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民主化与国际和平之间的……悖论

杰克·斯奈德的《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吴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1月）的核心问题是讨论“为什么民主化常常会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以及为什么冲突有时候并没有发生”（第6页）。作者很快接着说，该书的主旨构成一个悖论：成功的自由民主革命会夯实和平时代的全球政治基础，但民主政治的转型同时也是培育民族和族群冲突的土壤，不仅可能增大转型成本，而且导引人民走向反民主的曲折道路。他以拿破仑法国、威廉皇帝德国和希特勒德国为例，说明战争暴力“都是在民主努力失败之后接踵而至。民粹的民族主义能量，通过民主改革的流产而释放、倒错，创造出牌条件，图谋全球霸权”（10-11页）。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他强调的这个“悖论”是指由于民主努力的失败、民主改革的流产而使民粹的民族主义谋求霸权，这与某种总是把流血冲突简单地归因于民主化、进而拒斥民主化的观点绝不相同。其实，该书最重要的观点是指出民主转型不充分是导致民族主义冲突的基本原因，并对这些原因作出深入的分析。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民主化浪潮几乎都伴随有民族主义思潮、民族国家独立等诉求，只有厘清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揭示走向冲突的真实原因，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以走出冲突困境。本来，如果民族主义的诉求是指维护国家独立和保护民族文化的话，并非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

事实上，根据小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中的统计，今天的绝大多数战争属于内战或者族群战争；从1989年冷战结束到二十一世纪初，世界上有七十八个地方发生了一百十六次武装冲突，其中只有七次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和二十次有外国干涉的内战（第3页）。这说明在民主化、民族主义思潮与战争暴力之间的关系绝非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斯奈德对民主转型不充分会如何导致精英阶层煽动民族主义、为维护统治秩序而做出冒险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更促使人们思考应如何避免陷入民主化不彻底的陷阱，思考实现成功转型的重要性和有效途径。

那么，“部分民主化”或者说民主转型不充分究竟为什么会催生民族主义？斯奈德认为：“在部分民主化的条件下，精英经常能够通过他们对政府、经济和大众媒体等层面的控制来推广民族主义观念，从而设置争论的议程。精英努力说服人民接受其分裂的民族主义观念，民族主义冲突正是以这种副产品形式出现的。”（22-23页）斯奈德说：“民主化催生民族主义，因为它服务于一个民族内部权势集团的利益，后者寻求利用人民的热情进行战争和经济发展而无需让政治当局向普通选民低头。……民族主义，以人民名义进行统治但并非必然民治的原则，为精英们提供了一条受欢迎的且无需彻底民主的道路。”（27页）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正是因为民主转型的失败或不充分使民族内部权势利益集团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发动对外战争，只有通过完善的宪政制度和受到保障的民主自由权利才能遏止这种发展趋势。

在第三章“民主化如何点燃现代德国民族主义”中，斯奈德回答了“投票”是如何走上“暴力”的问题。魏玛共和时期的德国有宪法保障的自由的选举体制、相互竞争的自由媒体和开放性的政治社团，但在1933年仍有三分之一的选票投给了纳粹党。“这些选民被骗了吗？如果被骗，那又是如何被骗呢？”（112页）

斯奈德

他指出，除了围绕着一战中的德国所制造的民族主义迷思遗产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塑造美化战争的历史记忆。通过建立庞大的史学官僚机构，在“爱国主义”旗号下系统性地选择、编辑，并公然伪造文件为威廉二世洗白，而原来由卡尔·考茨基负责的揭露德国官僚的发动侵略战争罪责的德国外交文档出版工作却被中断。德国年轻人正是在经过这种历史“洗脑”后蜂拥加入纳粹冲锋队；二是由于媒体市场的分隔化导致无法形成有效的公共政治观念市场，而纳粹的宣传却通过传单、演说等形式取得实效（114-122页）。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小约瑟夫·奈在他的书中提到的英国青年，1933年在牛津大学的一场学生辩论中，鉴于两千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事实，绝大多数的学生投票支持一项动议，宣布他们绝不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希特勒关注着这场辩论，他从中得出结论：民主国家很软弱，他可以向民主国家随意施加压力，因为这些国家不会反抗（29页）。

很显然，不能简单地把民主化看作是走向极端民族主义道路的原因，从“投票”到“暴力”之间还存在各种复杂的，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简言之，民族并非简单地被民主化所释放或唤醒，它们是民主化过程中被其亲身经验所塑造的。民主化最初阶段占优势的政治经验类型、制度和领导人才是民族认同的关键。人民怎样被吸收到他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决定了他们将生发出何种民族意识，以及民主化带来何种程度的民族冲突。这一点具有巨大的实际重要性和学术价值，可探究究竟是何种力量塑造了从民主化坩埚里产生的民族主义。”（斯奈德，27页）其中，“人民是如何被吸收到他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是研究任何政权转移、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所不可缺少的政治议题，也是研究民主转型国家如何从投票走向暴力的关键议题。

虽然斯奈德在谈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自决问题时提到威尔逊主义的不切实际，但当他说民主转型成功的国家可以避免战争、成熟的自由民主政权不会相互开战、成功的自由民主革命会夯实和平时代的全球政治基础的时候，还是会让人想起威尔逊主义：在实现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中，由于选举权的普及与舆论自由，好战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很难成为主宰国家外交政策的国家领导人；同时由于权力制衡的机制，穷兵黩武的战争扩展政策很难得到通过和成为现实，任何试图以国际矛盾转移国内政治问题的关注视线的想法和行为都将被自由的舆论所揭穿。

在本书中斯奈德也提出，成熟的民主国家间倾向于避免动武，这也是为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所证实的。其实不仅仅是威尔逊主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证实，小约瑟夫·奈认为：“过去被视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思想的自由主义观点，比如伊曼努尔·康德关于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的主张，现在看来并非那么牵强附会，因为政治学家们指出，我们实际上找不出自由民主国家相互交战的例子。”他同时也提到了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杰克·斯奈德关于年轻的民主国家会更倾向于介入战争的观念：动荡地区（比如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不一定很快带来安全红利（343页）。

小约瑟夫·奈

他指出冷战后处于战乱中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政府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民主不仅仅是“电子选票”，还必须要有正常的选举制度等自由民主程序、新闻自由、对行政机关的制衡机制等（63页）。从小约瑟夫·奈的国际冲突理论到斯奈德的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关系论述，都可以从反面来思考：民主化转型失败或不充分的国家实际上并不具备以民族国家的人民主权代表的身份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的合法性，别的国家也无法相信一个这样的国家能够遵守国际法和维护公正、独立、自由的价值观。

因此，斯奈德面对“民主化时代如何避免民族冲突”的难题而提出的对策是一方面要建设支撑民主过程的深厚的制度纽带，与所有国家共享公民认同和公民民主；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忽视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化环境，不应盲目拷贝自由放任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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