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评论｜个体乡愁与中国故事：《归途列车》中的边缘农民工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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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乡愁与中国故事：

《归途列车》中的边缘农民工形象

作者丨黄雪

指导老师丨张慧瑜

摘

要

独立纪录片《归途列车》中的叙事主体“我”，不仅是代表着农民工的张陈夫妇，也是辍学务工的新打工妹张琴，同时还是留守儿童弟弟张阳和空巢老人外婆唐庭岁。以张昌华一家人为叙事中心，影片通过呈现“我与环境”、“我与‘他者’”、“我与自我”三组关系的矛盾冲突，还原了农民工原生态的生活缩影和不加修饰的边缘农民工形象，并将以张琴为代表的二代农民工青年这一经济边缘群体拉入大众视野，折射出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青少年失学、传统家庭关系裂变、个体乡愁消解等社会现实问题，透过影片向大众提问，引发观众思考。

关键词：纪录片；《归途列车》；农民工；经济边缘青年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独立纪录片，是一种独立于中国影视主流体制之外的民间讲述，同时作为官方正史与宏大叙事的影视注释而存在。独立纪录片追求一种有别于主流之外的个体真实意志表达，自觉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纪录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生存境况与人生命运，于一帧一幕间承载起中国大地的呼吸脉搏。独立纪录片的影像质感常常如写生般的素描，透露出中国文人扎根土地的底层情怀。

由范立欣执导的《归途列车》（2010）是中国独立纪录片中的佳作代表。影片聚焦来自四川广安的进城打工夫妇张昌华和陈素琴，用客观而理性的镜头纪录了张昌华一家三年来春节返乡的历程，呈现出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奔波于城乡之间的艰辛与无奈。张陈夫妇怀揣着一双儿女能好好读书、成龙成凤的夙愿，在外长期务工，受尽劳累而毫无怨言。然而，十余年的背井离乡也让儿女成为留守儿童，父母陪伴和教育的缺失垒筑起家庭代际间的隔阂，更滋生了女儿张琴对父母的埋怨和叛逆心理。最终张琴不听劝告毅然退学，重蹈了父母的覆辙，成为二代农民工。

历时三年多的跟踪拍摄，影片以一种近似人类学观察型的创作手法，捕捉了张昌华一家的日常生活点滴、曲折经历和复杂情感。《归途列车》中的“我”，不仅是代表着农民工的张陈夫妇，也是辍学务工的新打工妹张琴，同时还是留守儿童弟弟张阳和空巢老人外婆唐庭岁。影片以一家人为辐射点，在“我与环境”、“我与‘他者’”、“我与自我”三组关系的矛盾冲突中，还原了农民工原生态的生活缩影和不加修饰的边缘农民工形象，并将以张琴为代表的二代农民工青年这一经济边缘群体拉入大众视野，折射出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青少年失学、传统家庭关系裂变、个体乡愁消解等社会现实问题，透过影片向大众提问，从而引发观众思考。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独立纪录片，是一种独立于中国影视主流体制之外的民间讲述，同时作为官方正史与宏大叙事的影视注释而存在。独立纪录片追求一种有别于主流之外的个体真实意志表达，自觉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纪录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生存境况与人生命运，于一帧一幕间承载起中国大地的呼吸脉搏。独立纪录片的影像质感常常如写生般的素描，透露出中国文人扎根土地的底层情怀。

由范立欣执导的《归途列车》（2010）是中国独立纪录片中的佳作代表。影片聚焦来自四川广安的进城打工夫妇张昌华和陈素琴，用客观而理性的镜头纪录了张昌华一家三年来春节返乡的历程，呈现出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奔波于城乡之间的艰辛与无奈。张陈夫妇怀揣着一双儿女能好好读书、成龙成凤的夙愿，在外长期务工，受尽劳累而毫无怨言。然而，十余年的背井离乡也让儿女成为留守儿童，父母陪伴和教育的缺失垒筑起家庭代际间的隔阂，更滋生了女儿张琴对父母的埋怨和叛逆心理。最终张琴不听劝告毅然退学，重蹈了父母的覆辙，成为二代农民工。

历时三年多的跟踪拍摄，影片以一种近似人类学观察型的创作手法，捕捉了张昌华一家的日常生活点滴、曲折经历和复杂情感。《归途列车》中的“我”，不仅是代表着农民工的张陈夫妇，也是辍学务工的新打工妹张琴，同时还是留守儿童弟弟张阳和空巢老人外婆唐庭岁。影片以一家人为辐射点，在“我与环境”、“我与‘他者’”、“我与自我”三组关系的矛盾冲突中，还原了农民工原生态的生活缩影和不加修饰的边缘农民工形象，并将以张琴为代表的二代农民工青年这一经济边缘群体拉入大众视野，折射出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青少年失学、传统家庭关系裂变、个体乡愁消解等社会现实问题，透过影片向大众提问，从而引发观众思考。

”

一、我与环境：工业中国下的农民工真实人生浮世绘

《归途列车》中跨越的三年时间为2006年至2008年，正处于中国工业经济腾飞的十年之间（2000年至2010年）。在“十五”规划（第十个五年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轰轰烈烈的建设中，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2003年至2010年，中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0%，工业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50%，中国经济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期。中国城镇化也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2000年至2010年，城镇化率从36.22%提升至49.90%。近半的城镇化率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即将从以乡村为主体的旧时代过渡到以城镇为主体的城市新时代。

随之而来的是，声势浩大的农民工进城热潮成为21世纪初工业中国社会的现象级景观。包含广东省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越来越多的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由农民变为农民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中国制造”时代的奉献者和主力军，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为了真实再现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影片对“我与环境”的矛盾关系主要进行了两层刻画，一是农民工群体对社会环境的抗争与顺从；二为农民工群体对困苦生活环境的无奈与接受。

在揭示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影片选择了“春节返乡”这一特殊的人口迁徙场景，运用“回家难”彰显出农民工的人生百态。

《归途列车》开场长镜头，2006年春运，等待上车的农民工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密密麻麻地拥挤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人声的鼎沸夹杂着治安警察的喇叭声和火车站的通知广播，场面喧嚣、混乱、焦灼。镜头冷静地注视着叫嚷与推搡的归家人群，波动前行的人浪仿佛现代化建设的洪流，透过压抑的影像空间带来视觉的震撼与冲击。

图1 开场镜头

2007年的春运，多趟列车因路线途中遭遇冰灾而停运或晚点，自然灾害的发生导致的民工无法及时返乡放大了火车站的紧张关系。候车的民工与维持秩序的军人产生冲突，民工不顾阻拦翻过安全栏杆；人群中有的被挤得胸闷气短，甚至晕了过去；张昌华一家三口等了五天还没上车，被挤得差点走散……奔跑、踩踏、争吵、席地大哭，镜头拉近后，人们的神情也都是愤怒与彷徨。

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不仅是农民工对经济与压力的抗争，也是对工业与技术规训的顺从。不顾艰险劳累与安全风险融入混乱的返乡人潮，农民工在“有家难回”的尴尬处境中陷入在与自然、社会、权力及阶层的矛盾对抗中的无力与挣扎。

图2 2007年春节返乡

广州，这个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不仅是世界产品加工集散地，也成为数百万农民工的集散地。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火车，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完成在城乡之间来回集散农民工的使命，作为一个特别的价值符号，亦为农民工的真实人生浮世绘书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图3 影片中的火车

在揭示农民工群体与生活环境的关系中，影片主要通过城乡自然环境的对比及工厂生产环境的描绘来表现农民工群体对困苦生活环境的无奈与接受。广州与回龙村，一边是鳞次栉比的工厂高楼，一边是平坦广袤的乡间原野；一边是熙熙攘攘的大街小巷，一边是平和静谧的农庄家园；一边是浓黑入云的工业废烟，一边是日落红霞下的炊烟袅袅。影片镜头多对准广州灰暗脏乱的景象，而很少表现都市的繁荣亮丽感。象征着梦想与金钱的城市打工环境在影片的画面呈现中多为暗黑色，压抑而沉重，乡村空间在蓝天白云和青葱绿树的多彩颜色中被建构出诗意与美感，但人烟稀少，落后贫穷。

城市与乡村环境的反差对比，表现了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与失衡，同时隐含着影片对工业文明技术恶化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反思与批判。

图4 城乡环境对比

写实镜头的另一端对准了张昌华夫妇的工作车间和宿舍生活环境。狭小杂乱的车间和简陋不堪的宿舍里，夫妇二人起早贪黑地如同机器一般不知疲倦地劳作，下班后也是愁容满面，几乎没有笑容。密闭的空间、嘈杂的机械声连同超负荷的加班频率与重复的枯燥感一同奏响着农民工群体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艰难。

图5 张昌华夫妇的工作车间

从春运浪潮的群像展现，到城乡二元空间的环境对比，再到对张昌华夫妇工作和生活环境的聚焦，是“我与环境”矛盾关系的逐一展露。春运浪潮，昭示着作为农民工群像的“我”规训于工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后面临的归途困境；城乡空间的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暗示着跨越了城乡的物理空间的“我”终究难以跨越阶层的鸿沟；张昌华夫妇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恶劣，则是作为个体的“我”对农民工群体难以对抗残酷现实的揭露。在“我与环境”的关联、顺应、冲突、纠缠的复杂关系网中，影片通过多个环境场景的变换以及个体与群像的间断书写，塑造出割裂、矛盾、愁苦、麻木而又勤劳、朴素的鲜活农民工形象，绘制出一幅工业中国下的农民工真实人生浮世绘。

一、我与“他者”：中国当代社会的家庭断层与乡愁消解

人是影像的表现主体和情感传递的客体。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他者”的关系建构起纪录片的人文情怀，充盈了纪录片的现实关照与社会价值。无论是从个人视角还是社会视角，纪录片所意图揭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政治、权力、阶级、意识形态等议题，都必须放置于以人为辐射中心的社会关系人际网络之中，才能得到最强烈的展现。在个体乃至群体形象的刻画中，“他者”对于自我的定义、建构和完善也必不可少。

广义上而言，《归途列车》中的“我与他者”可以是影片对于所有人物关系的呈现——工人与雇主的关系、黄牛与买票者的关系、亲属关系、工友关系、朋友关系、警民关系、火车“车友”关系等。影片中多线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凸显出人与人之间的交织矛盾。例如，火车票黄牛与买票者之间的交易冲突，是人与人之间由于利益争夺而造成的关系恶化；车站维持秩序的民警与民工之间的语言和肢体冲突标志着公权力下底层民众对掌权者的不信任感；候车广场上，互相推搡拥挤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张状态也标志着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关系。通过纪录影像这一现实之镜，影片将判断的标尺移交观众，引导观众反思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异化。

狭义上，或更精确而言，《归途列车》中的“我与他者”围绕张昌华一家的家庭裂变展开。首先，女儿张琴作为“我”与父母作为“他者”之间的疏离关系成为整部影片矛盾冲突的焦点。从小由外婆带大的张琴，在一年只回一次家的父母面前局促尴尬，陌生胆怯。给爷爷上坟烧纸时，张琴直言“不想见到他们（父母）”，和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好”。下定决心外出打工时，张琴与弟弟坐在山头，表示自己出去后就不想回来，并且说道“这里始终是个伤心的地方”。可以说，张琴的辍学出逃，是对张昌华夫妇“传统家长式权威”的叛逆抗争，同时也是对自己因长期缺失父母关怀而累积的不满情绪的宣泄。2007年春节团圆之夜，张琴的一声“老子”自称彻底惹怒了父亲张昌华，突破了张昌华坚守其父辈权威的底线，从而激起了张昌华对张琴的殴打。“父女扭打”是张昌华一家多年来累积的代际隔阂与矛盾的集中爆发，这一戏剧性情节也成为影片的高潮。

其次，一对儿女张琴张阳作为“我”与父母作为“他者”的相处和管制方式也凸显出农民工家庭中的留守儿童问题和“中国式家长”教育方式的缺陷。张琴张阳从小便需要干农活，而张琴作为姐姐自然承担了大部分的劳累。在家中和田地间往返奔波的张琴，割草喂猪，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瘦削的身体背起重重的一筐玉米。而年纪较小的弟弟在张琴外出务工后也跟着外婆干农活，一老一少的瘦弱身影穿梭在田地，看似祥和的画面揭示着中国农村很多家庭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生活现状。在外务工的张家父母将外出务工作为对儿女教育投资的“自我牺牲”，自然对儿女的读书成绩有着很高的期待。然而，张琴张阳在留守生活中，不仅要忙于农活，还缺乏父母的贴身陪伴、教育、引导和监督，这样的情况下，张琴一心辍学打工，张阳在父母轮番的“你要好好努力读书”的叮嘱下说出“我不想努力”的话，对学习产生了抵触心理。此外，对同一事物的认知矛盾和母亲陈素琴碎碎念的性格也加剧着代际间的隔阂。张琴与父母一起回家过年，初次经历春运的张琴，夹在密不透风的人群中觉得一切新奇又可笑。察觉到女儿情绪的母亲陈素琴却立马严肃批评张琴“有什么好笑的”，在张昌华差点与母女俩走失时，陈素琴又回头教育张琴“现在你还觉得好笑吗”。狭窄的火车车厢空间中，张琴与父母的沉默预示着两代人心理距离的不断拉远。

在家庭关系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弟弟张阳所扮演的角色。张家一家是典型的乡村家庭结构，即一胎女儿之后，无论要历经几胎，父母都一定还会再生一个男孩。而男孩生下来就被会赋予传宗接代和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使命。片中，张阳出现的镜头不多，但仍然可以从父母和外婆对张阳的态度得知张阳被家庭赋予了极大的期望。外婆畅想着张阳“在城里给家人买一套大房子”，却不对张琴做类似期冀。在姐姐张琴辍学的“前车之鉴”下，陈素琴最终下定决定回家陪伴张阳读书，留张昌华一人在外务工。实际上，张昌华夫妇对张琴的关心程度已经高过许多农村家庭父母对女儿的关心程度。在许多类似情况的留守儿童家庭中，姐姐通常是需要通过早婚和辍学务工来补贴家用及支持弟弟的学业。而至少在影片所呈现出来的家庭关系中，张家没有明显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即便如此，透过影片的细节，仍然能够窥见张昌华夫妇对儿子和女儿期望程度的高低不同和态度差异，这也引发观众思考不同性别的留守儿童的处境差异这一更为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议题。

此外，在外漂泊的群体作为“我”与遥远故乡作为的“他者”之间的情感联系，也正在技术社会不断发展的链条中疏离与消解。人是社会性动物。所谓“乡愁”，作为人的一种社会性情感，是个体借助家乡这一空间为载体所抒发的对人和事的眷念，是根植于传统乡土中国的群体生活行为及面对面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然而，工业化浪潮之下，乡村青壮年人口的流失使得一个个小乡村变为了“空村”，家乡作为寄托情感的空间载体，其空巢化也注定会带来乡愁的剥离与异化。对《归途列车》中的外婆唐庭岁这样的农村空巢老人而言，即使驻守在故土，昔日携手互助的老邻居老伙伴或随进城务工的子女进城，或已去世，青壮年的外出也使得村里人口越来越少，显得愈发冷清，子辈或孙辈的在外打拼，也使得一家人的团圆成为难事。对在外漂泊的家人的思念，对往昔家人团圆、村寨热闹的生活场景的眷念，以及对自己和老友年轻不复的悲叹共同构成了空巢老人的“乡愁”。对张昌华夫妇这样的“一代农民工”而言，“乡愁”的主要构成则是对在故乡的子女及父母的牵挂，常年的打工生活使得他们与传统农村生活方式产生越来越大的物理距离，家庭生计的压力使得他们在情感上也规训于工业社会，对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的怀念式“乡愁”逐渐消解。而对于张琴这样的“二代农民工”而言，外出务工甚至已经演变为对故乡和“乡愁”的一种逃离。出生在务工热潮时代的乡村孩童们，见识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但需要忍受着作为留守儿童的孤寂，同时还需坚守着农村的枯燥生活方式，不免将故土和乡愁作为一种累赘。张琴外出打工后，觉得“虽然累，但是有钱花，好玩，还自由”。遥远的家乡与传统的乡村秩序在张琴看来显然已经成为了个人自由的羁绊，和父母关系的紧张也进一步消解了张琴回家的欲望，瓦解了张琴的“乡愁”。

多重社会关系的展现上，《归途列车》中的我与“他者”充满着矛盾冲突，而极少温馨与圆满。明暗之间的城乡对比，缓缓散发出影片对传统“乡愁”消解的叹惋。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已经为乡村中的个体、家庭及整体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张昌华一家的个体悲剧，折射出中国当代社会的家庭断层与乡愁消解，这背后，是千万个农民工家庭的悲剧，更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属于这个时代的悲剧。

一、我与自我：

双重边缘青年的归途何处

在自我角色中，张琴代表了自我迷失与找寻的一代。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自我，是张琴的三个身份标签。在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的双重身份中，张琴面对从小带大自己的外婆懂事孝顺，对待朝夕相处的弟弟格外照顾，也时常牵挂着已经去世的爷爷，无不显露出对家庭的付出与温情，但面对父母，张琴显露出青春期格外的叛逆，以及对父母情感的冷漠。镜头纪录下的张琴，有着与外婆一同干农活时的天真与依恋，有着与工友闺蜜畅谈人生的未来憧憬，也有着对父亲说出“老子”的暴脾气和与母亲顶嘴的倔强性格。张琴不喜欢见到父母，不喜欢被父母的安排“关住”，长期家庭温暖的缺失造就了张琴孤独而扭曲的内心世界。影片通过情节、对话、动作、神态等多层次的丰富细节，展现了张琴作为留守儿童的情感挣扎与自我矛盾。

外出打工，在城市中追求金钱和自由，是张琴对父母所赋予自己的“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身份的反叛，她期望以一种出逃的方式摆脱厌恶已久的身份标签。毅然辍学，成为广东新塘的一家制衣厂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张琴的自主选择，也是张琴对“自我”与自由的追求。

然而，对张琴而言，在试图实现自主性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并面临着双重的边缘化。离开农村，与家里闹掰，意味着张琴逐渐处于家庭和乡村社会的边缘化位置；外出打工，张琴在叛逃和赚钱中获得精神与物质的快乐，但没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张琴只能在城里扮演廉价劳动力的角色，游离在城市的边缘化位置。对张琴而言，她缺失“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但也同时无法建立起自己对城市的归属感，身份的迷失使得张琴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往哪走去。带着一句“我不知道深圳是不是实现我梦想的地方”，在深圳酒吧打工的深夜，张琴试图用“灯红酒绿”的欢愉主宰与宣泄自己被压抑许久的青春，但在短暂的狂欢过后，迎接她的还有青春长久的迷茫与痛苦。

影片的结局，2008年春节，母亲陈素琴回四川老家照顾弟弟张阳，踏上回乡的归途。父亲张昌华在火车站送别母亲陈素琴后独自一人返身离去，奔赴持续的务工归途。而对于留在深圳漂泊的张琴，她的“归途”又在何处？她能否在城市中安定下来？这在影片中暂时无解。

2007年春节团圆夜的那场“父女扭打”中，张琴对着摄像机喊“这就是真实，你们不是要真实吗！”，张琴无助的眼神不禁让人深思：纪录片纪录了真实，然后呢？《归途列车》真实刻画了具有三重身份标签的张琴的心路历程，长期跟拍的镜头之下，真实双重边缘青年的群体形象跃然而出。虽然影片没有对经济边缘青年群体的未来生活何去何从这一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亦没有交代以张琴为代表的双重边缘青年一代的发展方向，但影片从张琴的故事出发，将二代农民工青年这一经济边缘群体拉入大众视野，促进了群体性的自我探讨与关注，同时表达了纪录片对这类群体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对引发社会政策对这类群体的关照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四、结语

总结而言，纪录长片《归途列车》运用微观个体的形象描摹，完成对中国故事的书写。影片以“春节返乡”的三次归途列车和家庭代际关系的矛盾为主要线索，真实地呈现了张昌华一家两代人的农民工人生。落实到影片本身，导演范立欣从始至终没有对片中人物的生活进行过多的干涉，对农民工客观的生存状态的呈现深入到了一定的层次。视听语言上，画面构图讲究，细节把控得当，素材和音乐的选择都可圈可点，叙事节奏流畅，甚至带有故事片的意味。

然而，在专业而精美的拍摄技巧和叙事结构之外，笔者认为，《归途列车》最终对现实的揭露深度没有支撑起导演的纪实宏愿。换言之，影片对现实问题的关照仍然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这主要体现在导演对于农民工及其子女这一群体的心理状态了解程度还不够。

在《归途列车》中，春运的震撼场面直击人心，农民工生活环境的困苦也显而易见。但究竟为什么农民工回家如此之难？造成农民工群体生存困境的原因又是什么？农民工与工厂、社会制度、乃至周围世界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家庭矛盾的呈现中，影片给出关于张琴叛逆的原因似乎仅仅就是父母陪伴的缺失。那么又如何解释众多和张琴一样的留守儿童，却成绩优秀，通过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呢？张琴的叛逆背后，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家庭原因？诸如此类的更多问题，在影片中皆没有触及。可以说，《归途列车》对真实的呈现似乎陷入了一个预设的“近似客观”的陷阱之中，即拍摄者和导演只是在还原自己心中对农民工群体的想象，而没有真正地换到农民工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影片对现实的呈现也仍然是大多数人在火车站或张昌华家中待上几天就能观察到的样子，而没有为观众提供一个更深层的视角。事实上，如果对农民工群体的心理状态进行深入挖掘，就会发现如张琴一样的农民工子女的叛逆，不仅来源于家庭经济的贫穷和温暖的缺失，更在于和同龄人相比之后的落差与自卑。

此外，影片对中国故事的讲述也不够具体。例如，影片关于时代的讲述只有类似张琴打工的深圳酒吧中奥运会直播的寥寥几幕，缺少更多彰显出经济大环境的“历史性影像”。2007年春运张家经历的火车晚点，实际上与2008年的特大冰灾有关，若是对这一自然灾难事件进行些许描绘，或许就更能突显出农民工群体的艰难。事实上，张昌华一家的代际隔阂与时代的剧烈变动之间必定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社会背景素材的不足也造成影片对张家代际矛盾的呈现局限在了张家本身，而缺乏了对时代故事的联想。可以说，对中国故事讲述的不够具体也成为了整部影片对家庭矛盾和社会现实问题揭露深度不够的原因。

纵然如此，得益于题材的选择，整部片子仍然以较高的完成度彰显了导演的人文情怀和作为纪实影片的底层关照。在交叉对立的现代城市文明和传统乡村中国的叙事空间中，影片展现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工业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底层民工的生存境况，折射出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青少年失学、传统家庭关系裂变、个体乡愁消解等社会现实问题。

因此，《归途列车》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揭露虽蜻蜓点水，仍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 吴小君,刘小霞.中国女性农民工在海外当代纪录电影中的呈现与表达——以“LAST TRAIN HOME(归途列车)”、“SHE,A CHINESE(中国姑娘)”、“GHOSTS(鬼佬)”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0(07):66-79+127.

[2] 张欢.浅析人文社会纪录片《归途列车》——“途归何处”[J].今传媒,2012,20(08):94-95.

[3] 张国涛.社会现实类纪录片创作潮流的背后——以《归途列车》为例[J].编辑学刊,2012(02):38-42.

[4] 王彩平.农民工问题的影像式解构——纪录片《归途列车》的现实话语分析[J].中国电视(纪录),2011(09):50-52.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1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1年优秀影视评论”）

原标题：《纪录片评论｜个体乡愁与中国故事：《归途列车》中的边缘农民工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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