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假新闻和你的朋友圈是如何扭曲你的记忆的

最近以来，许多怪象屡见报端。光是在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中的官员就曾提起过子虚乌有的“鲍林格林大屠杀”，以及瑞典和美国亚特兰大市不存在的恐怖袭击。

虽然以上错误信息很快就被纠正，但历史上的一些讹传却已被证明很难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除。例如，至少从2010年开始，一些网民就坚称在他们的记忆里，曼德拉无疑是在20世纪80年代死于狱中的。但事实上，曼德拉在上世纪90年代出狱，之后成为了南非的首位黑人总统，直到2013年才去世。

记忆的不可靠性已是众所周知，但一些专家担忧一种新的现象正在涌现。“通过Facebook和Instagram等站点，记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群体之间分享，模糊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界限，”哈佛大学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Daniel Schacter说。“基于互联网的假信息传播，比如最近被广泛公开的假新闻站点，可能会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扭曲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构成了历史的基础，而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影响了他们对未来的思考。例如，虚构的恐怖袭击被用来为对7个“特别关注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辩护。虽然历史的诠释常常服务于政治目的，但现在，心理学家正在研究集体记忆形成的基本过程，以了解为什么集体记忆那么容易扭曲。他们表明，社交网络会强有力地塑造记忆，人们不需要多少暗示就会服从主流记忆——即使那是错的。不过，并非所有发现都是悲观的。这项研究也指出了消除错误记忆，或在一开始就防止其形成的方法。

苏黎世大学的记忆研究者Micah Edelson表示，要对抗假新闻的影响，“重要的不仅是了解这些假新闻站点的形成，还要了解人们对它们的反应”。

集体记忆

沟通塑造记忆。研究发现，在两个人一起谈论过去时，一方可以通过有选择的重复来强化一起事件的某些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被提到的事情会被记住——对于说者和听者而言均是如此。这项研究还有一个并不那么明显的推论：比起不相关的信息，未被提及的相关信息更易被遗忘，这种效应被称为“提取诱发遗忘”。

这些个体级别的认知现象被视为一种记忆趋同机制——两个或以上的人对已发生的事情达成一致认识的过程。但是在过去几年，有线索表明群体级别的力量也会影响记忆趋同。2015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Alin Coman和纽约新学院的心理学家William Hirst报告称，如果说者来自与听者相同的社会群体，比如是同一所大学的学生，而不是局外人，那么听者更易出现诱发遗忘的情况。

也就是说，记忆趋同发生在社会群体内部的可能性大于社会群体之间。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因为已有调查数据表明，62%的美国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而在社交媒体中一般存在着明显而强大的群体划分。

群体也会扭曲记忆。2011年，当时任职于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Edelson向30名志愿者播放了一个纪录片。志愿者以五人一组观看影片，几天后单独回答有关影片的问题。观看影片一个星期后，被试者被要求再次回答问题，但在回答前先阅读了他们以为是本组其他成员给出的回答。

这些编造出来的回答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但被试者在70%的情况下给出了同样的错误回答——尽管他们第一次回答时答对了。但是，即使被试者知道了之前看到的回答只是随机生成的，也只在60%的情况下更改了错误的回答。“我们发现，在初次接收到错误信息期间发生的过程会导致之后纠正其错误影响十分困难，”Edelson说。

由于集体记忆是通过对话塑造的，人们一直以来都很难在较大的群体中实时研究这类过程。5年前，监测10人或更大的小组沟通需要多个可以进行私密对话的房间，以及大量的研究助理和时间。现在，多位被试可以通过数字方式进行实时互动。Coman的小组开发出了一个软件平台，它能追踪志愿者在一系列计时交谈中的对话情况。“这样只需要一位研究助理花费20分钟的时间和一间实验室就够了，”Coman说。

去年，他的小组使用这一软件，首次研究了社会网络的结构是如何在较大的群体中影响集体记忆形成的。研究招募了140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被试，将他们分为10人一组，并向他们提供了有关4名虚构的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信息。首先，被试被要求独立回忆起尽可能多的信息。然后，他们与本组内的成员进行三次对话（每次持续几分钟的在线聊天），以集体回忆信息。最后，他们再次尝试独立回忆信息。

研究人员研究了两种场景：在第一种场景下，10人小组被分成了两个子集群，几乎所有对话都在子集群内部进行；在第二种场景下，10人小组本身组成了一个大集群（参见“你好，接线员，我找……”）。Coman表示，虽然单集群中的被试者就同一套信息达成了一致，但在第一种场景下，两个子群往往会分别就有关这些虚构志愿者的不同“事实”达成共识。

Source: Coman, A., Momennejad, I., Drach, R. D. & Geana, A.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3, 8171–8176 (2016)

这一效应在现实世界中明显存在。在1948年和1967年的中东战争期间被迫背井离乡，分别生活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虽然拥有共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身份认同，但却对自己的过去持有不同的认知。柏林墙建成后，人们对真相的认知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

在实验室中，Coman可以操控社会网络，并考察由此形成的记忆。对比两种场景后，他发现了“弱连接”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这些连接存在于网络之间而非网络内部（比如是熟人而非朋友的关系）。它们有助于同步不同社会网络所持的认知。“它们可能是驱动整个社区形成集体记忆的动因，”他说。

提醒人们在记忆趋同过程被消除的信息或许是弱连接的功能之一。但时机也具有重要作用。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中，Coman发现如果弱连接在网络成员互相讨论前提供了信息，那么该信息将更有可能塑造他们的集体记忆。一旦社会网络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达成了一致认识，集体记忆就会对与之相左的信息产生一定的抵抗。

Coman认为记忆趋同会强化群体凝聚力。“由于拥有相同的记忆，我们就有更强的身份认同，而且很有可能对彼此更加关心，”他说。大量研究将强烈的群体身份认同感与自我报告的更强的个人幸福感联系在一起。有关家族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点。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心理学家Robyn Fivush研究的是家族历史的传承。“我们发现，对家族历史了解较多的少年和青年人心理更健康，”她说。

虽然共有记忆或许可以促进人们形成关系更紧密的群体，但它们也可能会扭曲局外人的角色，在不同群体之间产生隔阂。记忆塑造群体身份，群体身份反过来又塑造记忆，这是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弱连接具有重要的矫正效果，但在没有弱连接的情况下，不同群体也可能就相互矛盾的历史版本达成一致认识。这样的历史共识可能存在于雕像和历史书籍中，传承给子孙后代。但它们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

制造记忆，制造历史

比利时奥斯坦德市有一座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公共纪念碑，碑中国王的身边围着两群恭顺的子民——一群是比利时人，一群是刚果人。2004年，一群抗议者认为该纪念碑误传历史，砍下了其中一个刚果人人像的一只手。他们匿名向一家当地报纸解释说，断手更准确地反映了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非洲殖民地中扮演的角色：不是善良的保护者，而是残忍的暴君。

2010年，来自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法语校区的社会心理学家Laurent Licata和Olivier Klein开展了一项调查，研究各代人对比利时殖民历史的态度。他们发现，对于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比利时学生的集体愧疚程度和对弥补措施的支持程度高于其父母，而他们的父母与其父辈相比也是如此。

研究人员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Adam Hochschild影响力极高的著作——《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98年）一书的出版。书中描述的殖民时代远比人们此前接受的更加黑暗。“该书刚出版时年纪较轻的人受其影响尤其显著，”Licata说，“而年纪较大的比利时人则是在不同的事实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从左上按顺时针方向：G. Tomasevic/Reuters; A. Hussein/Getty; D.Berehulak/NYT/Redux/eyevine; Rolls Press/Popperfoto/Getty; J. Pitts/Afropean; D. Mitidieri/Getty

并不是所有的集体记忆都成为了历史。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Norman Brown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Connie Svob提出，除了认知和社会过程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决定了一个事件是否能在代际间传递：事件本身的性质。“最关键的是个人日常生活形态的变化程度，”Svob说。

在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他们报告称，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内战的克罗地亚人的子女更有可能回忆起来父母与战争相关的经历，而不是自己与战争无关的经历：前者如被枪击或房子被炸，后者如结婚或第一个孩子的出生。Svob表示，战争和移民一样会带来巨变，因此非常容易被记住。

她说，这种“传递理论”也能解释西方人20世纪集体记忆中的最大空白之一——为什么他们能够轻易记起两次世界大战，但却难以想起1918-20年的西班牙流感，后者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比任何一次大战都多。“战争带来的变化程度一般大于流行性疾病，”Svob说。另外一些人认为这种解释也令人困惑：“如果你在流感中失去了一位深爱的人，”Fivush说，“那一定会破坏你的日常生活。”

一个群体所保存的一系列集体记忆显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原因之一是人们一般受少年或青年时期发生的事件影响最大，这种现象被称为“记忆突点”。随着新一代人的成长，发生在他们青年时期的事件会覆盖此前主导社会的事件，从而“更新”集体记忆。

据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婴儿潮（译注：1946年到1964年间出生）一代人眼中的代表性历史时刻是肯尼迪总统遇刺和越南战争，而对1965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则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前总统奥巴马的当选。

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代人在记住一些事件的同时也会忘却另一些事件。例如，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Henry Roediger和心理科学学会的心理学家Andrew DeSoto报告表示，一代代的美国人有规律地遗忘过去的总统，这种规律可以用一个幂函数表示。

根据他们的预测，杜鲁门（1945-1953年担任美国总统）将在2040年被遗忘，就像今天的人们已遗忘威廉•麦金利（1897–1901年）一样。

人们对待未来的态度变化反映了这种演变。Roediger和同样来自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James Wertsch观察到，就美国本世纪初入侵伊拉克展开辩论的美国政客分成了两派：提倡派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就像希特勒一样必须被阻止，反对派则担心它会演变成另一场血腥而又旷日持久的越战。虽然两派可能都出于政治理由选择了历史先例，但这反过来也在听众的记忆中强化了这些先例。

辨认真伪

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指出了为集体利益塑造集体记忆的方式。在2014年开展的对先前研究的跟进研究中，Edelson及其团队给出了保持乐观的理由。他们报告称，虽然一些错误的记忆不易改变，但保留错误记忆的人仍能被可靠信息的影响。团队使用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在志愿者回忆某电影的信息时扫描了他们的大脑。

他们在扫描中发现了脑激活变化，这种变化与对不准确记忆的信心，以及志愿者是否会改回最初的准确的记忆相关。“在告诉人们该信息不可靠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将这一点纳入考虑，”Edelson说。“在60%的情况下，人们会改变答案。但即使维持错误的答案不变，他们对答案的信心也降低了。”

根据他的发现，Coman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条是针对司法系统的。美国的某些州禁止陪审员将其在审理期间所做的笔记带进评议室，这是过去高文盲率的历史遗留产物，也出于相信群体记忆比个人记忆更可靠的观点。Coman说，事实上，使用笔记可以防止陪审员出现提取诱发偏见和受到群体社会影响。他的团队希望能更加深入地研究这类规定的影响。

他的第二条建议则是关于紧急情况下（如发生流行病）如何向大众传播关键信息的。根据他的观察，提取诱发遗忘在高度焦虑的情况下会上升，因此他向政府官员提出了一些建议：起草一份简明扼要的要点清单，确保所有官员采用同一清单，经常重复这些要点，并密切监视流传中的有害信息。

举例来说，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一条错误信息就增加了美国人的恐慌：与埃博拉感染者同处一室就能被感染。Coman说，终结谣言的最佳方法应该是经常解释埃博拉只能通过体液传播。“如果知道错误信息的性质，你只需提起在概念上与之相关，但事实准确的信息，就能有的放矢地遏制它，”他说。

集体记忆是一把双刃剑。毫无疑问，有人会利用它来误导他人。“信息在社会中的自由传播一直被视为开放的民主社会最重要、也是最具建设性的特征之一，”Coman说，“但是，建设这样的社会并不能保证正面的结果。”捍卫言论自由的代价可能是错误的集体记忆。但如果知道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当人们再次听说一个从未发生过的大屠杀时，这样的知识或许就能为他们提供某种防御。

原文以How Facebook, fake news and friends are warping your memory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3月7日的《自然》新闻上

原文作者：Laura Spinney

（本文原载于“Nature自然科研”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社交媒体，假新闻和你的朋友圈是如何扭曲你的记忆的》。澎湃新闻经授权后转载，未经允许不得二次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