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回顾与前瞻：学术史研究应该如何深化？

2022年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术史研究群在中国历史研究院梨洲厅举办迎春座谈会，主题为“学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本次座谈会由近代史所罗检秋研究员主持，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近代史所各研究室的20余位学者与会。

会议现场

座谈会由主持人罗检秋研究员作引言致辞，他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学术史研究群的成立缘起与背景。罗检秋指出，学术史是历史学领域中的一个传统研究分支，并与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研究紧密相关。当今学界有关学术史的研究资料愈加宏富，研究手段推陈出新，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成果日益受到重视。在这一背景之下，近代史研究所将借助学术史研究群的建立，进一步凝聚学术力量，加强学术交流，增进同仁友谊。

本次迎春座谈会即为学术史研究群组织的首次活动，分别邀请到近代史所马勇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戚学民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昭军教授作主旨报告，近代史所各研究室学者代表作交流发言。罗检秋希望各位学者能立足不同的关注视角与研究专长，对学术史研究的既有成绩与未来方向进行多层面、全方位的回顾与前瞻，从而拓展研究视野与思路，探索学术方法与治学门径，共同推动学术史研究的外延与深化。

罗检秋研究员

随后，本次座谈会进入主旨报告环节。第一位发言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勇研究员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介绍了中国学术史领域中章太炎研究专题的情况。马勇从1980年代初期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开始，就已经关注到章太炎其人。1998年后，他又以近代史所所藏史料为中心，重新开始系统阅读章氏的著述文章，后陆续整理出版了《章太炎书信集》《章太炎讲演集》等书目。马勇认为，章太炎是研究中国学术史的一位关键人物，他既是对中国古典学术进行全盘清理和批判的最后一人，同时又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之路，培养出及门弟子黄侃、钱玄同、朱希祖等著名学者，因此，章太炎可谓是中国学术史上不可能再出现的人物，他的思想几乎涉及到中国学术的全部内容。然而，对于当今研究者而言，要理解和进入章太炎的思想世界和学术世界，还需要自身较为充实完备的知识储备量，这就对研究者的学术训练提出了很大要求。

针对这种状况，马勇分享了个人研究章太炎的一些思路设想，他指出，章太炎引进介绍了许多近代西方和日本的西学资源，尤其是牵涉到有关西方古典哲学思想的内容，因此未来学术界应当重视对于章太炎与外来学术思想勾连部分的梳理阐发。此外，章太炎学术思想研究中还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开掘深入的专题，如章氏对满洲建国史的研究、章氏对晚清出土的曹魏三体石经的考释问题、章氏的政治思想研究等，这些话题对理解章太炎的学术形象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新一代研究者继续深耕细作，贡献出更为精彩的学术成果。

马勇研究员

第二位发言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戚学民教授从个人长期研究严复专题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对于中国学术现代性起源这一时代命题的重视。戚学民认为，近百年前的中国学术界从儒学研究开始起步，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革命”，如严复这样的近代中国学术史开山人物，大多受到了以19世纪末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想氛围的熏习，他们在一个变局时代的前夜，希望借助学术之道来把握世界和时代的潮流大势，并颠覆清代以前传统中国学术的正统地位。因此一位学术先行者因变局时代脱颖而出，并反之造就和推动了自己所身处的这一时代，正所谓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两者互为影响，彼此增益。

基于对这一背景的整体性把握，戚学民介绍了自己近10年来针对清史《文苑传》《儒林传》的研究情况。这批文本的形成牵涉到清代以来许多复杂的政治、地缘与文化上的制衡与博弈因素，并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与社会史紧密关联的现实话题，这启发当今研究者要对中国学术史的形成过程和整体脉络加以重新考察和反思。与此同时，戚学民还指出，我们不应当低估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全球化现象的程度，当时东西方的学术交流实际上是非常频密的，如严复等人对于西方学术的研习和译介活动，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整理，我们应当立足更为宏阔的视角来考察和审视全球学术交流，进而以新颖观点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

戚学民教授

第三位发言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昭军教授集中总结了中国学术自身的传承性与独特性。他认为中华文化史的核心之一是学术史，不谈学术史就难以说清中华文化的特征特色。然而，东西方文化中所生发出的“学术”传统不同，每个研究者自身对于“学术史”的概念理解也不尽一致。在张昭军看来，中国学术的独特性可以概括为人生主义，重视实用，其核心是关注人伦日常，强调知行合一，这与西方科学的客观抽象思维形成了差异。同时，中国学术还是一门极为强调文史哲综合性的学问，往往落实在具体的人事关系之上，讲求代代相传、承继阐释的治学传统，并不适合用后入之见的现代分科学术体制加以细分研究。

自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代代开风气之先的前辈学人，张昭军将其中的代表人物划分为四个代际，第一代是清末民初之际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他们的治学长处集中在小学和诸子学领域，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第二代是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他们深刻影响了今人所理解的“国学”概念，其奠基作用不可忽视。第三代是钱穆，他以史学立场研究经学，从大历史眼光发现了许多前代学者没有看到的学术问题。第四代是侯外庐，他对史料的掌握能力极强，又有着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根底，学科视野开阔，从唯物史观、社会经济等视角重新解读了中国学术史，值得今人重视其学术贡献。总的来看，每一个代际的学者在治学上各有所长，层层深入，当今研究者对于前辈学人的评价也应当客观平实，持之公允。张昭军认为，未来我们可以从目录学、校雠学等中国传统学术的脉络与方法入手，提炼其中有益的精华部分，这对当代中国学术的三大话语体系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张昭军教授

在主旨报告环节之后，来自近代史所各研究室的学者代表也作了交流发言。

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邹小站研究员围绕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关系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观察到中国近代许多政治人物的理论主张是从其个人学术思想的源流脉络中产生出来的，需要研究者同时对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和西学知识都有着相当积累和清晰把握，两者不可偏废，并注意处理好思想话语转型与学术话语转型之间的关系，这就对研究者自身学术储备要求很高。同时，邹小站认为晚清学人在推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是如果细致来看，他们究竟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西学的影响，是一种系统性的引进，亦或是一种片段式的接受，这还需要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深审细察。

邹小站研究员

政治史研究室马平安研究员概括了中国学术史“通、杂、专”的三大特点。他认为，中国学术史首先是一门无所不包、无所不通的综合性学问，研究者要具备通贯长程的眼光视野，努力打通各研究分支之间的界限禁锢，做到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贯通。同时，学术史研究内容的驳杂多样，需要研究者建立一种共通相联的考察视角，避免出现各说各话的碎片化研究。马平安希望当今学界的学术史研究名家、专家能够发挥领军带头作用，带领年轻人一道，共同推动学术史研究事业的深入开展。

马平安研究员

社会史研究室主任唐仕春研究员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来华苏联法学专家，在中国参与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的个案研究为例，强调了采用学术社会史视角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性。他认为，苏联法学专家通过在华亲身工作经历，提升了对于中国法制的认知水平，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中国法学研究成果，体现了苏联法学专家在苏联经验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上所作出的努力与成效，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法学的研究。总的来看，这种研究转向在其他教育和经济等领域都有所出现，使得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开始成为俄罗斯汉学的重点研究领域，改变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方向，证明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关联十分密切，可见学术社会史研究领域仍是一个有待深耕、大有可为的学术园地。

唐仕春研究员

社会史研究室吕文浩副研究员从中国现代社会学史研究角度，讨论了中国固有社会结构与文化积淀对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制约与影响。他认为，五四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强调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其言论更多表现在专业领域，或是从专业圈内逐渐向外扩展，在讨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时都注重专业知识上的依据。但是也要看到，这批现代学人的思想境界、情感世界与为人处世风格仍然是中国式的，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强烈的时代关怀与现实指向。吕文浩强调，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应当注重从社会文化视角梳理社会学传入中国的路径，以历史语境的眼光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在何种氛围之下，选择了投身社会学研究之中，他们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吸纳了哪些学派或学说，表现出了哪些特征，又是如何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参与到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改造事业之中，从而揭示中国社会学史的文化内涵。

吕文浩副研究员

近代史所周祖文副研究员围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展开讨论，他通过分析中外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经济GDP总量变化的研究成果，发现传统中国经济的衡量标准实际上难以应用西方经济学的术语概念加以生硬概括，这启发研究者要积极思考中西经济学思想概念应当如何作相互化约和对应描述，注意回顾总结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热点话题，但同时又能超越学术综述层面，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学术史研究路径，值得加以重视和探索。

周祖文副研究员

历史理论所通史研究室主任赵庆云研究员长期关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研究专题。他认为学术史研究不应当止步于“就学论学”，而要注重对“外史”部分的考察。他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为例，强调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要落实在具体的人与事之上，呈现有“历史感”的研究。同时，研究者要注意回到历史语境之中，结合中国现代政治与社会现实因素，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键学术概念加以具体辨析，展现不同学者之间的学术交锋与分歧，梳理史家是如何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理解、接受和运用理论概念。相信通过这样富有历史细节的深入研究，将会得出耳目一新、鲜活丰满的新颖结论。

赵庆云研究员

史料学研究室张淑贤助理研究员以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江南望族潘氏与苏州社会治理研究”为题，汇报了课题进展情况。她介绍了有关苏州潘氏家族的研究现状与既存史料，考察了潘氏的新旧教育转换对其家族发展的影响，以及以潘曾沂为原型的《潘公宝卷》的创造、传播与社会影响。张淑贤表示，接下来她将重点考察苏州潘氏是如何以血缘为基础，以学缘、地缘、姻亲等社会关系为网络，创立、维系和发展了一个以生活和学术为中心的文化共同体，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学术家族在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张淑贤助理研究员

社会史研究室韦昊昱博士希望从中国近现代艺术社会史研究角度，为历史学界考察中国学术史发展的学科面貌与整体图景，提供来自艺术史领域的鲜活材料与崭新视角。他认为，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具有西学背景和“新史学”眼光的艺术史奠基学者，他们开始寻求用新问题、新方法与新材料，重新整理和解读中国古代悠久博大的艺术遗产和旧有传统，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书写构建出了一套全新的时空框架与表达维度，其研究关怀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概念建构、国民文化身份的认同理想紧密合拍。在这种学术转型背景的推动下，新派艺术学者开始在一个由新式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学术社团、博物馆、美术馆、政府文化部门与考古文博组织等现代学术机构共同组成的“学术社会”中生活，这极大地形塑了中国现代艺术史学的学术观念、学科建制、学术制度与学科面貌，使得新艺术史学研究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运动、文化思潮、精英思想、民众生活等方面密切勾连。

韦昊昱博士

在交流发言结束后，罗检秋研究员对本次座谈会作了最终总结。他强调中国学术史研究不应仅仅孤立关注象牙塔内的学术生产，有关精英思想与学术观念形成、传播、流布与影响的过程，及其与社会文化、大众风习观念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这一角度来看，加强对学术社会史的探索，或可成为一条超越畛域、另辟蹊径的全新路径，具体可从学术家族群体与学者成长背景研究、学者学术交游与社会网络研究、学者情感心态与亲情关系研究等面相展开思考和尝试，从而揭示精英群体的生活空间、思想理念与精神世界，呈现出一种鲜活丰富、生动多样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