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宁︱你的敦煌，他们的δrw’’n

飞机舱门缓缓打开，极干燥的空气进入机舱。瞬间就让嘴唇有了干裂的感觉，深吸一口气，尚未适应的咽喉竟然立刻开始发痒。我刚刚花了接近三个小时，飞越了一千五百公里的路程，从西安来到敦煌。

座位靠窗，近年中国雾霾严重，飞机舷窗向外望多半是灰蒙蒙一片。然而河西走廊人烟稀少，湿度极低。纵使当天甘肃南部到陕西都遭遇了早春罕见的降雨降雪，但是一到河西走廊上空，水汽不足的干冷空气几乎连一朵云都无法支持。南侧巍巍祁连山上的积雪，是目力所见唯一标识这片土地有水存在的证据。

古人说“春风不度玉门关”，3月中旬的敦煌显然尚未从冬天苏醒。这个季节，江南早已草长莺飞，岭南都要准备入夏，就算是华北，早春的花朵也含苞待放了。然而敦煌的地面上仍然没有返青的痕迹，缺乏遮掩的灰褐沙土就是这个季节敦煌的主色调。同行的朋友早就听说敦煌杏品质上佳，询问出租车司机王师傅是否能买到有名的李广杏，王师傅被逗乐了：“花都没开呢，哪来的杏，9月份再来就有了。”

敦煌春季常见的大风天让我碰上了，凛冽的凉风扬起了漫天的沙尘，随便看了一下手机，空气污染指数高达473，主要污染物是pm10颗粒。王师傅倒是挺乐观：“敦煌就是沙子多，不过你们内地的雾霾是没有的。”

同为沙漠绿洲中的城市，与新疆的哈密、吐鲁番比起来，敦煌绿洲面积小得可怜。尚未完全化冻的党河水量不丰。敦煌市内将党河水筑坝拦截，形成沿河景观带，这才给这座干渴的城市增添了一丝氤氲之气。自然对敦煌非常吝啬。就算对敦煌气候条件之恶劣早有预计，但实地见到这番场面，江南长大的我仍备受冲击。

如敦煌这般条件的城市，在现代中国往往深受国企倒闭、产能落后、资源枯竭、百业凋敝之苦，相距不算太远的玉门甚至已接近废弃，居民整体搬迁。然而敦煌却欣欣向荣，王师傅的一对儿女在外地读书后都打算返回敦煌，西安兰州的花花世界对他们的吸引力并不算大；街边随处可见的川菜馆昭示这里生活着大批四川来的外乡人；饭店价格不说高过北京上海，能压过西安一头是肯定的——一盘不见肉腥的“驴肉黄面”售价十六元。

这是一座“祖宗赏饭吃”的城市，当下敦煌相对甘肃其他地区较为富足的生活，并非源于自然禀赋或是国家投资，而是先民最为慷慨的馈赠。

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并非中原故地，传统说法认为，今天的河西走廊在先秦时期本是月氏部族游牧的场地。后为匈奴所据，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不断向西扩张的汉帝国在河西击退了匈奴，统帅正是年轻的将军霍去病。大批汉朝军民迁入河西屯田，自此河西走廊永久性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虽然河西走廊先后被匈奴、鲜卑、吐谷浑、羌、突厥、回鹘、吐蕃、党项、蒙古等游牧部族侵扰甚至统治，但从内地向西迁徙的汉人始终占据了河西走廊人口的大多数。

敦煌已是汉文化波渐的极西点。从兰州出发，沿着黄河支流庄浪河谷溯流而上，翻越乌鞘岭，就正式进入了河西。这道山岭貌似艰险难越，实际却是逶迤千里的祁连山的一个难得的小缺口。古代的丝绸之路从乌鞘岭通过后折向西北方向，现代的兰新铁路、312国道亦然。河西之地气候干燥，南高北低，所有河流均发源于南侧的祁连山脉，在浇灌走廊里的田地后尾闾最终消失于荒漠之中。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条永远流不进大海的河流在极旱的河西形成了一个个小小的绿洲。河西诸城就沿着一条从东南伸向西北的轴线，在有水源的地方分布。

河西走廊的东起点是凉州（武威），随后渐次经过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狭窄的走廊变得宽敞起来，北侧为瓜州、南侧就是被恰如其分地称作沙州的敦煌，再向西，越过莫贺延碛就是属于西域的伊州（哈密）和西州（吐鲁番）。连绵几百公里的莫贺延碛沙漠是甘肃和新疆的天然屏障。东侧的绿洲是汉文化抛向西北的一条细线，西侧则进入了各种文化交汇的西域地区。历史上不乏有人穿越莫贺延碛抵达对面，但是总体而言，在多数时候，东西两侧的主体人群不同才是常态。

敦煌？δrw’’n？

“敦煌”第一次出现于汉文史料，是在司马迁的《史记》。“敦煌”也写作“燉煌”，这个略带神秘感的名字，即便对汉朝人来说也有些难以理解。东汉应劭把“燉煌”解释为“燉，大也；煌，盛也”。这一解释从此时开始成为“敦煌”含义的标准答案，为后世各种《地理志》所采信。

然而细究起来，“燉，大也；煌，盛也”却是一个让人疑窦丛生的解释。以中国人一贯的命名习惯，将边陲小邑冠以“大”、“盛”，近乎不可思议。就算在敦煌辉煌顶峰的唐朝，唐人也只是把这座距离西安一千五百公里的边鄙城市称为“沙州”。如果说“煌，盛也”还勉强说得通的话，“敦，大也”则像一个解不出题的考生病急乱投医的产物。

当然，中国难以解释的地名很多，甚至连“姑苏”、“无锡”这种闻名遐迩的名城也未必能解释清楚。但是敦煌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光有汉语名字，也有其他语言的名字。

Θρoανα（Throana）是希腊人给敦煌的名字，出生于埃及的希腊地理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在成书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的名著《地理学指南》中，提到了这座华夏西极的城市。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希腊移民最东到了被称作巴克特里亚的今阿富汗一带。时光荏苒，移民变成了遗民，但他们对东方的了解，仍然通过种种途径传回了西方的亲戚那里。

Θρoανα显然不会直接来自汉语“敦煌”，更不会是希腊原产。幸运的是，一项百年前的发现，可能可以揭示Θρoανα与敦煌的来源。

位于莫高窟17窟的藏经洞就是散落各处的几万卷敦煌文书本来所在。我到时正值敦煌淡季，游客稀少，17窟空空荡荡，一尊泥塑面容安详地端坐于矮坛之上。这里原本是河西都僧统洪辩和尚的精舍，后来是他的纪念影堂，泥塑正是和尚本人形象。背后则绘有双树壁画，让人想起洪辩和尚之前一千多年，释迦牟尼也是于娑罗双树间进入般涅槃的。但是洪辩和尚恐怕没有想到，他圆寂两百年后，影堂竟然成为了数万卷典籍的安身之所。

藏经洞很小，小到让人难以想象当年这几万卷书到底是如何堆放于此的。自从藏经洞被发现，敦煌文书星散四方，更催生出敦煌学。不过这里所要提到的发现，虽然出自敦煌文书，却并不是在藏经洞里发现的。

敦煌境内的烽燧遗址随处可见。在机场进入市区的道路上，就能看到高耸的烽燧。这些千年前用夯土堆砌的坚固建筑，碰上敦煌几乎不下雨的气候，让人觉得只要稍加整修，一座新的烽火台就可以投入使用。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以西九十千米处、玉门关外的一处烽燧里，发掘出了一批粟特文书写的信件。粟特人的原乡在今天的中亚，尤以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为中心。这些粟特信件的寄件者是生活在中国的粟特人，而它们本来的收件人，则是在粟特故土撒马尔罕的亲人、头领。

在这些信件中，“敦煌”被写作δrw’’n（Thurwan）。和敦煌的早期居民月氏人一样，粟特人也属于印欧人，甚至可能同属伊朗民族。根据英国伊朗学家哈罗德·贝利的说法，δrw’’n可能意为“安全的住所，围墙”，乃至和印欧远亲、欧洲语言中的fort、firm有关。

这种解释是否完全合理，尚有可商榷的地方。但在漫长的岁月间，河西西段的敦煌确实给无数东来西往的行旅人提供了庇佑之所。而这些来往敦煌的人，又为敦煌创造了受益至今的宝贵财富。

公元1528年，明嘉靖七年，明朝关闭嘉峪关，废弃敦煌。将敦煌民众内迁至甘州、肃州之间。这可能是自有汉以来敦煌第一次变成旷无建置，无人关心的野地。自此近两百年，敦煌作为城市衰亡了下去。

清朝于1723年设置沙州所，新的敦煌开始诞生。这座很快发展成沙洲卫、敦煌县城的城市，比原来的敦煌向东北方向挪了不少距离，已经不是原来那座辉煌了一千年的敦煌城。

王师傅坚持说敦煌人大多来自陕西：“敦煌啊，以前就是发配犯了错误的人的地方，人大多是陕西来的，我们家就是，在敦煌八代了。所以敦煌人说话像陕西，不像甘肃。”

然而历史事实却和王师傅的经验之谈有所抵牾。新敦煌的绝大部分人口来自于从甘肃各地征调来的民众，并无多少人来自陕西。

今天的敦煌历史是断裂的，明朝的大内迁和随之两百年的无建置使得清朝以后复建的敦煌无论从地理、人口、文化上都和古代的敦煌缺乏连续性。万幸的是，我们还有莫高窟、榆林窟、敦煌文书和烽燧，敦煌的历史才不至完全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