新闻有助于人们参与政治和民主生活；小报新闻则有助于个人的享乐。”您不确定中国是不是会有真正的小报，不过我们确实已经看到的是，与政治无关的新媒体看似已经遍地开花了，美食、美容、时装、旅游、艺术类的网站、网店和公众号应运而生。这些对社会转型难道没有促进作用吗？

斯巴克斯：大众传媒加速了社会转型，但是它们不是动因，而是社会转型在前，经济发展在前。中国的确有很多媒体和网站完全和政治无关。比如专门讲婚纱的：中国人结婚，早上穿婚纱，下午着中装。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尚未定型的，混杂的。不仅是意识形态的，也是生活方式的。日本的、美国的时尚杂志都在中国流行。这些媒体与其说在提供消遣，不如说其中隐含着人们文化认同的危机。有些人想回归中国传统，有些人想学习外国。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很多人感受到的其实不是平衡，而是张力。新一代的自我认同，同父辈不同，与父辈也有代沟，因为当他们出生的时候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当社会富裕以后，人们的愿望会多元化，会从自然需求增长到更高层次的需求。当社会变化特别快的时候，人们必须适应它，用自我教育来与世界博弈。中国已经大为不同了，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一个政治性的地方，这是我们要时刻留意的。

这些也可以看作是全球化给中国的大众媒体造成的影响。对当下习以为常的主流全球化话语或范式，您在《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中是持批评态度的。

斯巴克斯：的确是这样。这本书的出版虽然过去九年了，但其中大部分的观点越来越被证明是正确的。全球化比二十年前要困难得多。你看看中国，就知道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所谓全球化是不可能的，这关涉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你坐飞机去伦敦、北京和东京，可能用的车和酒店都是一样的，物质环境完全相同，但你打开电视，你在美国看“超级碗”美式足球赛，在中国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我们当然可以分享一些东西，但是很多东西还是非常个性化的，文化差异是不会消失的，有关全球化的想法、经验和方案并不能在不同文化间自由平等地交换；全球化最大的问题是，它忽视了全球化时代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民众参与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本访谈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12&ZD012）支持。复旦大学崔璨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