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暖化：源平争战中压垮平家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治承四年（1180）八月，源赖朝在伊豆国起兵，夜袭平家目代山木兼隆的馆邸，正式竖起了反抗平家的大旗。九月初，消息传到了福原，平清盛立即组编了以嫡孙平维盛、弟弟平忠度为统帅的征讨军，沿东海道一路东进讨伐源赖朝。当年十月，源平两军于骏河国隔富士川对峙。二十日夜晚，源氏的盟军武田信义试图偷袭平家阵营，不料行军中惊起了富士川浅滩边的水鸟群。成群的水鸟飞出水面，一时间声如风雷。平家军听到水鸟的声响，误以为源氏大军来袭，数万士兵竟一哄而散，不经作战就自行崩溃，源赖朝不费一兵一卒就将骏河、近江两国收入了囊中。富士川之战成为了源平争战中的分水岭，战后各地的反平家势力如火如荼。不到三年，平家被迫撤离京都，举家迁往西国。又二年，平家战败于关门海峡的坛之浦，一门葬身海底。曾经不可一世的平家武士，居然被水鸟扑翅的声音吓得全军溃散，此后更是一蹶不振、连战连败。除了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平家贵族化后迅速腐朽等因素，是否还存在其它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平家鼎盛期的东西日本

从自然史的角度来看，平家政权的统治时期正值温暖期的上升期。公元前后以来，日本列岛的气候逐渐攀升，其间虽有几次明显的回落，但总体趋势仍是朝着暖化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在十二世纪中后期达到了顶峰。

传统社会中，农业是一个政权的根本，而温暖的气候带给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暖化造成海平面的上升，海水向海岸推进，促进了海边耕地的开拓。人们利用海水的涨退，用筑盐堤的方法使大片沿海滩涂变成了海边冲击平原，然后辟为农田。其次，温暖的气候有利于水稻的种植。日本气候学家山本武夫曾对约半个世纪的气候资料进行整理，结果显示在耐寒的水稻品种开发以前，日本列岛七、八月的平均气温若低于19摄氏度，那么水稻的收成将减少一半以上。以东部岩手县的宫古市为例，近九十年来当地七、八月份的平均气温是21.3摄氏度，水稻收成减半的大冻害的几率为三十年一遇。然而，一旦平均气温下降一摄氏度，大冻害的几率就会猛增到六、七年一次；反之，若平均气温升高一摄氏度，大冻害的几率则锐减为二百年一遇。换言之，虽然气候的暖化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但哪怕是一两摄氏度的温差，都会给农作物的生长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由此不难理解平家走向隆盛的一个重要背景。平治元年（1159），平清盛在平治之乱中击败对手源义朝，翌年被授予正三位，此后一路青云直上，仁安二年（1167）时已经位极人臣，一度担任百官之首的太政大臣。不久，平清盛宣布出家，法号净海，一面在福原潜心于对宋贸易，一面将女儿德子嫁于高仓天皇，以外戚的身份继续掌控朝政。此后的十年时间，可以说是平家最巅峰的时期。对照当时的气候条件，1167到1176的十年间正好都是十足的高温，同时降雨丰沛，雨热同期使水稻的生长处于最佳的状态。另一方面，温度升高促使海平面上升，海上的航行变得更加便利，这对于热衷海外贸易的平家政权而言，也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气候的暖化不仅稳固了作为平家统治核心的西日本，同时也施惠于东日本。这一点因史料阙如无法得到严密的论证，但我们仍可以找到各种蛛丝马迹。东北地区青森县南部的八户藩曾对过去约1300年间的饥馑与灾害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自874年到1229年的357年间，竟没有出现过一次饥馑或是欠收的记录。此外，直到十世纪时，东北地区仍是大和朝廷与虾夷人对峙的前线，社会发展十分落后。但自从十一世纪起，当地的庄园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为了维护庄园的利益不受国司等势力的侵害，庄园主以各种途径将庄园寄进给中央贵族，其中也不乏寄进给平家的庄园。十世纪后气候暖化对东国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见一斑，这也为日后源赖朝自东国起兵创造了条件。平治之乱后，源赖朝被流放到东日本的伊豆国。十余年间，赖朝表面上虔心于青灯古佛，暗中则结交当地的豪族，迎娶北条氏的女儿政子，目光紧盯着京都的一举一动。

气候变迁与源平争战

安元三年（1177），看似坚若磐石的平家政权出现了破绽。后白河法皇（名雅仁，日本第77代天皇。即位三年后将皇位让与其子守仁亲王，自己出家成为法皇，此后三十余年依然牢牢掌握政权。为人反复多变，善用权谋，被源赖朝称为“日本第一大天狗”同时也是著名的和歌诗人）不愿屈居于平清盛之下，召集近臣藤原成亲、西光等人，意图推翻平家。尽管阴谋很快遭人告发，西光等人被处死，但平家的统治自此蒙上了阴影，平清盛与后白河法皇的合作关系不复存在。祸不单行，正是从这一年起，气候暖化的进程走到了顶点。曾经为平家政权的稳定做出贡献的暖化，如今却给京都带来了一系列的气象灾害。

安元三年四月，京都大火，大极殿、大学寮、朱雀门等重要建筑悉数被毁。大火殃及京都三分之一的地区，公卿府邸被焚十六处，庶民家烧却不计其数，烧亡的人员和牛马更是数之不尽。第二年，大火再次吞噬京都，左京的七条和八条全部化为灰烬。

治承四年，旋风席卷了京都。“狂风怒号，吹起烟尘蔽日，目不能睹物，耳畔唯闻呼呼声，难辨言语。只怕地狱之业风，亦不过如此。”旋风所到之处，房屋全部摧毁，人员伤亡更是难以计数。

除了火灾、旋风等极端天气外，暖化更可怕的后果莫过于旷日持久的干旱。《百炼抄》中记载当时的情况为“炎旱涉旬，天灾竞发欤，所所水皆绝”。依据公卿的日记统计，治承四年五月至八月的120天中，晴天至少达到82天，梅雨也完全失去了威力。京都附近的淀川面临干涸，河底变成了浅滩。长时间的干旱摧残着农作物的生长，这一年五谷绝收，西日本出现了大规模的饥馑。

第二年，朝廷将年号改为“养和”，希图休养生息。但是，由于上一年的饥荒影响到谷物的播种，这一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养和大饥馑”。史书中到处充斥着这样的记载：“天下饥馑，饿死者不计其数”，“婴儿弃道路，死骸满街衢，夜夜强盗，所所放火”。京城上下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就连京中官员也无法幸免于饥饿，“诸院藏人之辈，多以饿死，其以下不知数，饥馑超前代”。著名文学家鸭长明在其《方丈记》中生动记述了饥荒肆虐京都的惨相：“有夫妇彼此难离，爱最深者必先死。究其故，轻几身而重对方，将甚难入手之食让予爱人。似此，家有子女者，必双亲先亡。又有婴孩不知母已亡，仍吮乳偎依怀中。……弃于沿途两旁尸首，共计四万二千三百余。”

在饿殍遍野的情况下，平清盛却执意迁都福原。治承四年六月，冒着炎炎烈日，朝廷正式将都城迁出京都，大队车马赶往福原。民众被迫将自家房屋拆毁，木材编结成竹筏，载着家私器皿，沿河川顺流而下运往福原。然而，福原土地狭小，加上饥馑之下人心浮动，“日日骚动不宁，人心摇动，民生困苦已成事实”。当年冬天，平清盛无奈奏请返回旧都，百姓再一次流离失所。

火灾、旋风、饥馑、迁都、地震，鸭长明所称的末世五大灾厄，在治承到养和年间不断地重复着。身在东日本的源赖朝自然不会熟视无睹，他瞄准西日本捉襟见肘的窘境，终于在治承四年夏天发起了反扑。

与西国的惨状不同，饥馑非但没有影响到东国，从种种迹象来看，当年的东国还获得了大丰收。成书于公元八世纪的《常陆风土记》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记载：“夫常陆国者……但以所有水田，上小中多。年遇霖雨，即闻苗子不登之叹；岁逢亢阳，唯见谷实丰稔之欢欤。”也就是说，每逢干旱年头，位于东日本的常陆国就能丰收；相反若是多雨，则会遭遇饥荒。此时的情况也是一样，长期的干旱不仅没有给东日本带来西日本般的饥馑，反而促使其获得了丰收。朝廷公卿九条兼实在日记《玉叶》里写道：“追讨使等（指平家军队）一切无粮料之间，应及饿死云云。……坂东贼徒之势，一日万倍云云。”西日本的征讨军因粮草不足而面临饿死的命运，东日本的源赖朝势力却在日益壮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作为保障是无法想象的。

波及全日本的干旱，为何给东国带来了丰收，在西国却是饥馑和灾难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这一时期的东日本虽已经推广水稻，但仍然广泛种植着稗子、粟、荞麦等。早在律令时期，朝廷就已经认识在这些作物耐寒耐旱的特点，将之纳入年贡，封存于不动仓中以备饥馑。此外，东国还有丰富的芋头、山竹等，适合野战者的携带和保存。其二，就水稻种植而言，由于日本国土呈东北—西南走向，西日本的纬度较低，能够为水稻生长提供充足的积温，最有害的莫过于常年高温和降水稀少；而在纬度较高的东日本，随着干田技术的进步，晴热少雨的天气反而提供了必要的光照和热量，促成水稻的丰稔。因此，东国自古就有民谚曰“雨年无丰作，旱魃无饥荒”。此外，西国的贵族和武士多笃信佛教，将食肉视作不洁和罪孽；东国的武士则无此禁忌，他们往往弓马娴熟，习惯于捕食各类野兽、野鸟，以及鱼贝类。

平家虽在东国领有多处庄园，但随着源赖朝的自立，东国的粮食已经无法顺利运达。为此，平清盛迅速编成了讨伐赖朝的大军，意在打通东国的粮道。实际上，平维盛在离开京都时军力仅七千余骑，经过一路的征兵拉夫，达到骏河国时已膨胀到两万余。然而，长年累月的饥馑使得沿途征召的士兵士气低落，根本无心应战。在兵无斗志的情况下，平家军队误将惊起水鸟的翅膀声响当作夜袭，不及仔细辨别就只顾仓皇逃窜，数万大军瞬间瓦解了。正如日本学者荒川秀俊所说：“打退平家的不是惊起的水鸟，而是饥饿的民众。”

饥荒下的京城争夺战

养和元年（1181）到寿永元年（1182），接连的饥馑和瘟疫迫使源平两军不得不暂时休战。源赖朝虽在富士川之战中获胜，此时也必须回过头巩固镰仓后方。养和元年闰二月，平家的支柱平清盛死于热病，据说他死前“身热似火”，即使敷上冰块也会立即汽化。

寿永二年（1183），为了打通北陆地区的粮道，继任平家统领的平宗盛将矛头指向盘踞当地的源义仲。当年五月，平维盛率领十万大军再度出征，不料却在越中的砺波山上中了源义仲的埋伏，损失惨重。此后平维度又接连败退，五月下旬回到京都时所剩不过两万。源义仲乘胜追击，直逼京都。平家眼见守城无望，只得挟持安德天皇等人西逃，唯独后白河法皇中途脱逃，又返回到了京都。七月，源义仲率军进入京都。但出乎意料的是，前几年的饥馑还远远没有结束，京中到处是一片萧条的景象。由于兵粮调度困难，义仲放纵部下在京城四处劫掠，无恶不作，没过多久就全面丧失了民心。不仅如此，义仲还胁迫后白河法皇将没收平家的领地全部转赐给自己，甚至还一度幽禁了法皇。

源义仲的行为自然引发京都贵族的极度不满，趁着义仲外出征战之时，后白河法皇秘密派人与镰仓的源赖朝取得了联系。赖朝对此给予积极的回应，主动提出确保东山、东海道诸国的年贡和官物，并且将平家所占据的神社、寺院以及各地的庄园全部物归原主。这一提议对于深陷饥馑的京都贵族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当年十月，后白河法皇发布院宣，宣布东海道、东山道的神社、寺院以及王臣家领有的庄园全部物归原主，若有违抗者交予源赖朝处置。由此，赖朝成功摆脱了叛乱者的身份，一变而成为了朝廷的代表。

寿永三年（1184），源赖朝派遣兄弟源范赖和源义经进京讨伐义仲。在后白河法皇的策应下，义仲节节后退，最终战死于粟津。源义仲死后，法皇重开院政，下令源范赖、源义经率军九万西征追讨平氏。二月，源平两军会战于一之谷，平氏本欲拒险自守，却遭到义经从身后鹎越山的奇袭，全军大溃。平氏溃败，源氏本应一鼓作气，但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源氏却没有发起大规模的进攻。除不善水战，需要充分准备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深入西国后，军队的补给变得异常困难。《吾妻镜》记载，文治元年（1185）初的源氏军队已陷入“无船绝粮”的境地，兵士们“各恋本国，过半者欲逃归”。

直到这年二月，局面才迎来转机。源义经不顾恶浪的阻隔，渡海在阿波国登陆，出其不意地袭击平氏占据的屋岛。平氏已无路可退，只得在关门海峡与源氏展开决战。三月中旬，源氏的兵粮物资终于调度完毕，全军士气大振。二十四日，源平两军对决于坛之浦，结果平家惨败，平清盛之妻时子怀抱安德天皇葬身海底，其余平氏诸人或被俘、或战死，盛极一时的平家政权宣告灭亡。

平家的灭亡最终应归结于其生活的腐化变质，一门之人早已失去了创业初的雄心，一味沉醉于奢侈享乐之中。再者，平家一门独占了所有的利益，甚至喊出“非平家者则非人”，以致于战争初期就众叛亲离。气候暖化所造成的“养和大饥馑”，恰恰成为了压垮平家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若非饥荒的侵蚀，平家军队或许不会在富士川不战而走，失去一次重要的战机；随后也不至于一溃千里，五年间就灰飞烟灭。同时，这场饥馑也促成了后白河法皇和源赖朝的合作。赖朝以东国庄园的归还和进贡，成功换取了京都朝廷的支持，不仅在源平争战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为日后镰仓幕府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参考论著：

王金林：《日本中世史（上下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年。

荒川秀俊：《飢饉》，东京：教育社，1986年。

石井进：《中世のかたち》，东京：中央公论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