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电影仅从外界所能理解的角度去表现毛利人的精神层面”

人口不到470万的新西兰如今已是好莱坞重要的导演输出地，一手打造了奇幻系列巨作《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的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正在拍摄《雷神3：诸神的黄昏》的塔伊加·维迪提（Taika Waititi）、将要执导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的妮琪·卡罗（Niki Caro）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回溯过往，好莱坞对于杰夫·墨菲（Geoff Murphy）、简·坎皮恩（Jane Campion）等新西兰电影人的垂青始于上世纪90年代，曾执导《007择日而亡》（Die Another Day）、《预见未来》（Next）等影片的李·塔玛霍瑞（Lee Tamahori）也是其中之一。

李·塔玛霍瑞的父亲是毛利人，母亲是英国人。他从未受过专门的电影方面的教育，最初的工作是拍摄商业广告的摄影师，而他第一份与电影沾边的工作是在电视台担任手举麦克风杆的收音人员，后来通过担任杰夫·墨菲、大岛渚等人的副导演，才自学了导演之道。

1994年，44岁的塔玛霍瑞凭借首部剧情长片《夕阳武士》（Once Were Warriors）一鸣惊人，影片改编自艾伦·达夫（Alan Duff）的同名小说，聚焦了一个被暴力摧毁的当代毛利族家庭。

《夕阳武士》的情节紧凑，镜头切换流畅，角色性格饱满，从各方面看完全不像是一部处女作。最为值得称道的是，虽然全片的气氛非常压抑，但穿插其中的毛利战舞、最后的葬礼仪式以及女主角以毛利战士的精神唤起反抗的勇气，都给人以改变的希望，大大缓解了影片的苦涩感。

在接连拿下德班电影节和蒙特利尔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后，《夕阳武士》又超越简·坎皮恩的《钢琴课》，成为当时新西兰的票房冠军。2014年，在新西兰国内举行的投票中，该片当选新西兰影史最佳影片。

在《夕阳武士》热映之后，好莱坞很快就向塔玛霍瑞抛来了绣球，他随即在美国开始了新的征程。在犯罪题材的《穆赫兰跳》（Mulholland Falls）、丛林历险片《势不两立》（The Edge）以及警匪片《全面追缉令》（Along Came a Spider）后，塔玛霍瑞被选中担任皮尔斯·布鲁斯南最后一次出演007的电影《择日而亡》的导演。

在此之后，塔玛霍瑞又拍摄了《极限特工2》（xXx: State of the Union）和《预见未来》。然而，他在好莱坞拍摄的电影中，除了关于野外生存的《势不两立》之外，其他所获的评价始终不尽如人意，感觉像是囿于动作类型片之中，昔日擅长的角色塑造及人性的深度刻画都无法尽情施展。

近年，塔玛霍瑞从好莱坞转向欧洲独立制作。去年，在距离《夕阳武士》的拍摄时隔20多年后，他再度回到故乡拍摄了最新作品《族长》（Mahana）。影片改编自凭借《鲸骑士》（The Whale Rider）而闻名于世的新西兰作家威提·依希马埃拉（Witi Ihimaera）的小说《布利巴夏》（Bulibasha），主要讲述二战之后的一个毛利家族中，总是以权威自居的爷爷与向往新知的孙子之间的冲突。

日前，李·塔玛霍瑞和威提·依希马埃拉应新西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和上海国际文学节的主办方米氏西餐厅之邀，来沪出席交流活动，澎湃新闻记者借此机会对塔玛霍瑞进行了专访。

《夕阳武士》之后曾想拍《鲸骑士》

澎湃新闻：在《夕阳武士》引起轰动后，你前往好莱坞拍片，为何这次会选择重回新西兰拍摄《族长》？

塔玛霍瑞：实际上我回到新西兰已经有许多年了，只不过没在那里拍电影，所以人们误以为我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在2002年拍完《择日而亡》后，我就一直住在北岛的东海岸，那里正是《族长》里故事的发生地。没多久我又返回美国去拍摄《极限特工2》，一直是新西兰和美国两头跑。

之所以没拍新西兰电影，是因为当你有机会能执导国际制作的时候，最好还是把这个势头延续下去（笑）。但是我心里总是想着总是要回去的，只不过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很迫切，还是希望顺其自然，没想到20年就倏忽过去了。

其实，我在拍完《夕阳武士》后，原本就想继续拍摄毛利人题材的电影，因为我的母亲是欧洲人，而我的父亲是毛利人。当我读到威提的小说《布利巴夏》的时候，感觉就像回看自己的童年，同样需要面对两种文明的冲突。于是，我马上就想到这是改编电影的绝佳素材。而且，它的故事跟我之前拍的电影截然不同。多年来，新西兰观众很希望我能再拍一部类似《夕阳武士》的电影，可我很不喜欢自我重复。

澎湃新闻：但《夕阳武士》跟《族长》也有共同点，它们都关于家庭，一个毛利族家庭。

塔玛霍瑞：没错，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夕阳武士》是赤裸裸地展现当下一个被暴力主宰的家庭以及其中的每个人受到暴力影响后的生存状态。

而《族长》的时间背景在1959年到1960年，它更多的是关于爱，关于家族的团结以及家族里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点尤其让我感兴趣，每个家庭都有秘密，这很正常，你会发现你并非自以为地那么了解你的家庭。

还有就是因为威提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认识好多年了。他是新西兰很重要的作家，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把他的作品搬上银幕。我曾经还主动请缨想拍威提的《鲸骑士》，就是在拍完《夕阳武士》后，可后来我被找去美国拍电影了，这件事就没能继续下去。但我始终认为，这么好的故事不拍成电影太可惜了，即使不是我，也应该另有其人，所以后来看到妮琪·卡罗把它拍成电影，我觉得特别欣慰。

澎湃新闻：时隔多年，再次与提穆艾拉·莫里森（Temuera Morrison）合作有什么感受？

塔玛霍瑞：哈，老实说，提穆艾拉并不是扮演族长的第一人选。因为他在《夕阳武士》里演的杰克太深入人心了，我认为让演员总是扮演同样类型的角色是不公平的。最开始我找的是另一位演员，但他拒绝了，所以我又回头找提穆艾拉，对他坦言，“你不是我的首选，但我现在需要你，我们要一起努力创造一个完全不同于杰克的全新角色。”好在他欣然答应，而且仍像过去那样信任我。

事实上，这个角色对于威提、提穆艾拉和我来说都很熟悉，我们的家族里都有这么一号不容质疑、想要统管一切的长辈，我们不约而同会把自己的亲身亲历投入对角色的理解中。其实不光是在毛利家族里，相信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很多家庭里都存在这么一位“族长”，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能产生普遍共鸣的故事。

《族长》呈现的是新旧世界的交替

澎湃新闻：电影中呈现了毛利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能不能谈谈你个人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塔玛霍瑞：对于毛利人来说，最初欧洲人带来了好的与坏的两方面的种种。但是由于他们在生产力上的优势，毛利人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倾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是毛利人各方面发展的历史最低点，学校里不允许教授毛利语，甚至毛利人也不允许用自己的语言交流。此外，二战中很多年轻的毛利族男性死在了战场上，他们原本应该成为丈夫和父亲。战争后，毛利人的生存状况渐渐有所改观，《族长》呈现的正是那段过渡时期。

当时，许多毛利人初次从岛屿迁移到城市定居，其中的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急于切断与过去的文化和传统的联结，告别那些定义了本民族的东西，比如大山、大海。当时恰好正是新西兰工业发展起步的时期，城市里涌现了许多工厂，急需劳动力，于是过去依靠大自然而活的毛利人成了城市工人。

威提的小说最吸引我的是，它不是关于那段时期政治环境，而是个人在新旧世界交替之际，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变化如何做出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对历史的进程会产生何种影响。

澎湃新闻：从茂瑙的《禁忌》到你的《夕阳武士》，还有《鲸骑士》、《狂野追踪》等，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电影对毛利人有了了解，在你看来，这个民族还有哪些方面是电影里未曾展现而外界应该了解的？

塔玛霍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关于毛利人的电影可能其他国家的观众不那么容易看到。在我看来，毛利人的精神层面在电影中表现得还不是很到位，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说的并不是宗教，因为毛利人是很包容的，他们能接受各种形式的宗教，这点跟通常只信仰一种宗教的西方人完全不同。

很多电影仅仅是从外界所能理解的角度——很多根本是从欧洲人的角度去表现毛利人的精神层面，没有触及其中最神秘、最本源的部分。

《鲸骑士》表现了一些，不论是威提的小说还是电影，这部作品的美妙之处是定义了女孩就是那个能用自己的方式与鲸鱼交流的人，而不是通过脱离现实的奇思异想去表现这一点。相比电影，还是文学能更好地去探究毛利人的精神层面，但我仍相信未来可期。

被大岛渚的拍片方式吓坏了

澎湃新闻：你的从影之路或许可以为许多相当导演的年轻人带来启发，我知道你不是科班出生。

塔玛霍瑞：哈，我的确没专门学过，老实说我是因为机缘巧合才当上导演的。最初我的工作是摄影师，拍商业广告那种，后来我觉得厌倦了，想想自己还年轻，就丢下工作去看世界了。等我晃了一圈回来重新找工作，却发现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当时正值1970年代，新西兰的电影产业刚刚起步，我的朋友建议我试着找点这方面的事做。

我也的确为电影着迷，因为相比文学，电影语言更能激起我的共鸣。说来有些奇怪，我从电影制作过程中得到的人生感悟远超其他任何途径，哪怕是从我父母那里、从书本上都没学到过那么多人生经验。我会将电影中看到的东西与实际生活中的经历相对照，知道哪些来自现实，哪些纯属虚构。

初入行时，我做的是技术工种，是负责收音工作的麦克风吊杆操作员。当时我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幸运的人，能够真的在自己最喜欢的电影领域工作了！我很爱那份工作，但作为收音人员，你的下一步发展肯定是要去做录音师，这是行业惯例。可我还想再进一步，不过当时我的目标也不是当导演。

新西兰很著名的导演杰夫·墨菲是我的朋友。当时他邀请我去当他的副导演，那是部大制作，我觉得很奇怪，自己从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所以问他究竟为什么要找我。他回答说，“你是毛利人，我剧组里现在就需要一个毛利人。如果你有别的人选，和你一样是毛利人，一样干活出色，你推荐给我，我就不找你了。”（笑）

结果我的副导演工作做得很好，这也给了我信心再进一步自己当导演。可一开始没人愿意雇我，我又一次失业了。这时候，是我那些在拍电视广告的朋友想到了我，所以兜了个圈，我又回到电视广告的老路上。那是1990年代的事。然后到了1994年，我执导了处女作《夕阳武士》。现在想来，那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花了不少时间才走到这一步。

澎湃新闻：你给杰夫·墨菲做副导演的时候他是不是教会你很多东西？

塔玛霍瑞：没错，我学到了很多。我一直觉得，在电影界存在着这么一种错误的想法，它主要来自于对电影学校的认识。少男少女怀着对电影工作的憧憬进入电影学院学习，梦想步自己心中大师的后尘，成名成家。他们确实在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关于怎么当导演，其实他们一丁点都没学到。

电影学院不会教你拍到一半忽遇大雨怎么办，不会教你卡车坏了怎么办，不会教你演员和他老婆忽然打起来了该怎么办。类似这种事情，我是在拍广告的过程中学会的。所以我相信，要想成为导演，你要先学会导演所必须具备的那些手艺活。

这和当鞋匠、当木匠是一个道理——知道怎么穿针引线、怎么钉钉子，然后你才能够格当上鞋匠、木匠。所以我很庆幸自己花了很多年，先做了收音师，又做了副导演，了解了电影的拍摄过程，从别人的错误中学到了经验。

澎湃新闻：你还曾在大岛渚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剧组担任副导演，这段经历又给你带来了什么？

塔玛霍瑞：替大岛渚做副导演是我整个电影人生中最了不起的一段经历。那事情说起来也算碰巧。他之所以来新西兰拍摄，是因为可以获得一大笔退税。剧情需要，他要在南太平洋拍摄，从这里他还可以就近去波利尼西亚，利用那里的丛林作外景。

大岛渚几乎不会英语，我也不会日语；整个剧组也是一样，一半新西兰人，一半日本人，彼此无法沟通，但电影是我们的桥梁，许多事情大家都有默契。

他的拍摄手法与我平时所熟悉的大相径庭。拍戏节奏很快，从不排练，不管什么戏，几乎都只拍一条就过，从不试着多拍几条作为备选，这把我们都吓坏了。我想这是因为他原本是个穷学生，一开始就用很少的成本拍主题很激进的电影，也没有太多的胶片可以用，所以只能一次过。那次经历令我获益匪浅，有些从大岛渚那里学到的规矩现在我还遵守着，包括不拖拉、节约时间等等。

澎湃新闻：包括你在内，有不少新西兰导演在国内取得成功后，就一去好莱坞不回头了，这是为什么呢？

塔玛霍瑞：我能谈的只是我个人的情况，但我想大家的想法应该大同小异。那就是当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公司、最有名的电影中心来邀请你的时候，你不可能拒绝，除非你是傻瓜。（笑）就我而言，当初去好莱坞有双重原因。一是我本来就很喜欢美国电影，有人邀请我过去拍片，何乐而不为。其次，我也想看看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要想考验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一个竞争最激烈的环境下试试看，那样才能知道，你是真的有本事，抑或只是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