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丘彦明：从《联合文学》总编辑到荷兰田园生活

【编者按】丘彦明女士的新书《人情之美：文学台湾的黄金时代》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因缘巧合有这么一个稍显匆忙的访谈——其实叫闲谈更合适。不过幸好受访人丘女士善谈，而且很有条理，所谓“出口成章”大概就是这样子吧。丘彦明曾任台湾《联合文学》执行主编、总编辑，现居荷兰，从事写作、绘画，养花种菜，“小日子”过得优哉游哉的，读她的《浮生悠悠：荷兰田园散记》《荷兰牧歌：家住圣·安哈塔村》等，无不羡慕她恬淡自在的生活。而这个采访给编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她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朱光潜先生曾说，“慢慢走，欣赏啊”，大约就是这种心态。访谈内容较长，分两篇刊出。此为上篇。

丘彦明与自己培养的牡丹花。（本文图片均由丘彦明女士提供，谨此致谢。）

澎湃新闻：您的祖籍是福建上杭，能否请您谈谈您的家世？

丘彦明：我们老家是在福建上杭，客家人。红军成立最早也是在那一带，听说朱德住过我们家。但这是传说。我爸说，当年祖父是家乡最有钱的人，当地大族。我祖父曾在南昌做生意，做得很大，庐山会议老蒋开会所有烟酒杂货都由我们家供应。丘复是我的伯祖父，和丘逢甲同科举人，跟柳亚子均为南社的一员。当然我们最早是河南商丘人，五胡乱华的时候南迁，族谱记载最早的祖先是姜子牙。因为姜子牙封于丘，便是“丘”姓的由来。

我父亲是福建音专毕业的，民国三十六年到台湾，就是1947年。台南县县长的主任秘书跟我家有亲戚关系，父亲被邀请去那里工作。一开始是在台南县政府教育局，到了50年代，因为县长弟弟要创办一个中学，就邀我父亲一起，在那里当总务主任，教国文。小时候我最“恨”父亲的一桩事情是，他非要自己教我国文课，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你想想那种情形——别扭。有一次他叫我起来背书，我背不出来，好尴尬，很有压力，我希望他避开我，让别人来教。

我在台湾新营出生，本来小学也是划区，我们家靠近农田，很多同学都是农家子弟，当时台湾经济并不好，他们大都打赤脚上学，只有我穿皮鞋上学，总是被欺负，他们总是拉我辫子，拿石头丢我。

嘉南平原那一带产甘蔗，兴办糖厂，糖厂为员工福利附设了小学，每年对外会招很少几个转学生，所以升二年级时，父母让我去参加了考试，转学成功。

在台糖公诚小学读书时的丘彦明和妹妹、弟弟。

当时台湾恶性补习很严重，上完课继续在学校补习，为的是考上好的中学。一般小学生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每天带两个饭盒，分别作为中餐、晚餐，一直念书到晚上十点才放学回家。只有糖厂的那个小学没有恶性补习，傍晚五点就放学。我爸是个很另类的人，学校有时候功课多，他却规定我做到九点钟一定得上床，做不完也要去睡。我功课没做完，不肯停下，哭说，做不完会挨打。我爸就去学校，教育老师说为了儿童健康成长，应该少布置一点功课。从此，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会说，今天我们的功课就是这些，丘彦明，你这个、那个不必做。令我完全无地自容。（笑）

我母亲是莆田人，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从我外曾祖父、外祖父，到我舅舅，每一代家里都有一个人是牧师。我外祖父曾经就读金陵大学神学院。我父亲年轻时是无神论者，老年后为了报我母亲的恩，前去受洗，但他几乎不去教堂。

母亲1949年从福建师专毕业，当时我的叔公在台北师专，现今的台北教育大学当校长，后来成为东海大学的校长。当时台湾教员的薪水是大陆的两倍，叔公劝我妈去台湾工作，考虑家里还有几个弟弟需要读书，家庭负担重，我妈就接受了台湾学校的聘书。上船的时候说，母亲对弟弟们发愿：我到了那边再把你们接过去。上了船以后就彼此分离了，我们跟外婆、舅舅相隔四十年才再见面，已是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

台南新营原是台南县政府所在地，台南特别注重教育，本是一个小镇，现在扩展成新营市。我们曾经长期住在我母亲宿舍里头，因为母亲做主任，所以分房总是第一批，而且分得很好。我们家窗户望出去就是嘉南平原，一望无际的稻田。我母亲在新营家职教书，学校分初中部和高中部。台湾沿袭日本传统，女孩子在家政学校念书就能嫁一个好丈夫。后来随着观念的变迁，家职不流行招不到学生，改成新营商职——商业学校，可是后来也不行了，开放招男生，变成了新营商工。我母亲是高中部的数学老师。

丘彦明一岁时与父母合影。

我有个姨妈曾任北京的民族交响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有个舅舅在美国担任教授，很厉害，研究阿兹海默症，得了奖，2000年获阿兹海默奖一百万美金，他把奖金全部捐作研究经费。我的弟弟是台大精神科医生，曾被《商业周刊》选为台湾百大良医。

澎湃新闻：那您是在您父亲那所学校读中学咯？

丘彦明：小学保送上中学，就是我爸办的学校——南新初中。

小学时期参加很多比赛，到了中学更变本加厉，代表学校南征北跑，演讲比赛、朗诵比赛、作文比赛，大家都以为我是全才，连我没学过的国画也让我去比赛，美术老师因而特别辅导，教我画菊花，还有西洋画比赛、钢琴比赛……校长室大半的奖杯是我扛回去的。（笑）初中像个陀螺一样在转，一刻都不停。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升完旗以后，校长就叫我上台演讲，说这样参加演讲比赛时才不会紧张。唉！当年觉得自己简直太可怜了，本来内向安静性格的我，被迫显得外向且侃侃而谈，没办法，都是磨练出来的。

毕业之后，要考高中。台湾最有名的女子中学是台北第一女中，另有北二女中、台中女中、台南女中、嘉义女中、高雄女中等，都是很好的女校。一般同学就近报考台南女中。我爸说我们要考就考最好的，考上了台北一女中。离开家，住在学校外面。

校长江学珠女士，一个了不起的教育家。我做笔记的习惯和本领就是她教育出来的。每周一早晨的周会，她要求全校学生用开学发的一个小本子，把所有师长讲的话，和讲座请来的人的演讲，快速笔记下来，学期末还要评选。训练了三年，所以我速记快、字迹漂亮。

北一女课程，除了必修课，还有家事课，教我们缝纫、烤饼干、做饭。我们学校条件好，有很先进完善的厨房设备。虽然是要考大学的女中，音乐、美术、体育、军训、生理卫生等科目都要上、要学的，是全面性的培養教育。

不是任何同学喜欢音乐就可以进乐队的，一定得是全班的前五名才能进入候选名单。全班前十名才能去征选礼仪队，要是个子矮，那也没法进。运动员也一样，一定要学习成绩多少名之内才能参加。

到台北读一女中的时候，我才十五岁。毕竟全台湾精英中的精英都聚集在一块儿，成绩怎么能排前面呢，压力很大。

竞争厉害，同学在校每天假装放学回家后不念书，譬如有同学问：你昨晚几点钟睡的？可能听见回答：我昨晚八点钟就睡了，一点书都没读。（笑）当时我和一个新营的邻居都考上了北一女。高三的时候，化学课较难，她想说服我同去补习，我说要是去了会被同学笑话，她只好自己去了。结果回来跟我说，几乎全班同学都在那家校外补习班补习呢。（笑）才知受骗，原以为大家都在玩儿呢。第二天我也去了。

学校宿舍少，保留给像菲律宾、泰国等国的侨生住。我们台湾外地学生只能在校外租房子住。一位学姊介绍我去住妇女会的房子。妇女会是保护受家暴受虐待女子的机构，有房子供她们居住，剩下的床位就租给外地学生。我跟那些可怜的妇女有接触，才发现原来社会有这样残酷的一面，对弱势群体因此有多一份的关爱。

丘彦明的高中时代：剪规定的齐耳短发、穿北一女绿色校服。

澎湃新闻：大学为什么选读新闻系？

丘彦明：想当医生救国，高中毕业选择考理科，第一志愿是台大医学院，准备大学联考的最后一学期，我得失心重，很紧张，晚上不敢关灯，一定要放一本书在枕头边翻开着才能睡觉。结果考试考砸了。第二年重考，自以为没问题了，结果在化学作答的时候整个次序错了一题，分数掉下来，读医学系的梦破碎。后来，考到文化大学，文化大学没有医学院，只有植物系、动物系等，因为家政系跟营养相关列在理科，我就被分发到家政系去了，当然很伤心。

读大学的时候，还有很多过去小学、中学的家长和同学，以为我在台大读书。我一度也想过转学，大一结束那年，台大只有畜牧系招转学生，我不想读畜牧系；仔细想通了，觉得学校考砸，这一跤我摔得很好，而且早摔比晚摔幸运，只有摔下去才会知道怎么爬起来；要是进了台大毕业直接出国进修，一路学习走得太平顺，以后我可能什么挫折都过不去。

文化大学创办人是张其昀先生，为学校聘请到不少大师，如：钱穆、牟宗三等学者都是他请来授课。

家政系是我不肯继续念的科系，不转学，但我决定必须转系。研究后认为国文、新闻、建筑系师资课程都很好，也是我兴趣所在。大一国文老师力劝我转国文系，但我喜欢画画，转建筑系成为首选，但那年建筑系不收女转学生，新闻系肯收，我就参加甄试转过去了。为什么没选国文系选择新闻系呢？如果说自己是国文系，人家会说又不是台大，也不是师大，每家大学都有国文系。读新闻系就不一样了，当时各大学中除了政大，只有文化大学有新闻系。何况国文系有几个教授对我很好，我觉得自己可以私底下到他们家请益，这样两边可以兼跨。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在乎那种能够说出口的优越感，虽然那时虚荣心作遂，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不后悔。

文化大学新闻系学生办报纸，实习报叫《文化一周》，每周都要采访编辑，其他专业课程也有趣，聘请的教授都是新闻界有名的前辈。但，后来别人问我大学选专业的事，我会劝告他们有志新闻传播工作，尽量不要选读新闻系，因为实践太多，理论太少，最好去选历史、中文、经济或其他科学，再选新闻做为辅系，这样专业能力会更强一点。自己是过来人，后来在记者、编辑工作上比某些同事辛苦，因为要多花时间学习历史、中文和相关的专业理论。

文化大学时代的室友，右起：丘彦明、邱莞美、吴玥玢。三人至今仍维持亲密友谊。

大学四年级，一位学姐出国，希望我顶下她在广告公司的职位，我便进了美商格兰广告公司，担任广告撰文与公关，毕业后继续在广告公司工作。一年后，《中国时报》第一次对外公开招聘记者、编辑、编译，我考取了，自己挑选担任编辑，后被派任记者，采访台北市政建设新闻。经一年，心思改往学术界发展，返回文化大学新闻系担任助教；一年后的夏天，考取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攻读，也考入《联合报》，进入副刊做编辑，白天上课、傍晚进报社开始工作至半夜。三年后，顺利取得硕士学位。

澎湃新闻：您很年轻就做到属于联合报系的《联合文学》总编辑，为何会放弃许多人羡慕的工作，出去留学？

丘彦明：我在联合报系的《联合报》副刊及《联合文学》，总共工作了十年，其间曾到美国游学，去哈佛、柏克莱大学图书馆去了解汉学；又跑到欧洲自助旅行，发现自己非常喜欢欧洲。

旅行结束，我反复思考得出结论：我做编辑一定会做很好的编辑，一辈子不愁没有工作。可是我真愿一生做编辑？是不是该趁年轻单身没负担，试试看还有没有更过合我人生的道路？

想清楚后，我决定给自己两年时间辞职到欧洲游学，不一定要拿学位。

《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看到辞呈，找我去，说，你要出国读书，可以留职，我给你奖学金。我感谢回答，他的大儿子当年留学美国，也是勤工俭学。我很羡慕那些留学生，在外面打工，感受在外国靠自己打拚成长的不易；希望他成全我的梦想。再者，若收了奖学金，会有心理负担，觉得自己一定要回来才行。不过，哪一天如果我想回新闻界工作，报社仍乐意用我就感激不尽了。

王惕吾先生蛮喜欢我的，想了想，说，这样吧！我给你个纸条——他的外孙女在欧洲。讲完低头直书，纸条是写给外孙女的：“丘阿姨在欧洲，万一她有什么困难，你帮她。”我读了字条很感动，细心的把它收起来，笑道，我不会去找心怡，可是这张字条我会永远保存。（笑）正因为如此，我与联合报有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

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1983年给丘彦明颁“联合报模范记者”奖。

澎湃新闻：怎么想到去比利时学油画呢？有何心得？

丘彦明：为什么会申请去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学习油画呢？当时我表哥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念新闻博士，建议我去那儿，他和表嫂可以就近照顾。布鲁塞尔是讲法语的，我不会法语，他说我先帮你拿语言学校的入学许可，你先读一年法语，再申请研究所。于是我辞职了，表哥帮我办妥比利时签证。

前一阵子有个台大退休教授跳楼自杀，引起很大的关注。他是一个法国人，中文名字叫做毕安生。他是我的好朋友，记得第一次见面，他看着我笑，高兴喊道：“我的butterfly。”从此叫我butterfly。

我确定要去欧洲的一个月前，他说：“我正好有一个party，为你饯行。”我和毕安生认识是因为影评人焦雄屏的关系，她是我很好的朋友，半夜常打电话；有次下雨，不甘清凄，两人从半夜十二点讲到早晨六七点，天都亮了。

我在毕安生办的Party上话不多，有个法国男子看着我，问毕安生，这就是丘彦明吗？她为什么要去比利时？我回答，因为比利时给我签证。他点头说，我觉得你应该去法国，尤其应该去巴黎。我笑说没有签证啊。他说你明天来我办公室。第二天毕安生骑摩托车载我去了法国领事馆，当场得到一年自由出入法国的签证，我好高兴，打电话给好友郑树森，兴奋地说：“我要改去巴黎了！”语气得意。郑树森说：“丘彦明，你不可以去巴黎。”我吃惊问：“为什么？当然要去巴黎！那是艺术之都！”郑树森说：“你去巴黎就‘死’了，巴黎是《欧洲日报》的所在地，《联合报》在美国办《世界日报》，在欧洲由王惕吾的女儿王效兰办《欧洲日报》，你去巴黎肯定又被抓去报社，到时候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连法文都学不好。”言之有理，我听劝按原计划飞到布鲁塞尔去了。

可是这个法国签证，给我很多便利，让我那一年几乎可以每周都去巴黎，把巴黎差不多走遍了，看美术馆简直看疯了。反正学生票廉价，搭着火车去，坐着火车回来。

念了一年法文之后，准备去鲁汶大学攻读传播博士，这个时候我这个天才表哥又来了，告诉我皇家艺术学院正在招生。

我从小就有绘画的基础，画过素描、油画、水彩，参加过各种比赛。在联合报工作时，有段时间我曾去一位西班牙留学回台任美术教授的画室学画。有几个美术系三年级的学生老在画室里转，那些学生自诩为将来的艺术大师，不屑学校的功课，见我画得好，就把我的画借去交作业，每次都得高分。（笑）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很有名气，吴冠中是那里毕业的，常玉是，席慕容也是。梵高在那里念过一年；另一位很有名的比利时画家René Magritte，在那里念了两年，我非常欣赏他的画。这所学校出了世界上很多好画家。这家美院原来完全是以训练绘画技巧为主，后来学校进了一批新的教授，包括从苏俄到比利时的画家，他们说只重技巧训练，培养出来的都是画匠，而不是艺术家。他们认为要培养艺术家，一定要加强学术方面的修养。新旧两派教授争战，结果新派胜利，学院教育走向：艺术技巧与学术并重。开设一些特殊的课程，增加学生人文的修养和科学的逻辑思考能力，譬如比较文学，比如艺术历史、西洋哲学、音乐史、逻辑学、人体解剖学等，全都是我喜欢的课程。

1989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油画大幅人体模特儿。

于是我填了报名表，送去作品报考油画系。不久通知考试，方式很奇怪，每天八点钟进画室画画，画人体、石膏像、静物，素描、水彩、粉笔、油画都行，一直画到下午五点钟，不限制你画什么，足足画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原来画室挤满考生，逐渐人慢慢走掉了。最后一天只剩下二十多人。

教授评审团让考生把自己的作品收集起来，在各自身边摆开，教授们把画一张张看完，最终宣布所有人都录取了。原因是他们认为，要成为画家，首先最重要的是能够坚持。可是第一年下来，全班只剩下五个人，因为其他人没有通过学科考试。教授们的理念是：如果你只想画画，不想念书的话，那你也就不适合美院教育。

我老觉得中国人很厉害，特别会念书。自己才学一年法文就进美院，跟不上老师的授课，怎么办呢？我找了一个英文和法文很好的同学，挨着她坐，照着她的法文笔记抄在自己的本子上。下课的时候，我让这个同学用英文解释给我听，我随即译成中文速记下来。考试的时候我不能成句写法文，就把重要的字词写下来，老师就明白我努力了而且懂了。要生存，就得想方法，我考分因此得的挺高的。

第一年结束，全校举办公开展览，规定一年级生每人选展一幅，二年级生选二幅，三年级生选三幅，四年级生选四幅，结果系里教授们一致同意选了我两幅画参展。我在一年级的时候，每幅作业老师都给我班上最高分，同时是九十多的高分。油画系三位教授，都认为我值得栽培，其中一位希望我跟随他走超现实派，另一位想指导我画他的风格。

澎湃新闻：既然喜欢美院，学习又好，为什么会半途辍学？又为什么去美国一年后，改到荷兰长居？

丘彦明：我读到第二年，唐效完成博士论文，在ASM International找到工作，公司决定派他去美国，到AT&T在纽泽西Murray Hill的贝尔研究室参加一项共同研发项目。那时候我人在台湾，他打电话问我，你跟我结婚去美国？还是留在布鲁塞尔念书？当时我觉得，可以放弃所有的东西，但他的爱情最重要，他对我的感情非常纯粹，必需珍惜与回报。于是下定决心放下一切，带了几个箱子嫁给他，在美国呆了一年。

唐效进AT&T贝尔实验室才一个礼拜，就被安全单位拒绝在大门外了，因为他持的是中国护照，贝尔实验室分基础研究和机密研究等不同部门，唐效进的属于美国国家机密研究单位，岂能容共党国家的人进入。唐效伤心极了，怎么办？荷兰公司很好，跟唐效说，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申请荷兰国籍，变成荷兰人；二是返回荷兰公司工作。

面临如此重大的人生抉择，唐效很痛苦、很发愁，我告诉他，不论做什么决定，无所谓，我都会跟着他。

长考一整天后，他决定入荷兰籍。对于做科学研究的人，最大的梦想之一，是进入世界最尖端的科学机构与最棒的科学家合作。

在荷兰，通常外国人入籍要走几个月的程序，但面临这样特殊的情况，为了不耽误研究合作计划，公司立刻把唐效的入籍申请，以最快速度递交入外交部，转给女王签名，一个礼拜批准就下来了。唐效拿着荷兰护照重新踏进实验室。每次回想，我们总觉得这事很荒唐好笑，同样一个人，拿着中国护照和拿着荷兰护照，境遇却大不相同。

一年多后，与贝尔实验室的合作项目结束，由于美国毕竟还是科学技术研究最厉害的国家，唐效找机会去菲尼克斯（凤凰城）一家公司Interview，跟我说，我们去那里怎么样，每家都有游泳池。

这时我们的好朋友郑树森又出现了，说：“劝你们回欧洲，荷兰虽小却是我们一大群朋友的理想国，以后世界讯息流通会变得很快，不必担心科学研究会落后。回去回去，不要在美国！”

左起：丘彦明、李欧梵、郑树森、白先勇、张错、葛浩文。

我是为了唐效才在美国，但我大部分的同学、朋友、亲戚都长住美国，后来举办高中、大学同学会都在美国召开，就可想而知。陪唐效居住美国一年，我每天从早上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熟人太多了。又如，一位表姐非常疼我，一日三餐都要过问；我妹妹也早就定居美国，也三不五时要电话聊天，人情包袱太重。在荷兰只有唐效和我两人，很简单，很安静，不必操心人情事故。唐效觉得郑树森讲得有道理，决定为我返回荷兰。

回到荷兰，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来信，希望我复学。大概有十年，每年艺术学院都给我写信，问我回来要不要去念书。唐效让我自己选择，我考虑后决定放弃学位，既然当时选择结婚，做家庭主妇，就该是我今后最重要的志业。自己安慰自己：读一年有可能是梵高，读两年有可能是Magritte，读三年有可能是某某人，读四年有可能是……所以我读了一年半多，还有成为梵高和Magritte之间画家的可能性。（笑）因此，长居荷兰后我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过起了辛勤家务、莳花种菜植果树的田园生活。

澎湃新闻：您的心态一直非常好，这种心态是怎么来的呢？

丘彦明：由于家庭原因，我是个基督教徒，但我不上教堂做礼拜，感觉仪式感和世俗太重，加上有些传道人不是很纯粹地传布福音，而是彰显白己，我何必去听他们说教呢？很多人说，你还是应该去教堂，与大家一起增进对《圣经》的理解。可是我觉得那并不重要。我觉得宗教的情怀就是善，去帮助别人，关怀别人，不一定非要跟大家一起去关怀帮助别人，自己也能做到，所以我不进教堂，听任他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宗教情怀是很重要的，让人内心很平静。

还有一点，我脾气本来就好，不会骂人。朋友在鹿特丹有个房子，有人说会闹鬼，一次我去那儿睡到半夜，感觉有鬼过来到床边，吓得气喘不过来，记得传说驱鬼要骂，骂得越凶效果越好，我努力想了好久，不知道该骂什么，憋了半天，总算吐出：“你讨厌！”（笑）就这一句话，鬼就不见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