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图书馆学家吴文津：抗战时期死里逃生的故事

从军：昆明步兵训练团

1943年我是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当时为配合英美盟军对日作战，国民政府教育部代军事委员会外事局（Foreign Affairs Bureau – FAB）征调四川、云南、贵州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充当翻译官。我和同班的几位同学响应这个号召，志愿从军。其时，美方为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其中缅印战区(CBI Theater ) 的军官军士开始筹划对中国军队的训练工作。1943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驻滇干部训练团，下分步兵、炮兵、工兵等兵种。我被派至“步兵训练团”（美方称Infantry Training Center - ITC）任翻译官。驻滇训练团的教育长为11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华盛将军，步兵训练团的主任为赵家骧上校 (后晋升少将)。受训的都是从远征军和当地部队调来的中国团级以下的军官和军士。训练班6个星期一期。开始两个星期讲解各种美国武器的性能（从手枪到重机关枪；炮兵的训练在昆明另处设立“炮兵训练团”- Field 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 – ATC）。之后两个星期为郊外实弹射击演习；最后两个星期讲解战术。

任翻译官的都是像我一样从各大学志愿从军的学生。开始的时候，翻译的工作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对军事方面的知识非常缺乏，特别是军事术语和各种武器零件的名称，所以必须要恶补《步兵操典》一类的参考资料。幸好受训的人都是被挑选过的、有相当程度和经验的军官军士，当我们翻译不了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我们的随身活字典，帮助我们顺利通过难关。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与美国教官讲话沟通。当时在中国英文教学不十分注意会话。因之，在我们起初做翻译的时候，和美国教官讲话还有些格格不入的地方，特别是和有很重的美国南方口音的教官们。不过，当时年青，学习得很快。语言方面的问题很快就克服了。美国教官和受训的人都十分认真。美方教官的亲切态度和受训者的热烈回应让教学的环境变成非常和谐融洽。我们在下课以后，经常有机会和教官们及受训的人接触。

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当时步兵训练团中方主任赵家骧上校对我们这批年青的翻译人员的循循善诱的辅导。他那种和蔼可亲的父执式的爱戴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中美两方的人员都没有任何抱怨，因为彼此的目标一致，那就是争取抗战的胜利。美国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将军和中国陆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也曾到步兵训练团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很大的精神上的鼓励。

桂林步兵训练团

大概是1944年初，中美合议在桂林另成立一个步兵训练团，一切仿昆明步兵训练团的组织和教育方式。因当时翻译官人数不足，我被先派往桂林，协助筹划招考一批翻译人员。报考者大部分为大专学生，但多数的英文程度不高，仅有少数合乎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过在报考人当中有四五位来自香港大学的学生，英文程度很好，但只会广东话。因为训练团开班在即，我们决定录取除那几位英文和普通话都合乎标准的之外，也全部录取香港大学那几位学生，再给他们恶补普通话。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他们学习得很快，不久就能够胜任翻译的任务了。

桂林撤退途中负伤

1944年初秋，日军发动了在华的最后一次攻势。大举进攻长沙、衡阳，继而直逼柳州、桂林。当时广西方面中国军队实力微弱，不敌装备完善的日军部队。日军占领柳州后，步兵训练团的中美官兵积极投入桂林当地部队执行“坚壁清野”的“焦土抗战”任务，那就是尽量破坏一切日军可以利用的资源、建筑和设备。 我们协助炸毁了道路、桥梁、飞机跑道，并把一些发电机推下漓江。10月底我们从桂林撤退。11月初日军占领桂林。

从桂林撤退的步兵训练团队伍包括所有美国军官军士及翻译官约50人。分乘大卡车和小吉普车共11辆，向昆明进发。因车辆在途中需要前后彼此照应，并须携带汽油，而路面多崎岖不平，所以每日最多只能行500公里左右。早上8点启程，下午约5点在宿营地集合过夜。每日有一纵队领先出发，前往寻觅可以作为当晚适当宿营的地方，并负责竖立帐篷等宿营事宜。饮食使用美军供应的干粮。从桂林撤退时，领队的美方军官给我们作了一个汇报，说明去昆明的路线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其中有一项说，从广西去云南必须经过贵州。根据当时的情报，贵州常有土匪沿途抢击的事，需要特别警惕。因之，每人都发了一支卡宾枪（Carbine rifle）。

我和十余位翻译官乘一大卡车，坐在车后面，司机是两位美国上士兵。出发头两天，一切平静无事。第三天早上，我们所乘的那一部卡车在路上频频抛锚，结果就落队了。本来下午5点以前得到达宿营地，但是到了8、9 点我们还在路上。那时，突然听见有朝天放的枪声。司机本能地立刻刹车。就在那一刻，路旁埋伏的土匪直向我们的卡车扑来，企图上车。我们看情况不对，虽然都有卡宾枪，但是我们坐在卡车后面，又被卡车的绿帆布盖住，目标太大，不敢开枪。于是大声叫前面的司机“Let’s go！”（“我们走吧！”）幸运的是那部当天常常抛锚的卡车，立刻就开动了。但是我们的车开动之后，后面枪声累累，向我们射击。我们坐在卡车后面的人都立刻躺下。刹那间，我意识到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身上搽过，但是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过了一两分钟，已经听不见枪声了，我才觉得左腹部有些热呼呼的感觉，同时开始疼痛，我才知道我受伤了。于是我叫：”I am hit! I am hit!” （“我中了！我中了！”）不久我们就到达宿营地。同车的人都下去了，叫我不要动。有两位美军军医立刻上车，用他们的手电筒照着我。那时我才发现我用来按住腹部的左手全是血，军服左边的裤子也全被血渗透了！一位军医说：“我们要把你的裤子剪开。”同时给我打吗啡针，之后我就完全不省人事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是在郊外，因为我看见天上的星星。原来我是躺在一个担架上，担架摆在一部小卡车后面，两边各站了一位荷枪实弹的美国兵。他们见我醒了，立刻向坐在驾驶室的军医报告。军医过来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非常疲倦。他说我流了很多血。他们等我醒了，带我到附近一个地方再仔细查看我的伤口。原来我们出事的地方就在贵州出名的黄果树大瀑布附近，该处有一间中国旅行社的办事处，那就是他们那天晚上要带我去看伤口的地方。路程大概不远，但是路面不平，又是晚间，虽然开得很慢，那部小卡车颠簸得很厉害。当时我的伤口疼痛异常，大约半小时的路程，对我来说可以算是永恒了。到了目的地之后，我记得很清楚，他们早已派人到那里布置一切，把办事处的一间小屋转变成临时的野外手术室。大门开着，大门后面摆了一张长桌子，我的担架放在长桌上，脚朝着大门。房间里只有一盏光线微弱的煤气灯，所以他们把小卡车开在大门前，打开车灯，照进房间，然后由一个人拿一把镜子，站在我头部的后面反射卡车的灯，这样光亮差不多足够，军医再度给我打吗啡针，我再次失去知觉。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军医们非常高兴。他们告诉我说，你流血过多。昨天晚上我们尽一切可能替你止血，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把握你今天会不会醒过来。你醒了是一个好征兆。我们打听到附近一个叫安顺的地方有一家中国军医院，大概有半天的路程。我们要带你去那里做一次彻底的检查。你现在感觉如何？我说我非常疲倦。他们看我的手指甲完全是白的，立刻给我输了一大袋血浆。之后我感觉好多了。去安顺前他们给我好些止痛药，虽然在路上还是感觉疼痛，但是跟头天晚上相比要好得多了。

到了安顺，我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受伤的详细情形。子弹从我的右大腿下打进，穿过小腹，然后从我的左手臂下面搽出去。因为是“开花弹”，子弹进口的地方很小，出来的地方特大。子弹从我的小腹出去，所以那里的伤口特别大，流血也特别多。军医们给我检查时，我看见他们从我小腹伤口里把一叠一叠的被血浸透的纱布拿出来。大概是纱布用完了，最后还拿出一只动手术时用的塑胶手套！战时物资缺乏，安顺的军医院设备也非常不理想。所以美国军医对我说，我的情况暂时稳定，但是需要相当长期的治疗。回昆明的团队在这里已经等了一天，第二天必需启程。他们很愿意让我跟他们一起走，但是还有大概三四天的路程，万一我在路上有什么事故，就比较麻烦。军医说，另一个办法就是回头送我到贵阳的中央医院，那里的设备比较好，已经有几位美国军官在那里住院，还有一位军官照顾他们。我如愿意去那里，他也可以照顾我。究竟怎样，由我自己决定。我说我愿意到贵阳去。

留贵阳医治

到贵阳中央医院之后，中国医生给我身体前后左右都照了X光。他们非常诧异，经过这样严重的枪伤，竟然没有伤到任何致命的器官。他们说只要伤口不发炎，好好静养，两三个月也许就可以出院了。那位美国军医和我告别的时候，留给我一瓶100粒当时仅供军用的消炎特效药磺胺嘧啶片（Sulfadiazine）。有了它，我的伤口从未发炎。有趣的是，在中央医院时，中国医生在给人动手术以后，也来向我要几粒这个药片，帮助动手术的病人消炎！我主要的伤口是在左下腹，每逢伸直左腿，就会绷到伤口，不但疼痛，而且不利于伤口的愈合。所以我的左腿总要弯起来。在医院两个月，大部分都是仰卧、弯腿。等到伤口痊愈之后，我竟然无法伸直左腿。经过好些时候的物理治疗，才慢慢恢复原状。从病床起来后，竟然还需要些时候学习走路！在中央医院时，昆明曾来电报，问我何时可以出院回昆明报到，随一批远征军去缅甸参加后来称为“密支那战役”的战争。照顾我的那位美国军官复电说，我无法回昆明报到，因为我还躺在床上，无法行动。这样，我就错过了去缅甸作战的机会。

调美协助中国空军训练

1945年初，我回到昆明，被派为“参谋干部学校”（General Staff School）补前任首席翻译官朱立民的职位。（立民是和我一起从军的中央大学同班同学。曾随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战后在美国学成后，历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淡江大学副校长等职。）到“参谋干部学校”不几月，美国陆军部（War Department，现国防部 Defense Department 的前身）要求国民政府选派100名翻译人员来美“离职另役”（Detached Service)。我和其他报考的人经口试笔试后，被录取为首批50人。4月初我们在昆明集中，50人旋分成三批分乘三架两个螺旋桨引擎的C-46运输机于1945年4月17日由昆明启程。每批由一美国军官领队。（第二批50人两月后于1945年6月19日启程。这两批共100人后被称为FAB-100。）

由于当时太平洋战争激烈，我们的路程绕了一个大圈子。从昆明飞过所谓的“驼峰”（喜玛拉雅山）到印度。C-46运输机载油量有限，沿途停下来加油的地方很多。在印度就有好几处——查布亚(Chabua), 加雅(Gaya)，雅格拉(Agra)、卡拉奇（时属印度），然后到伊朗的阿巴丹，埃及的开罗。在开罗时有半天的休息，让我们有机会参观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首像。从开罗我们沿着北非海岸飞行，到利比亚的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然后到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在那里停了一个晚上，是我们离开昆明后第一次睡在床上过夜。我们住的地方是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1943年发表“卡萨布兰卡宣言”坚持轴心国家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安法宫酒店（Anfa Hotel）。离开卡萨布兰卡时，我们改乘较大的4个引擎C54运输机横渡北大西洋，先在纽芬兰的亚速尔群岛（Azores Island）干德军用机场（Gander Air Field）加油，再转斯蒂芬维尔（Stephenville），然后直飞纽约，于4月21日到达拉瓜迪亚机场。整个行程共5天4夜，沿途降落计11次。

丹佛市罗瑞空军基地

从纽约乘巴士去托腾堡军营（Fort Totten Camp），在那里我们才知道来美国的任务是协助训练中国空军。在托腾堡军营三天，除办理一切手续外，也曾被带领去纽约市观光。第一次乘地下铁，参观了帝国大厦、广播城音乐厅、自由女神像，并去了拉丁区夜总会参观舞蹈表演。真好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在托腾堡军营办理一切手续后，我们乘火车去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在克利空军基地（Kelly Field）旁边的“圣安东尼航空学员中心”（San Antonio Aviation Cadet Center – SAACC）报到。当时有规定，凡是从外国到该基地受空军入伍训练的人必须有两个星期的隔离期，以免病疫的传染。我们也不例外。

当我们在SAACC时，德国已于当年5月初正式投降。但那并未影响中国空军的训练，因为盟军对日战争还在继续进行。5月上旬，我和另两位翻译同仁从SAACC被派至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洛瑞空军基地（Lowry Field）服役，那里是训练中国空军轰炸员和空中照相员的地方。空中照相的训练工作比较轻松，轰炸员的训练则大不相同。当时美国发明了一种列为战时机密的“轰炸瞄准器”（Bomb Sight）。它的使用不但增加了对轰炸目标的高度准确性，更进一步保证了轰炸机的安全。在这以前，轰炸机到达轰炸目标上空时，必须下降扔掷炸弹以保证轰炸的准确性，但是因为飞行的高度下降，轰炸机就容易被地上的高射炮射击，危险性很高。使用轰炸瞄准器以后，轰炸机到达目的地上空时不必下降，扔掷炸弹时可以保持飞行高度，这样高射炮的威胁就大大减少了。轰炸瞄准器属于战时机密，所以在授课时就有很多防止泄露机密的措施。首先，所有课程和实际操作都是在地下室进行。去地下室时必须搜身，不能携带笔记本或任何录音的器具。一切都凭记忆。从地下室出来，也会照样再一次搜身。

在洛瑞基地3个月后，日本于8月15日无条件正式投降。因之，中国空军在美国的各种训练项目就开始准备分期结束的工作。在洛瑞基地的轰炸和空中照相的项目于1945年年底结束。当时，有一部分中国空军人员仍然在原地接受训练, 另一部分则调往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的伯格斯特朗(Bergstrom)空军基地接受运输机的训练。我和十余位翻译同仁则调到伯格斯特朗基地服役。

奥斯汀市伯格斯特朗空军基地

中国在美国的空军训练项目本来是在不同的基地进行的。比如说，战斗机的训练都安排在天气晴朗的地方，如美国南部或亚利桑纳州等地。每一个地方的人数都不太多。但是到后来运输机训练时，情形大有改变。受训人员和翻译人员共500余人，都集中在伯格斯特朗基地。是中国空军在美受训人数最多的一次。我和翻译官许芥煜被派至该地中国空军训练总部工作，主要是笔译，没有参加课室或飞行的口译工作。

伯格斯特朗的训练项目于1946年夏天结束。在那里和其他地方受训的空军人员都陆续返国。我们这100个翻译官得到国民政府的允许，如果能获得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就可以留在美国继续我们的学业。当时有50多位翻译同仁选择留在美国求学。我是其中之一。1946年秋我转学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大二开始，攻读历史。这样就结束了我将近4年服役任翻译官的生涯。

自由勋章

当年5月14日美军驻华总部发布命令称：“奉总统指示，依据总统行政命令9586号（1945年7月6日）为协助美国对敌作战立功之下列人员颁发自由勋章（铜粽叶）。” 命令中列26名中国将官，56名翻译官（22名为FAB-100 成员，我侥幸名列其中）。

外事局翻译官百人服役展

2006年7月30日，在已改名为奥斯汀-伯格斯特朗国际机场的购票厅有一个永久性的“FAB-100展览”揭幕仪式。这个关于FAB-100在美服役前后的展览，特别是伯格斯特朗基地的那一段，是纪念伯格斯特朗基地发展史的一部分。发起人是奥斯汀市戴尔电脑公司资深副总裁兼法律总顾问杜建善（Larry Tu）。Larry是FAB-100成员杜葵之哲嗣。杜葵1946年曾在伯格斯特朗基地服役。展览揭幕时邀请我们曾被颁发自由勋章中的6位FAB-100成员参加典礼。我代表FAB-100致谢词，奥斯汀市长及中国驻休士顿总领事亦被邀请出席致贺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