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杰：罗振玉与日本的元代法书鉴藏

随着学界对赵孟頫（1254-1322）等元代书家及其作品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存世元代书迹也越来越受到热捧，尤其是近几年，其在各种拍卖会上的破天荒落槌价更是令人惊诧。继2017年底赵孟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拍出1.9亿元高价之后，2019年嘉德秋拍会上，其早期两通书札《与郭右之二帖卷》，又以2.67亿元天价成交。不独元代书法标杆赵孟頫书迹拍价一路飙升，就连元末杨维桢（1296-1370）书迹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青睐，去年北京保利春拍会上，杨维桢的纸本墨迹《壶月轩记》，最终以9027.5万元成交。据说作为杨氏故里的浙江省，其省属博物馆也极欲拍得这件书迹，但竞拍价远远超出其预算，忘尘不及。可喜的是，后来拍品得主慷慨表示，愿意无偿提供给该省博物馆展览，并在有生之年实现捐赠，一时传为佳话。

其实，在上述三件上亿或近亿元书迹拍品中，其中两件，即赵孟頫《与郭右之二帖卷》和杨维桢《壶月轩记》，均为相关部门从日本征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日本回流文物。2022年新年伊始，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推出了“没后700年——赵孟頫及其时代”展，公开展示日本所藏赵氏及其同时代的法书名迹，再次让人领略到日本相关收藏之丰富。

《赵孟頫及其时代》展海报

实际上，直至明治时代（1868-1912）末期，除赵孟頫之外，日本人对元代书法家及其作品并非十分了解，书法鉴藏界也存在着相当偏颇的现象，即重视并收藏的仍是以禅林墨迹为主的法书。譬如，与日本遣元僧有交往的冯子振、中峰明本等人的手迹，以及部分在中国尚不知名的僧人墨迹备受珍视，只字片纸视如拱璧，有的甚至被认定为国宝（冯子振《与无隐元晦法语》等），而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书法家，诸如杨维桢、康里巎巎、张雨、饶介等，其真迹却鲜有收藏。

国宝书迹：冯子振《与无隐元晦法语》

这一局面得以改观则是进入大正时期（1912-1926）以后，客观上受惠于外部环境，即伴随着清王朝的覆亡，皇室及皇亲贵族、高官等处收藏品散出，其中不少陆续流入日本，为新兴的收藏家所获。在此过程中，除东京的文求堂、大阪的博文堂等书店之外，内藤湖南、长尾雨山、泷精一、大村西崖以及罗振玉（1866-1940）等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集学者与收藏家于一身的罗振玉，对当时日本的中国书画鉴藏界影响颇大。

罗振玉自1911年冬避难京都，直到1919年春返回天津，旅居日本八年之久，其间，不仅在敦煌经卷、甲骨文字、汉晋木简及古籍钞本等领域的研究与著录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且还在金石书画的鉴赏与传播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当然，为生活及研究、出版所迫，罗振玉也曾出售了大量书画等文物。今天看来，不免令人扼腕，但当时也许是出于无奈，反过来讲，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海外传播客观上也不无促进作用。

前述杨维桢《壶月轩记》，其鉴赏传播即与罗振玉有关，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是罗氏带入日本并售出的。《壶月轩记》为裱装成册页的纸本墨迹，共十页，其中杨维桢墨迹五页，乌丝栏格黄笺纸，行草书，计38行，370余字。另五页为元贤题跋的壶月轩诗，包括李毅、赖善、俞参、董佐才、张枢、张奎六人，这些题跋者多为过去书法史所忽视或遮蔽的人物，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册尾有罗振玉两跋，记述盛昱（伯羲）宏富收藏及其死后藏品流失情况，同时对杨维桢书法给予高度评价：“铁史书如出海珊瑚，悬崖霜柏，光莹四照，柯干峭拔。”该墨迹清末时为清宗室盛昱所藏，盛昱死后，辗转流入日本，为东京的收藏家山本悌二郎（1870-1937）所获，其收藏书画录《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二有记载，其中还援引了前述罗振玉题跋中的词句。因当时日本对杨维桢手迹缺乏鉴藏，山本氏特请时居京都的罗振玉题跋。

该墨迹最早广为人知是在1915年，源于法书会杂志《书苑》分三期所做的影印转载（第5卷第1、3、5号，1915年3、5、7月）。大正末年，“大东美术”主办的元朝书画展览会上也曾公开展览过，后又收录于《书道全集》（全27卷，下中弥三郎编，平凡社1930-1932）。山本悌二郎去世后，其“澄怀堂”丰富的中国书画藏品大多散出，该墨迹便不知去向。1958年《书品》（第90号）推出杨维桢特辑时，《壶月轩记》也是从1915年《书苑》杂志上转录的。没想到去年突然出现在北京保利春拍会，最后为一浙江籍买主所得，可谓百年后重归故里。

杨维桢的另一件真迹《张氏通波阡表》则是经罗振玉之手流出的，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目前正于该馆“没后700年——赵孟頫及其时代”展上展出。该手迹为纸本水墨长卷，纵28.9厘米，横146.1厘米，淡黄蜡纸施以乌丝栏格，行草书体，计51行，500余字。

杨维桢《张氏通波阡表》（局部）

可以看出该墨迹为两纸拼接而成，尤其是拼接处界格明显不对称，上下又分别钤有朱文印章。若对照现行《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等文献，可知该墨迹并非完本，中间缺失160余字，这一点已为我国学者所指出。（参见孙小力《杨维祯全集校笺》第八册）当然，该墨迹与杨氏文集所录在文字上亦多有出入，现据墨迹释文如下：

张氏出青阳，历汉魏晋唐，为显官甲族者，代不乏绝。入宋为三叶衣冠者，曰士逊，称橫浦居士者，曰九成，无尽居士曰啇英。啇英渡江拜相，子孙遂居杭之菜市。有八世祖厶游淞，爱干将山之樱桃坞为隐地，因结庐居之。六世祖厶又自樱坞迁山昜之祥泽汇，与其子号千一居士者，开坵凿井，以养其亲。居士自奉至俭，事继母孝谨不一日衰。遇冬雪，扫隙地，撒粟以食冻禽，翔集者以千数。居士往来，慈乌或有翼而随者，尝为里豪邹氏者拓土田若干顷，后以其咈诺为曲直，人负不平，不之邑而之公，乡称张片言。仓丁有给米，曰养廉，吏缘为奸（句）、格（句），公率众走愬南垣，复给如初。众率口钱罗拜公，公力却弗受，众委钱而去。公弗侵豪毛，以之周贫饿，余力创乡之义井义舟，建大石梁者三。寿七十有一终。娶同里孙氏，生三子。长义。次德，出赘陆氏。次瑞，瑞之子曰麒。麒尝从余游，每恨先裔来谱未修，三祖之石未立，惧丧乱之余，弥远弥失。招致余过其家，上其祖冢，曰通波之原，拜而有请为三祖阡表。余以其积善之庆，流及五世，至麒而业益修，门益大，张氏子孙食其报者未艾也。于是属比其事，书之于石，而又系之以辞曰：张氏得姓，出自青阳。勋之显者，曰韩之良。柱下相君，弥寿有苍。八世贵盛，莫过于汤。茂先仕晋，博洽是长。啇英扈驾，子姓在杭。实为鼻祖，由杭徙淞（叶）。五世载德，地汇其祥。仁孝授受，柢固原长。五世既昌，八世莫京（叶）。刻辞阡表，用昭后庆（叶）。至正乙巳春，李黼榜第二甲进士、奉训大夫、前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会乩杨维桢撰并书。

落款后钤有杨维桢四枚印章：“会稽杨维桢印”朱文方印、“李黼榜第二甲进士”朱文方印、“廉夫”白文方印和“抱遗老人”白文方印。该卷引首还有其“九山白云居”朱文长方印。

由以上文字可知，此篇是杨维桢应“尝从余游”的张麒之请，为其建于通波的先祖墓地所书碑文原稿。杨维桢殁于洪武三年（1370），从墨迹落款“至正乙巳春”，即至正二十五年（1365）来看，为其移居松江后70岁时所书。通篇用笔精巧娴熟，开始部分多为行书，中间开始草体越发明显，尤其是杂糅章草笔法的行草诸体，光彩飞动，犹如出无人之境，尽显其奇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了元代书家的好尚。该墨迹与《壶月轩记》一起，堪称杨维桢晚年野逸而绝妙书法之代表。

该墨迹外装封面有罗振玉亲笔题签“元杨廉夫书通波阡表真迹 宸翰楼藏”，卷拖尾钤有“罗振玉印”白文方印，说明曾为罗氏宸翰楼所藏无疑。后来该墨迹长时期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末，书法家青山杉雨（1912-1993）去世后，其家人遵照遗嘱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人们才获悉这件墨宝的最后藏家为青山杉雨。其实，前述《壶月轩记》也被其秘藏起来。据说青山杉雨对杨维桢书法一直都很痴迷，墨迹入手后特将其堂室命名为“获廉斋”，并请台湾篆刻家江兆申刻制此印，（参见东京国立博物馆编《生诞百年纪念：青山杉雨之眼力与书法》，2012年）后一直喜用。现从两件杨维桢墨迹上均可看到“获廉斋”朱文印。

据称除书画题跋之外，具有一定规模、且有年款的现存杨维桢书迹屈指可数，而传入日本的这两件书迹均为篇幅较长的大型作品，又是其书法臻于完善的最晚期之代表作，堪称至宝。

此类书迹传来以前，日本学界对杨维桢的认知多局限于其诗文、词曲，如《西湖竹枝词》，江户后期（1811年）有翻刻本，反映出其明快隽永的诗词曾为汉学者所接受。至于书法，因缺乏真迹，对杨维桢书法的认识，也基本停留在刻帖或翻刻本《图绘宝鉴》书序这一层面，因为《图绘宝鉴》有“会稽抱遗老人杨维桢在云间草玄阁书”序，该书自17世纪中叶以来，在日本又有多种翻刻本。

在大正时代的日本，受到特别关注的元代书法家还有康里巎巎、张雨、饶介等。这一现象的出现也跟寄寓京都时期的罗振玉有关。

康里巎巎（1295-1345），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属西域康里部人，一曰色目人，一生为官，曾历任礼部尚书、奎章阁大学士、翰林院学士承旨等。《元史·本传》记载其“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啻金玉”。擅长悬腕作书，用笔娴熟迅急，书风雄奇逸迈，极具个性。其书法与赵孟頫、鲜于枢等齐名，时有“北巎南赵”之称。对于如此重要的元代书法家，直到明治末期，日本却不曾有其书法真迹流传。直到1915年初，法书会杂志《书苑》（第4卷9号）转载其《草书诗书卷》，人们才得知日本终于有了这位异民族书法大家的真迹。这一书迹曾为与罗振玉有交往的清末收藏家朱九丹（1859-1914？）所藏，后流入日本，归山本悌二郎所有。山本氏入手后，又特请罗振玉题跋。现该卷外装有出自罗振玉之手的题签：“元康里文献公书翰卷 上虞罗振玉审定题字”，卷拖尾有其三行跋语。山本悌二郎收藏散出后，该卷为实业家高岛菊次郎所得，并由其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该墨迹后来分别收录于《书道全集》（17）、《东洋美术》(便利堂)、《书道艺术》（别卷）、《中国书法名迹》（每日新闻社）、《书品》（46）、《书迹名品丛刊》（122）等著名书法丛书或杂志中，同时还出展于“书道名品展”（1953年）、“宋元美术展”（1961年）、“东洋美术展”（1968年）、“中国书迹名品展”（1978年）等展览会，近二十年来，各种相关法书展览会上，更是屡见不鲜，在日本可谓知名度较高的元代法书墨迹。

康里巎巎《草书诗书卷》

《草书诗书卷》为康里巎巎不同时期所书三件作品之合装，均为纸本墨书，大小尺寸不一。

第一件是《李白古风诗卷》（纵35厘米，横63.8厘米），即用章草笔法书录李白《古风五十九首》诗中的一首，无落款年月，仅有“闲书太白一诗 子山识”之款识。后有张雨（1283-1350）十行题跋，尽管个别字迹已脱落，但仍可领略其率真自然的独特书风。张雨真迹极为罕见，此前日本人更是鲜有亲眼目睹者，故此题跋与康里氏诗文可谓双壁。此件作品前后均附有文徵明的小隶书跋语，由此不仅可以欣赏其难得一见的精巧小隶书，而且其中文字对鉴赏元代书法，尤其是康里氏书迹也大有裨益。

第二件为自作诗，即《自作秋夜感怀七言古诗》（纵28.9厘米，横82.2厘米），行书，间有草体。释文如下：

元统三年乙亥岁，孟秋十七辰丁酉。初夜才闻蟋蟀声，秋蝉单啼亦良久。次夜蝉啼声更多，中宵酷热如之何？三更欲尽蝉声止，蛬声切切鸣相和。辄愿蓐收肃金气，为运凉飚示秋义。一扫沉阴秋月明，郁蒸既尽清风至。余作此诗，今十年矣，适欲书，偶记而录之，子山识。时至正四年岁甲申八月十一日，在杭州河南王之西楼。

康里巎巎自作诗书迹

由此可知，该诗本是元统三年（1335）所赋，十年后的至正四年（1344），于杭州河南王之西楼重新挥毫而成。据其生平，康里巎巎翌年5月逝去，此作当是其最晚期的书迹。通篇文字雄放流畅，劲健清新，富有洒脱超逸之神韵。书迹之后，又有文徵明小隶书跋语，记述康里氏此作前后经历等，最后记曰：“子山尝自语人，日书数万字不倦。宜其书多传于世，而世独少。此三帖为相城藏，借观数月，各附数语于后。维时好古博雅，必能谅其寡昧也。”文徵明之所以留下三跋，盖因其曾将此卷从相城沈家借来观赏数月。现存文徵明书迹多为行楷，此卷题跋中的小隶书极为罕见，也同样值得珍视。

第三件是《唐人绝句六首》（纵30厘米，横101.6厘米），即以草体书录元稹、杜牧、李白、刘禹锡等唐六家绝句各一首。款识曰：“偶然欲作草书，因写唐人六绝句。元统二年三月廿三日子山识。”元统二年，即1334年，为其40岁之作。

康里巎巎的草书既导源于钟繇、王羲之和怀素，又兼收其他诸家笔法，尤其是将章草和今草融为一体，形成超然独异的自我风格。罗振玉在卷之拖尾题跋曰：

有元一代书家，多不能出赵魏公范围，惟康里子山、杨廉夫、饶醉樵三家及宋仲温，能超然独异，导源锺傅，私淑素师。卷中书三纸，前者似元常，后者当与书蕉老僧争席矣。丙辰八月，上虞罗振玉观于海东寓居之雪堂，并题记以志幸。

罗氏此跋书于1916年（丙辰），是该书卷题跋者中唯一的一位近代学者。其简短数语点名了元代书法的总体特征，认为元代书家大多跳不出赵孟頫的书风藩篱，只有康里巎巎、杨维桢、饶介和宋克四家能超然独立，大放异彩。同时评康里巎巎《草书诗书卷》，前者几与钟繇（字元常）书相类，后者堪与怀素（世间戏称“书蕉老僧”）书分庭抗礼。其后，罗振玉的这一题跋常被日本学者引用，几乎成为评介康里氏书法的指南。同时，罗振玉对上述康里、杨、饶、宋四家的推举，也无形中影响到日本书法鉴藏界，促进了人们对元代书法的关注。其后，一些珍贵的元代法书不断从中国流入日本，落入日本藏家之手。如高岛菊次郎收藏品中，赵孟頫《独孤本定武兰亭序并兰亭十三跋》（火烧本）与《楷书玄妙观重修三门记》、饶介《草书杜甫登岳阳楼诗》，以及包括邓文原、康里巎巎、吕敏、钱惟善、钱良佑等书家诗文、尺牍在内的《宋元名家墨迹册》等，即其中之代表。

罗振玉在日期间，还先后自行刊印了两本元代法书。一是《赵文敏公虞文靖公法书》，其中赵孟頫法书收录其撰书碑两种：冯子振撰《衍庆院记》和范仲淹撰《唐狄梁公碑》；虞集法书收录其所书汉枚乘《七发》，并附张雨题跋。二是《元八家法书》，收录冯子振、龚璛、泰不华、顾善夫、李孝光、沈右和杨维桢、饶介八位元代书法家的传世书迹。从封面“戊午九月罗振玉署”之题签可知，出版于1918年。其中，杨维桢书迹即前述《张氏通波阡表》，饶介书为《蕉池积雪诗》，当时已转让给了收藏家山本悌二郎，其《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二有详细记载。其他，如冯子振题跋、龚璛书简、泰不华《赠坚上人重往江西谒虞阁老》七言律诗（现存台湾中央研究院）、顾善夫小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现存故宫博物院）、沈右《感双鹤辞》等也都是极为罕见的书迹名品。陈垣先生曾见过该书，并对其中少数民族书法家泰不华的行书尤为关注。他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记述：“近年海上有珂罗版印《元八家法书》，中有泰不华行书《赠坚上人重往江西谒虞阁老》七言律一首，为《元诗选》《顾北集》所未载。”（陈新会撰《元西域人华化考》，杨家骆主编《中外交通史名著》第一集，台北：世界书局1970年）认为可以补以往史料之阙如。

罗振玉刊印《元八家法书》

总之，东渡日本的罗振玉不仅携来并转让了杨维桢、饶介等人书法名迹，自费刊印元代诸家书迹名品，而且还亲自为真迹题跋，指点鉴赏门径，从而开启了近代日本收藏与鉴赏元代法书的大门。另外，在日期间，罗振玉还藏有杨维桢真迹《如心堂记》，但具体情况及下落不明，有待进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