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解局：玩球的资本大佬，这是来自高层的警告

中国高层发展论坛，这个由国研中心主办的高规格论坛，总是不乏猛料。

最新的一则，是论坛上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表态。他先是肯定了这“总体是一件好事”，但“也发现一些非理性和异常投资行为”。比如，“国内的钢铁厂去海外买饮食公司”、“在中国开餐馆的去海外收购网游公司”，以及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足球俱乐部等。

在潘行长看来，之所以说这些投资行为“非理性和异常”，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些要么是“高杠杆”，要么是“在直接投资的包装下转移资产”。

这事儿有意思。

增速

说起来，中国企业这些年在海外买买买，几乎已经见怪不怪。普通民众印象中随便能想起来的，就有万达去美国买了院线又买制作公司，去马德里买了个大厦又转手；安邦在纽约买了华尔道夫；美的去德国并购了知名机器人制造公司，苏宁跑到意大利收购了老牌足球俱乐部国际米兰……

潘功胜列举了数字：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快速增长，同比增长了40%，而此前几年增幅一般在10%到20%之间。

在岛叔、资深市场人士赖熊看来，对外投资增速如此之快，逻辑很简单，就是企业出海做并购。如果查看2016年的ODI数据可以发现，去年的高增速基本是在上半年完成的，以至于到了今年，ODI的增速基本都在同比下降；去年下半年，在外汇管制等一系列措施下，ODI快速下降，同期海外资金对华投资（FDI）则出现回升态势。在他看来，这已经可以明显看出监管层的动作和思路。

按说，中国企业出海、“走出去”，一直是国家战略之一，也是国家非常鼓励的行为，因为这有利于中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那么，为什么央行副行长会“突然”点名批评这其中的一些投资行为？

判定

答案很简单，就是一些企业打着“对外投资”之名，进行转移资产甚至是洗钱等行为。

究竟该如何判定“对外投资”与“资本外逃”之间的界线？操作中当然并无明文规定。但要判定其目的如何，也不是无迹可寻。

做海外并购，原因之一是确实有并购需求，并购行为可以提升在产业链上下游的竞争力。比如美的买库卡的机器人，海尔买GE，万达买院线，海航买酒店，都算是这一类在产业链上的布局。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业链的拓展、技术的提升等需求，会要求企业必然走向海外收购，这也是重复之前日本等经济体走过的道路。但如果投资行为跟企业本身的主业没有任何关系，对企业的业务和形象都看不到直接的良性影响，那这种行为逻辑可能就需要研究。尤其是在2015年汇率改革、人民币改革之后，不乏企业借着投资之名外流资产。

毕竟，商业最讲究的就是逐利。

足球

我们可以拿足球来举个例子，这也是潘行长专门点名说到的领域。

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彼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足球的寥寥无几。之后的2015年，有5例中资入股海外足球俱乐部的案例，包括万达入股西班牙的马德里竞技，华人文化联手中信资本入股英超俱乐部曼城的母公司（领导人去英格兰看过的球队）；2016年更是风起云涌，包括苏宁2.7亿控股国际米兰70%股份、复星集团买下英格兰第二级别联赛的狼队、7天酒店创始人买下法国尼斯队等。到2016年8月，中国企业至少已经投资了14家海外足球俱乐部，其中12家是控股。

而在国内，这种风潮同样没有停止。你也许会问，国内的足球俱乐部怎么也会有资本外流的问题吗？是的，比如收购大牌的国外球员（掏天价转会费）、给这些球员支付高额薪水，其实也算是这一范畴之内。比如，上海申花买阿根廷球员特维斯，转会费1100万欧元，年薪接近3800万欧元；上港买巴西球员奥斯卡，花了6000万英镑，又花4700万镑买下了胡尔克；苏宁买特谢拉、J-马丁内斯、拉米雷斯三个球员，加起来就接近1亿英镑。

一位资深足球从业者告诉岛叔，一些国内的俱乐部为了避开国内的外汇管制，在给这些球员支付薪水时，经常会先把钱打到球员所在国从商的中国企业户头，再由这些企业转移支付给球员。而像河北这样的省份，以前一年往外流的外汇没多少，但是在成立中超足球俱乐部、并且大手笔收购国外球员之后，单个俱乐部就能用掉河北省接近八成的外汇额度。

其实，做为一个普通的球迷，经常也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是，投入这么大，能挣回来钱嘛？比如现在的中超16支球队，前些年大概一年开支5000万就可以运营，而现在水涨船高，一年不投2个亿，几乎都很难留在这个级别的联赛。但从球场上能挣到的钱是很有限的，通常分为转播费用、比赛日收入（门票、商品销售、纪念品）、赞助商等三大块。转播费，去年每家中超球队分红不到6000万，其他的加起来通常也很难满足开支需求。

既然从球场上挣不回来钱，那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呢？

动机

答案也分两种。

第一种，是去海外买买买，本来就是为了转移资产。通常来说，要通过足球赚钱，时间周期是很长的，投入会有漫长的回收期。投资海外球队，如果说是大牌球队还好，可以增加知名度、品牌形象度，算是无形收入；或者投入那些青训体系完备的俱乐部，可以通过培养年轻球员出售来赚利润。

但如果说收购的球队既没有名气、又是低级别，盈利和青训都很堪忧，短时间内根本看不到扩大企业影响力、盈利等可能，那这背后有没有洗钱（通过收购之后再倒卖等方式）、或者是炒作概念等心怀鬼胎的动机，就很难说了。

说白了，中国的投资人都不傻，现在这么流行挣快钱、挣热钱的方式，为什么还要吃力不讨好地进行投资回报这么漫长的行为？甚至有的中国企业，国内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还要跑到海外去投资，甚至被被收购方告上法庭，这背后的逻辑就很难解释了。

第二种答案则更具备中国“本土特色”——投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为了足球场外的收益，甚至说白了，是在“买政策”。放眼看去，中超的这些俱乐部背后，注资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地产商。事实上，多年前中国足球爆出黑幕的时候就已经有论者指出，企业投足球，很多时候算的是“政治账”，背后捆绑的是拿地、圈地、圈钱时候的政策支持。

也有人会说，无论是投资足球，还是企业在海外买买买，终究都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是市场行为，不能用道德标准来衡量。那么，为什么央行副行长还要点名说这件事呢？

未来

一句话，放风。

毋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外汇储备减少、资本外流的压力。在人民币贬值的背景下，逐利的资本自然向外寻找相对优质且“便宜”的资产（包括货币、理财产品、实业、不动产等），这一点从2015-2016年中国保险业在海外的收购力度就能看出。但反过来，资本流出又会对一国的金融体系稳定性造成压力，因为这相当于国内的钱变少了，流动性趋紧，意味着央行要放出更多的钱平缓流动性压力，这就造成各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提升；央行越“放水”，人民币贬值可能就更大，就又需要更大的放水，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也就是为何监管层频频释放严管信号的原因。两会前夕，时任商务部长高虎城就表示，对外“盲目投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隐患”，“有关部门果断采取措施，积极进行引导”；3月10日，周小川谈到对外投资时说，“投一些体育、娱乐、俱乐部，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好处，同时在外面还引起了一些抱怨”，“如果有一些过热情绪，有一些跟风，也有一些动机不良的，对这种现象进行一定管理也是正常的”；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则表示，“天价球员是投资足球的人有钱就任性造成的，他们意在商业而不是意在足球”，“对此高度警惕，并将出台更严格的整肃措施”。

据曾在监管层工作多年的岛叔赖熊分析，潘功胜的这番表态，结合之前各部门高官的发言来看，实际上，是给地方外汇管理机构以及市场主体敲警钟、打预防针——以后不要在试图利用外汇管制的缺口和漏洞了，监管层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原题为《【解局】玩球的资本大佬，这是来自高层的警告》）

以下为潘功胜演讲实录

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我参加类似的会议是演讲最早的一次演讲。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有全世界来的朋友，我想谈一谈中国的外汇市场的形势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形势。

第一，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自本世纪初以来的动态，本世纪初以来，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2000-2013年，国际资本高强度流入新兴经济体，这个阶段也分为两个，一个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由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资本回报率水平比较高，大量投资涌入，在金融危机以后，因为QE的政策国际市场充斥大量流动性。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以来，国际资本开始从新兴经济体流出，虽然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放缓，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分化，特别是美联储QE政策的退出并启动加息，跨境资本开始转向。

我们认为跨境资本的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物，有助于推动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并且带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的经验在全球的传播和流动，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有助于全球的经济增长。但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跨境资金大规模的流动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冲击经济增长，并且可能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当大量资本流入到新兴经济体时，压缩了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推升了资产价格，在某种意义上迟缓了新兴经济体推动经济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力。当这些大规模的资金流出的时候，会导致货币的贬值、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导致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长，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些现象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都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在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社会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要推动国际宏观经济和宏观审慎政策合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主要的经济体在进行政策调整时，要充分的考虑对全球经济溢出的效应。加强国际政策的协调。所以，去年的IMF总裁拉加德在会上就重申过这样的观点。所以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社会在G20、IMF、FSB这样的一些框架下作出了很多的努力。

对于脆弱的经济体来说，应该积极的推动结构性改革，优化经济和进出口结构，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各国的政策当局，还应实施恰当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的波动与跨市场的风险传播进行宏观的逆周期的调节，防范系统性风险。

第二，关于中国的跨境资本以及政策框架。受全球跨境资金流动格局的影响，本世纪以来中国的跨境资本也呈现两个阶段的格局。一般跨境资本的流动规模，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般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之中的非储备性质的金融与资本帐户流动的规模来表达。2000-2014年的上半年，中国的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双顺差，所以在那个时期导致我们外汇储备规模快速的上涨，所以在那个时间资金大规模的流入到中国的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之前，直接投资流入的量比较大，到金融危机以后证券投资、外债等形式的资金开始占比提升。

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下半年以后，中国的经常帐户仍然是顺差，但是资本与金融帐户出现了逆差，出现了跨境资本的流出，而且资本与金融帐户的逆差大于经常帐户的顺差，所以大家所看到的，我们的外汇储备一直在下降。本世纪以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格局与全球跨境资本的格局是在时间上非常一致的我们在看待中国跨境资本的时候有两个因素值得考虑。

一个是我国市场主体持有的境外对外资产增长速度比较快。因为以前中国的对外资产基本上是由官方的外汇储备所形成的对外资产，我们的外汇储备积累了一个很大的量，它所形成的对外资产，原来官方外汇储备最高点，它持有的境外资产占整个中国对外资产70%多的比例。这些年来，官方的对外资产与市场主体持有的对外资产在发生一些变化，市场主体持有的对外资产在上升，官方通过外汇储备持有的境外资产在下降，到去年的年底是一半对一半，50%对50%。

第二我们在观察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的第二个因素，就是中国的市场主体减少对外的债务，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前些年美元是比较便宜，美元的成本很低，所以中国的企业大量到海外借钱。由于近些年来美国退出QE的政策，并且逐步的加息，美元的利率在上升，美元的汇率也在走强。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内利率是在下降，中国国内融资的环境变得更加的宽松。所以市场主体在主动调整他的资产负债行为，他在归还外债，借人民币归还外债，借人民币买美元去归还外债，所以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的企业去外债的杠杆化的过程。大家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2014年年底，中国企业全口径的外债大概1.8万亿美元到了2016年的一季度是低点，变成了1.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企业去外债去了4000亿美元。大家从左边这张图里可以看到，这个是外币外债，刚才那个是全口径的。这个是外币外债，从9000亿降到7500亿，不过去年年中开始中国企业外币外债又在上升，也说明中国企业去外债杠杆化的进程已经结束。所以我再上面谈到，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的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市场主体更多的持有对外资产。

第二就是中国的市场主体持有的外债在过去两年中经历了去外债杠杆化的过程。

这是一张反映外汇市场形势的，我们把多个指标集中在一张图中反映的，这条曲线是美元指数的曲线，这里面包括有外汇的储备，蓝色的线是外汇储备，有银行结售汇差额和跨境收支的差额，我们把这些指标反映到同一张图上。2015年的12月份，美联储第一次启动加息，在2015年的第四季度美元指数上升了2.4%。所以引发了外汇市场一个高强度的波动，大家看2015年的12月份和2016年的11月份，外汇市场波动的强度非常高，多个指标都显示当时外汇市场经历了一场非常剧烈的波动。

到2016年的第四季度，美联储的加息升温加上美国大选的因素，美元的指数在这段时间里走得非常强，第四季度美元指数上升了7.1%。所看到的就是市场的波动在2016年第四季度，虽然美元指数只上升了7.1，在2015年第四季度美元指数上升了2.4，我们看2016年的第四季度波动虽然加强但是和2015年的第四季度比较，它的波动强度要弱得多。而且在此之后，市场的波动迅速的收敛，在今年的1月份和2月份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外汇市场是比较平稳的，我们已经发布了2月份的数字，2月份的外汇储备是增加的，2月份的跨境收支在经历了17个月的利差之后，2月份的跨境收支是正的19个月。所以这些数字表明，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在向一个均衡的状态收敛。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跨境收支仍然有个良好的稳健的基础，首先是中国经济处于一个中高速的增长的区间，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我们经济增长质量会更有效、更有质。

第二中国的经常帐户顺差保持在合理的区间，目前是2016年经常帐户占GDP的差是1.9%，而且中国仍然是境外长期资本投资在具有竞争力、吸引力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第四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裕。

这一节我想表达的观点，中国跨境资本的流动在本世纪初和国际跨境资本流动的格局是一致的，而且我们目前的跨境资本流动正在向均衡状态收敛，未来我国跨境资金的收支具有良好的均衡的基础。

接着这个问题我想谈一谈中国外汇管理政策的取向，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目前在外汇管理政策方面我们考虑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我们在制定和执行外汇管理政策中基础的考虑因素。

首先是坚持改革开放，支持和推动金融市场的开放，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

第二个基本点，防范跨境资本的流动风险，防范跨境资本的无序流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维护外汇市场稳定，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这是我们制定和咨询政策时考虑的两个基本点。

基于上述这两个原则，在外汇管理政策的取向上我们有几个主体的内涵：

第一个内涵，打开的窗不会再关上。今年年初我在结束第一财经记者的采访，我曾经讲了这样一句话“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第一财经的记者作为那次采访的标题。也有网友在那调侃，哪有打开的窗户不关上的，可能我用这样的一种比喻未必很合适，但是我想表达的态度是非常清晰的。中国的外汇管理不会走回头路，不会再走到一个资本管制的老路上去，我们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推动中国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在上个世纪末期我们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完全可兑换，在本世纪初以来，我们逐步实现了直接投资项下的基本可兑换，我们在可兑换的程度在逐步提高，但是在证券投资项下的可兑换是通过开放通道的方式实现的可兑换，比如说QFII、RQFII、QDII、RQDII、沪港通、深港通，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债券通和沪伦通它是通过渠道开放的方式推进的。这些中国已经实现的开放政策不会再我们手上推翻、拿回来，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我们要继续的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有序的推动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我们回顾一下2016年，我们即便是在去年，我们在推动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亮点。比如说企业可以按照全口径的跨境融资的政策决定你跨境融资的形式、额度和时间，比如我们开放了中国的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我们深化了QFII和RQFII制度的改革，我们弱化了QFII制度的额度限制，开放式基金收回时间的限制，以及QFII锁定期的约束，我们把这些政策大大弱化了。优化了沪港通，启动了深港通，这是去年一年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亮点。在资本项目的开放应该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情况和金融稳定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不同时期推动的重点、节奏、时机应该和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情况、金融市场的情况、国际市场的情况是相关的。我们说改革，任何形式的改革在任何国家的改革，我们不能仅仅只有目标，我们需要有一个达成目标的策略，我们不仅仅应该有决心，而且需要改革的磨砺。我们说推动资本项目的开放在不同时机节奏和时机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政策措施是构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市场的监管体系。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就是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预警和响应机制，丰富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箱。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所采用的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比如我们对远期购汇征收了20%的准备金，这是一个宏观审慎的管理工具。我们对企业的跨境融资实施一个宏观审慎下全口径的跨境融资的管理。同时在外汇市场微观市场监管方面，我们在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现行外汇管理政策的框架下，开展市场监管和市场执法，维护中国法律法规和外汇管理政策的严肃性，维护一个良性、健康、稳定的外汇市场的秩序。所以，我们在微观市场的监管方面我们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原则开展外汇市场监管，在政策执行方面如果我们国家发展规律、现行的外汇管理政策是这样规定的你不去执行，那么这样的法律法规和外汇管理政策有什么样的意义？当然说其中的一些政策在未来是需要面临改革的。但是现在的政策框架是这样的，我作为政府的执行部门，目前我只能按照现在的政策框架来进行管理。

第四项是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增强汇率的弹性。我们一直按照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汇率政策的规则性、透明性和市场化的水平。

第二个要点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基本稳定，维护市场预期的稳定。尤其是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同时我们会根据国际外汇市场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增强汇率的弹性，保持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之中的功能。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也看到，人民币汇率在双向的波动中保持基本稳定，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看到的，人民币对一篮子波动是折服波动，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也是呈现有升有贬的双边的波动。

第三个问题，谈一谈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我想今天来讨论，这是我今天想给各位，尤其外国朋友到中国来，要给大家讲的很重要的问题。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的增长，什么叫快速的增长？去年增长了40%，在此之前的那几年，基本上增长的幅度都是在百分之十几，当然说总体而言这是一件好事情，它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和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实现一个互利共盈、共同发展的格局，总体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那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毫无疑问有个宏观的背景，比如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对外战略的实施和中国的简政放权，有这样的背景，这种增长总体而言有益于经济增长，对外直接投资有益于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实现互利共盈和共同发展。

但是我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了，投资有很多不理性、很多异常的投资行为。同志们，对外投资在高位基础上，去年一年增长40%，有很多非理性和非常异常的投资行为。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钢铁厂去买海外的一个影视公司，在中国一个开餐馆的在海外收购了一个网游公司，这类的现象，大家知道去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收了多少足球俱乐部吗？你们可能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一部分，我只是列了其中一部分。如果说这些足球俱乐部的收购有利于促进提升全球的足球水平，有利于提升中国的足球水平，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有很多的企业在中国的资产负债率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他再借一大笔钱到海外做一个很大的收购。还有一些纯粹的是做假的，他在直接投资的包装下转移资产。我们中国政府一直鼓励中国的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参与对外投资，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变得更加健康一点、更加有序一点，不仅对中国有好处，对投资的目的地国也能带来好处。在过去的几个月，对外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市场主体也在逐渐的回归理性，关于对外投资快速的增长，我们大家应该说记忆犹新，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日本不也是走过这样的过程吗，当时不是说要买下美国吗。我们觉得这样的经验教训并不遥远。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走出去，走得快不等于走得好，走得稳才有可能走得好。

我觉得在座很多都是企业的高管，你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曾经在商业机构工作过，我也做过并购，我觉得对外投资和并购像一束带刺的玫瑰，必须要小心经过充分认证，有时候像沙滩上捧起的沙子，看上去抓住了，但是最终会从你的手上滑落。

来华直接投资，2016年这是贸发组织的报告，它在全球排在第三位，新兴市场排在第一位，而且来华投资的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善，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中国庞大的市场潜力，我想中国仍然是一个对长期资本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对外投资政策方面，我们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所以我们在对外投资政策上，国家管理部门对外投资的基本原则、企业主体、国际惯例和政府引导，所以在外汇管理政策上我们支持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对于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这是我们改革开放近40年来整个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习主席在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论坛讲得很清楚，中国将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在外汇管理政策方面，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基本可兑换，资本金可以意愿兑换，你在增资、减资等等资金汇点和支付不受限制，这里前期炒得比较多的，关于外商企业在中国赚取的利润是否可以汇出的问题，外商企业在中国赚取的利润可以在中国再投资也可以汇出，但是你在进行汇出时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这种条件第一要按中国《公司法》的要求弥补前年度的亏损，要有一个董事会利润分配的决议，要有一个经审计司审计的报告，要有一个在中国完税的证明，你只要满足这样的一些要求，你的利润汇出不存在障碍的。

各位来宾，这四个条件过分吗？这四个条件也不是现在的条件，是一直以来都有的。这四个条件有一条是过分的要求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说你在银行办业务的时候，还需要进行常识性和逻辑性的审核，比如说你在关联企业之间是不是通过价格在转移利润，还要进行这方面的审核。

第四个问题关于中国的债券市场，近些年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比较快，品种比较丰富，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这是债券市场TOP10，到去年的第三季度的TOP10，中国债券市场排在全球的第三位，到去年年底大概是9万亿美元。但是中国债券市场中境外投资者的持有份额相对较低，这是在亚洲几个国家之间的比较，用国债的持有份额，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的国债大概只有3.9，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所有债券的比例只有1.2，我们觉得中国的债券市场有很大的开放的潜力。作为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组成部分，我们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丰富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功能，从原来的支付结算的功能要逐渐的丰富具有投资、交易和储备的功能。满足国际投资者对于人民币资产的要求。所以，我们在稳步的推动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是境外机构到中国来发行债券，我们叫熊猫债，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行了600多元人民币的熊猫债，各种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国外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都有发行这个熊猫债。第二个维度我们开放中国的债券市场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进行投资和交易，到去年年底境外投资者400多家，投资余额8000多亿，去年一年增加投资者100多家，增加投资额度是1500多亿。为便利境外机构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发行熊猫债，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比如说发行管理、信息披露、信用评级、会计审计政策方面，我们要不断的优化这些方面的政策框架。同时，为了便利进一步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去年一来，我们在放松债券市场的准入管理、取消额度的限制，丰富风险的对冲工具、便利跨境资金的汇兑，从去年以来，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很多政策的框架便利投资者投资中国的市场，在这些方面我们做了大幅度的改革。

下一步我们会在进一步完善中国债券市场有关的法律、会计、审计、税收、评级等政策，丰富外汇风险的对冲工具，创建更加友好便利的制度环境，同时要推动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跨境合作，加强与境外投资者的沟通交流，进一步增强市场的透明度。

最后中国债券市场持续的发展，以及基于国际规则的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国际上的几个主要的债券指数的供应商也表达了一个兴趣，把中国的指数纳入到观察的名单或者是正在考虑之列，在今年的3月份，彭博公司推出了两支包含中国市场的债券指数，今年6月花旗银行有个宣布，把中国的债券市场纳入三项新兴市场和区位型政府债券的指数，所以将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国际主要的债券市场有利于全球投资者配置债券市场。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家看这张图可以看到，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非常的充裕，到上个月底是3万亿多一点，在国际经济体之间比较，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是最高的，而且和第二名之间差得很远，中国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28%，到去年年底。一个国家持有多少的外汇储备算是合理的水平？国际和国内都没有统一的标准，需要综合考虑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经济开放的程度，利用外资和国际融资的能力，以及经济金融体系的成熟程度等等，所以无论以传统的指标衡量还是以几年前IMF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新型的指标衡量，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非常充裕的。

最后一张PPT，我国的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坚持安全、流动、保值增值的原则，进行审慎、规范、专业的投资运作，优化并动态调整投资组合和投资策略，同时我们尊重国际市场的规则和惯例，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第二点，我们在每个月的7号发布到上个月底的外汇储备余额的变动数，影响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动主要是三个因素：第一个是汇率的折算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的，所以非美元的外汇储备要折算成美元，所以汇率会对它产生影响，每个月资产价格投资的债券、股票等等的资产价格也在不断变动，所以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的变动是影响外汇储备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是多元化运营，比如我们设立的丝路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中非基金等等，这些钱从外汇储备里拿给他们的钱，要从我们对外公布的外汇储备中扣除。第三个是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

所以，中国无意通过货币的贬值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是习主席在达沃斯论坛向世界承诺的，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需要。对于人民银行向市场提供的外汇流动性，我们现在向市场提供外汇流动性旨在防止汇率的超调和延长效率，维护市场的稳定。我们现在做的是向市场提供外汇的流动性，而不是用人民币从市场买这个美元，正好方向是相反的，所以中国在保持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做法，对国际社会是有利的，有效避免了人民币汇率无序调整所产生的负面溢出以及主要货币竞争性的贬值。

各位来宾，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同时，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防范跨境资本流动过度的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我们的双重使命。始终基于开放的态度与市场沟通，我准备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也会邀请一部分在华的外资企业到外汇局开一个座谈会，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建议，在座有很多国际知名企业的领导人和国际知名的学者，我也希望未来你再来中国时邀请你到外汇局作客，给我的员工做做讲课。

谢谢大家。（以上实录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未经演讲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