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春秋︱董家渡沙船朱家发迹史

从杨浦大桥到南浦大桥，黄浦江河道呈现了S形的曲折。南部凸出的端点，人称董家渡。

董家渡之名最早见于清嘉庆《上海县志》，溯其渊源，还须上推二百八十年。那是1523年（明嘉靖二年），上海知县郑洛书在这儿设了一处义渡，名为北仓渡，为当时黄浦江八长渡之一。后来一位姓董的浦东人，置了条可坐23人的大船来回摆渡，这便有了董家渡之名。另有说法因是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出生在这里而得的名。不过，据《华亭县志》《云间杂志》等文献，董其昌是出生在他家族世居的董家汇，就是今闵行马桥董家老宅，董家渡与董其昌看来没有什么关系。不管此名何来，一条石板大道将渡口与稍晚些筑的上海县城小南门连了起来，渐渐地就成了交通黄浦两岸的一大要津。

就在这儿，自晚清到民国初年，崛起了几个在上海滩甚至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家族，有朱姓、沈姓、陆姓等等，又都冠以“董家渡”三字，便使这个地名更加响亮。这些家族中又以出身沙船世家的实业家朱志尧(1863-1955）、朱季琳（1874-1952）兄弟家族最著名。

一支疲惫的船队

1861年(咸丰十一年)3、4月间，正是太平军第一次攻打上海的次年，战争硝烟刚散，就在天主教的复活节后第三、第四天，一支由大小8条船只组成的船队，靠上了董家渡码头，下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足有二三百人，一张张疲惫的脸上，都露出了舒心的笑容。除了少量的家什，从船上几乎没有卸下多少东西。

这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又为什么来到这儿?

这群人一共有朱、沈、陆、周、潘、姚、秦七个姓，就在复活节那天，他们离开了居住了一百多年的故宅—淀山湖边的一个名叫诸巷的小镇（今属青浦商榻）。迁移的原因是太平军东征引起的上海周边战乱。特别是上年8月西撤太平军在诸巷一带的那场突围战，混战中乱军对诸巷的劫掠，使七大家族下了迁移的最后决心，便在董家渡教堂环周购下了宅地，年底起各家都派人先来营建新宅。迁移途中，他们蒙受了无数的惊吓和极大的损失，出发时共有27条船，19条被乱军和土匪劫走，随身携带的金银细软和稍有价值的东西也被洗劫一空，还有10多个人丧失了性命。好在大部分财物早已陆续转移到了新居，因此，除了精神上受到惊吓外，财富损失尚没有伤筋动骨。

若问为什么选择董家渡为他们的定居地点，那完全是他们营生、信仰和董家渡的特点所决定的。自嘉庆年间起，当时上海的主要经济支柱沙船运输的驳运码头已从原先的十六铺，向南渐渐延伸到了董家渡。随着董家渡天主堂落成，一些天主教徒，特别是船民与渔民教徒便大多云集于此，使董家渡成为他们经济活动和宗教生活的中心。这七个家族都是业沙船运输的，又都是天主教徒，便很自然地将这儿作为迁移安居之所。

董家渡天主堂，又名圣方济·沙勿略堂，是中国近代第一座规模巨大的天主教堂，足可容2000人做弥撤。说起这座教堂，还有一段来历。天主教在上海的传播始于明末，1640年(崇祯十三年)，意大利传教士潘国光购下城内原潘家的世春堂旧址，建造了上海第一座天主堂，名敬一堂。清康熙、雍正年间朝廷禁止天主教，1731年(雍正九年)敬一堂被没收。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承认了天主教会传教权。次年，法国传教士梅德尔便在英国领事的支持下，称法军即将来沪，恫吓上海道宫慕久，索讨敬一堂。因该堂已改建为关帝庙，宫慕久便将董家渡濒江的一块15亩大小的土地作为补偿。该堂始建于1847年，1853年建成。一百五十多年中，因黄浦江岸线向江中推进，今天的教堂早已远离了江岸，但那时是临江而立的，在很远的江面上就可望见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这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建筑，由西班牙艺术家、耶稣会辅理修士范廷佐设计，主立面下部4对爱奥尼式壁柱，中部一对钟塔和旋涡式女儿墙，还有顶端三角形式山花，都表现了浓重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巴洛克风格，加上门侧和壁上的楹联以及大方砖地坪，反映了早期天主堂建筑中西合璧的典型特征。堂内4根各一米见方的大承重砖柱，宛如擎天巨手托住了简洁平滑、略呈弧形的堂顶，气势相当雄伟。该堂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是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也就是江南教区的传教中心，原在诸巷一带主持教务的传教士就是从这儿派出的。所以，这儿早就是七个家族心目中的圣地，

既是信仰圣地，又是业沙船的水陆码头，七大家族自然视这儿为理想的定居处了。

朱朴斋发了

自诸巷迁来董家渡的朱家共有三房，都是第三代朱洪昇的后人，各自分宅居住。后来，就以老屋墙体的颜色和居住地，分称黑墙头、白墙头和梅家弄。黑墙头家长是第六代朱朴斋（1828-1890），白墙头是他的堂兄弟朱厚斋，梅家弄是远房的再从兄弟朱万茂、朱万顺。三房都经营沙船，故又被合称为董家渡沙船朱家。

董家渡沙船朱家原有《江苏青浦朱氏金家庄支宗谱》，可惜已佚失于“文化大革命”中。据幸存的一些摘录，该朱氏出自“沛国朱氏”。其实，朱姓郡望，向无“沛国”，朱元璋定鼎大明天下之后，自忖出身低微贫寒，曾令史官查考家系所出，希冀能与紫阳朱氏大名人文圣朱熹挂点钩。然而，穷竭众史官之力，依旧茫然无获。一怒之下，朱元璋便据《蔡中郎集·朱公叔鼎铭》中“宋微子有子名朱者，由沛迁南阳，以父名为姓”句，以凤阳的古属，自立“沛国”郡望。又据传世的某些沛国朱氏谱本，有云崇祯于国亡时，遣四子分从东南西北出逃，向东而行的长子携的信物是朱元璋打天下时的胄甲。民国时代上海房地产大户叉袋角朱家的宗祠里，据说就供有这副胄甲。但这些说法，正史上是找不到根据的，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董家渡朱家世代口传在清初自苏北迁青浦，聚居于淀山湖西的丝网埭。时有一位寡妇信奉了传播才不久的天主教，被族人视为另类，便携了二子二女，被迫离群索居，于极艰难中将子女养大。其中一子，名叫文祥，便是董家渡朱氏的一世祖。朝廷禁教后，便成了渔民，浮家泛宅于淀泖震泽之间，躲避迫害，这大约是在第三代朱洪昇时。在游渔生涯中，朱氏渐而结交了同样因宗教信仰而抛弃田宅的沈、陆、潘、周、姚、秦六姓，相傍相倚，后来又一起定居于诸巷。

也在游渔中，朱氏他们由渔兼贾，捎带货物，贸易于方圆百里之间。代复一代，又渐而由湖而海。那时上海的沙船贩运正方兴未艾，沙船是一种适宜航驶于近海浅水中的大型木帆船，方头平底，分房舱、货舱，因空航时需装沙压重而名。起自宋末元初，至清代，大的上下三层，长四五十米，宽六七米，四桅，载重可达3000石(约240吨)。上海的沙船，主要将松嘉地区的土纱土布及江南的桐油等货北运燕辽，再带回产棉区亟需的粮食、大豆、豆油、豆饼诸物，获利极丰。于是，诸巷各姓也由湖而海，由亦渔亦贾而专事沙船运输，诸巷也成了淀山湖边一个相当富庶的镇市，这也是咸丰兵燹中迭遭乱军觊觎的原因。

别看沙船贩运得利甚厚，但小小的木船，凭仗几片帆篷，在变化无常的茫茫大海中，其凶险是非历其境者无法想象的。一船生命货物，也就是一生的命运，完全悬游于发丝之间。1855年端午节，梅家弄始祖的胞兄朱万利与女婿沈珍全分驾利泰、长茂两条四桅沙船，满载布纱驶往牛庄（今营口），当驶到今江苏盐城大河洋海面，突遭台风，顷刻之间，利泰号樯断帆裂，一阵巨浪打来，朱万利父子4人与14名水手伙计，连同满船布纱，悉没大海。

除了风浪，还有海盗之险与意外之惊。一次朱家的一条沙船因无风无浪，无法张帆行驶，只能泊于海上等风。水手们都下到舱内赌钱，突觉船身移动，船老大遣人探看，却打不开舱门。众人情知遇到海盗，急忙合力顶开舱门，只见船被一条三桅海盗船曳拖而行。沙船为防海盗，于首尾都装了几门前膛炮，出航时又都装上了火药。这时连取弹都顾不及了，顺手就将几串铜钱塞入炮膛，立即点燃引线，“轰”的一声，铜钱以霰弹状发出，杀伤力竟十分强大，那些海盗在冷不防之际多被击中，众水手又乘势执刀跃登盗船，尽歼海盗，还生俘了一人，总算逃过一劫。又有一次，朱家沙船又遇海盗，双方互射火炮，却因海盗船小而灵活，船速较快，难中要害，也幸而海盗船上的大炮火力也小，对朱家船只也无大损，只是摆脱不了，不久炮弹告尽，急切之下，将所运货物中的铁钉、铁圈、铁尺之物，装入炮膛，点火轰出，杀伤力反而远胜炮弹，使海盗人船都遭到重创，终于转舵逃去。还有一次，朱家一艘沙船到沪，直觉得舱中腥臭，且随卸货，气味愈重。待货卸尽，只见舱底突起了一个极大的鱼翅骨，表面已经腐烂。这时，伙计们才纷纷忆起，航行中曾觉得船身向上一掀，还伴有过一阵震荡，原来是这条大鱼作怪，幸亏这条鱼以翅刺穿舱底之后就扭断翅骨逃了，也幸亏这块翅骨紧紧嵌在破洞之中没有脱落，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朱家在发家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类似凶险惊吓之事，是很多很多的。

1853年朱大昌去世时，朱氏的沙船贩运基地也已转移到董家渡了。1861年，就由次子茂兴、长孙朴斋和侄子万茂、万顺率领家族，与其他六姓一起举行了对他们发展至关紧要的历史性迁移，成了董家渡的新居民。

不几年，朱朴斋崛起了。朴斋，名彦生，自幼丧父，是祖父大昌一手拉扯长大的。十六七岁起，就在叔父朱茂兴的船上帮助打理。后来自置了一艘沙船往来贩运，由于勤奋又善于经营，至光绪初年已为董家渡朱氏三房之首。那时朱家共有30多艘沙船，朱朴斋独占一半，在另一半中也占有不少股份。当时，打一条四桅沙船，约需银8000两，另以2000两作置货和沿途开销之资。至于雇请耆民(主持货物商务者)、老大(航运中主持船务者)、水手和伙计的工资，那是在销货后支付的，故一般以一条沙船一万两银子计算船主的资本额。此外，他还拥有一个造船工场和好些房产和地产，又独资开设了瑞康钱庄，与姻亲沈家等合资开设两家钱庄。拥有数十万两资财的朱朴斋，虽不能与诸如王庆勋、王庆荣、王庆模、郭长祚、郁泰峰等拥船百数的上海沙船业巨子并提，却也称得上大户，更因白手起家成为董家渡首户而得到社会普遍的尊敬，黑墙头朱家初露头角了。

天有不测风云

家族发展与沙船航行一样，常常充满了波折和起伏。

朱朴斋先后娶过三任妻室，元配与继配都出自诸巷世交沈氏，又都在生下一个儿子后去世；再继夫人马氏，生了四个儿子。1871年（同治十年），朱朴斋让长、次两子分房独立，又让长子伯璠帮助打理钱庄，兼理沪地陆上进货事；次子仲玙帮助主持沙船。出于传统观念，朱朴斋希望子孙能光宗耀祖，遂命三子志尧、四子云佐 （1865-1898）攻读举业，谋求仕途。

伯璠为人忠厚老成，又很早就辅佐父亲料理事业，故钱庄及沪地进货事务在他打理下井井有条。仲玙因父亲常常外出，外家又傍邻而居，继母难于严格管教，结果散漫成习，喜好玩乐。开始时在吴子贤等一些老伙计的辅佐下，尚能循规蹈矩，随着手中权力日重，渐渐故态萌露。1882年（光绪八年），他带了十多条船货赴牛庄，在那里玩乐挥霍挪用过巨，进货时发现短缺太多，自忖难以向父亲交代，竟与耆民、老大诸人密商欺瞒。挪用挥霍本来就有这些人的份，又是少东家提出，自然乐而从之，还帮着出谋划策。于是上下里手，在回程中竟将一条座庄大船自行凿沉，以海难欺骗老父。事隔不久，朱家最大的一条沙船“朱福泰号”，同样因船老大在牛庄擅将货款充抵积欠的嫖赌债务，空船返航，也怕交不了账，经与几个水手密谋，在烟台附近，将船弃于群礁之中，任其在激浪中撞碎沉没，伪称遇难向朱朴斋禀报；更可恶的是这个老大竟用千斤秤杆，将苦口相劝的耆民吴子贤一杆击杀，并将尸身浸在沉船中再捞起，制造了死于海难的假象。朱朴斋闻报，连惊带急竟至一病不起了。

正如俗语所道“祸不单行”，连续的人为海难之后，朱家又连连遇到倒霉事。先是宅后货栈倒坍，上百篓牛庄豆油，悉数没入泥中。数十年后，仲玙宅内的井中，打起的水上还漂着油花。接着宅中失火，大火竟引发了储放沙船防盗用的弹药库，不仅火势猛烈异常，更在连连的爆炸声中，弹片横飞，根本无法接近火场，只能拆去与火场毗连和接近的一些房屋，辟出一条隔离带阻止蔓延而已，结果房屋积赀损失大半。厄运接踵，人们对朱家钱庄自然失去了信心，瑞康很快在挤兑中倒闭，一些历年赊贷往来的老客户也都纷纷上门坐索，朱家濒临一蹶不振的境地。

奇女子力挽狂澜

历史确实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宛如朱家始祖文祥的寡母那样，朱朴斋的夫人马氏一肩砥柱，力挽狂澜。

马氏堪称是位奇女子。她也出身于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原籍丹阳，但一直随着行医的父亲生活在镇江。从小在文武兼能的父亲教诲下，习文练武，不仅晓经史、明医道，且谙武术，能在小腿上各绑10斤重的铅条，纵跑如常，还能平地蹦越两条相叠的板凳。太平军攻陷镇江时，她父亲已经亡故，便与母亲、幼弟，避战逃沪，投奔几年前先后离家去上海教会学校读书的大弟和二弟。她的三个弟弟，日后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特别是那位活了百岁的二弟，更是杰出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者，他们是马建勋、马相伯和马建忠。到上海后，将幼弟送入徐家汇教会学校，自己与母亲寄居在洋泾浜圣母院中。后来，由教友作伐，嫁与朱朴斋为妻。那时，朱朴斋继配去世不久，伯璠、仲玙都尚年幼，又刚定居董家渡，百事待理，千头万绪，亟需一个贤内助主持家政，抚育幼子，否则哪有精力去顾及沙船生意。马氏嫁到朱家后，精明强干，治家有方，保证了朱朴斋能全身心地搏击商海。

变故迭至，朱朴斋又一病不起，真可谓内外交困，连董家渡教堂的神父也以朱家欠债不还，违犯了教规第十戒“不贪人财物”而拒送圣体。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岂甘领受如此惩罚，马氏发愿每天必领圣体，便每天夜半动身，风雨无阻，驾了小船，由董家渡沿护城河（今中华路、人民路），到洋泾浜天主堂（今四川南路），领得圣体返回。卖去了大部分地产和沙船，又在姻亲沈家等帮助下，清理了急迫的债务，又合资改组开设了永业钱庄。再将志尧、云佐两个年方弱冠的儿子，交给弟弟马相伯、马建忠去闯世界。那时，马氏兄弟已离开教会，入幕李鸿章府中，为李大力推行洋务运动鞍前马后地奔波，马氏兄弟对这两个外甥也确实进行了悉心的栽培和提携。在马氏舅舅的一再嘱咐下，朱志尧他们特别注重学习外语，都有一口流利的法语，特别是朱云佐，英、法、日文，门门精通。1880年、1886年马相伯为筹办山东矿务和筹建国家银行二度赴美集资，1885年马建忠出使欧洲，都分别以志尧、云佐为随员。正是欧美之行，使他们大开眼界，特别是使朱志尧深深种下了学习外国先进科技、仿制各类机器的思想。朱云佐因外文的优势，还被推荐去山东矿务局和天津铁路公司任职。当时，云佐深得李鸿章的信任，甲午战争前，曾与姚子常一起接受密令，赴朝鲜调查袁世凯与朝鲜国王矛盾事，事为袁氏得悉，差点被袁捕杀，在一对美国夫妇的帮助下才逃脱险境。马建忠还介绍了仲玙与他的儿子鸣冈充任赴英国订购舰船的协办。1886年，马建忠任招商局总办后，又介绍朱志尧、朱云佐入局，当上了江天轮和江裕轮的坐舱，各承包一条船的客货运水脚（票价和运输费）。1889年，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筹建上海分行，经马氏兄弟和法国神父介绍，朱云佐被聘为首任买办。经马氏的这一番调度，朱家开始站稳了，但债还欠了不少。1890年朱朴斋临终前，拉着朱志尧的手说：“我给你们留下的不是银子而是债，不得不让你们兄弟放弃了考科举，爹爹对不起你们。但债一定要尽快还上，带好几个弟弟，把家撑起来。”

朱朴斋去世后，马氏治家更严了，每每以几乎破家和遭难时炎凉世态的种种事实教育儿子，处处强调节俭勤奋。后来，季琳也接替云佐当了坐舱，三兄弟收入都颇丰厚，但仍不得蓄积私产，收入全部交给母亲。某年年底，已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的朱云佐，向母亲要求换条新的索辫绺带，马氏立刻训斥他不思兴家创业只图修饰，直骂得云佐俯首认错才罢。

经过数年的卧薪发奋，1896年终于还清了朱朴斋留下的全部债务。朱志尧兄弟树立了令人侧目的形象，黑墙头朱家重新恢复了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