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三）：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建议　

【编者按】

钱学森（1911—2009），浙江省杭州市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中的钱学森向前来探望他的时任总理温家宝表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钱学森多次这样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此即“钱学森之问”。

2009年9月，温家宝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时说：“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2010年5月，温家宝在视察北京大学时表示：“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十多年来，社会各界人士对钱学森之问的思索从未停止。在以下文章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马戎先生以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的经历为线索，详细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硕士生、博士生的录取、培养、考核、答辩各个环节各自在制度上存在的利弊，并就提高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出了殷切建言，包括：改革住宿制度、建立灵活的学籍制度、适当控制招生规模、建立能杜绝学术抄袭剽窃现象的机制、改革成果发表和学术评价体制等。

我们希望，马戎教授的思考能对我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改进提供一些借鉴。

马戎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族群关系、教育、人口迁移、边疆社会变迁，近著为《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人口迁移与社区变迁：内蒙古赤峰调查（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1)。

综合上面的介绍与讨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如何提高国内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水平。

首先，美国研究型大学之所以可以在学习阶段中设置多重环节来提高和考查学生的学术素养和能力，主要得益于其灵活的学制。正是灵活的学制使各研究型大学及下属院系能够在学习过程中设置多重考查的门槛，确保那些没有学术前景的学生在通过这些门槛时被逐级淘汰，最后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大多是具有真正学术追求、创新意识明确、学术素养与研究能力较强的优秀人才，保障了美国大学培养的博士生整体上质量较高。

再者，灵活的学制和有效的考查门槛持续督促学生们在学习和考试的各个阶段努力追求进步，并使学校和导师处在比较主动的位置，一方面确保了一个有效的淘汰机制正常运作，另一方面被淘汰的学生也难以把自己求学失利的任何责任推给学校和导师。

一、美国大学的灵活学制

美国研究型大学允许学生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在学校，继续选课并准备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这个时间通常为一年或更长时间。在此期间，学生交纳以每学期所修学分计算的学费，保留研究生学籍，享有免费使用图书馆和校内其他服务设施的权利。如同在硕士学习期间一样，学校没有为这些学生提供宿舍和生活费的义务，学生可以申请当助教、助研（名额有限）以得到减免学费和获得少许生活费的待遇，可以在校内（如图书馆）或“半工半读”挣钱交学费，也可以从校外其他渠道申请奖学金支持学业。获得全额奖学金的研究生，必须“全日制”学习，严禁打工挣钱。

在每个学年期间，各院系组织多次时间不定的“博士生资格考试”。在通过“资格考试”并正式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后，学生何时进行“论文设计报告”，实地调查和论文撰写需要多少时间，何时安排论文答辩，美国大学都没有明确时间表。每个博士生学习的专业方向不同，学位论文选题千差万别，选择的研究方法不同，有的属于文献研究，有的需要进行田野调查，有的需要处理大量数据，完成不同选题所需时间必然不同。唯有实行灵活的学制，才能保障学生和导师能够从论文具体选题涉及的调查与写作时间出发合理安排具体学习环节和答辩时间。

目前国内大学的管理体制是硕士生毕业后必须离校，不允许硕士生继续以研究生身份在大学选课并为博士生入学考试做准备。对博士生学习也有明确学制，社会学博士生学制在北京大学是4年，有的大学是3年。如果学生不能在规定时间内答辩毕业，就会牵扯到宿舍、奖学金、未来就业机会等一系列问题，使学生、导师和作为管理机构的研究生院都感到为难。虽然研究生院根据导师和所在院系的建议，允许个别学生提前或推迟答辩，但是延期答辩客观上对学生和导师都会造成一定压力。有时为了让学生能够及时答辩毕业，导师只能降低论文要求，即使答辩委员会有少数成员对论文质量不满意而投否决票，最终论文总能以多数票顺利通过，并使其在学制要求时间内毕业。

国内大学为硕士生和博士生提供廉价宿舍和奖学金，没有硕士学位不能参加博士入学考试，获得硕士学位后必须离校。为了使学生的硕士学习和博士学习在时间上衔接起来，学校允许硕士生在学位论文答辩（通常为6月）之前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3月）。通过考试并被录取者在下一个学年转为博士生。允许硕士生在学位论文答辩之前参加报考博士，会带来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备考博士必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降低硕士论文的质量；二是如果学生已经通过了博士生入学考试，在硕士论文答辩时必然成为影响答辩委员会评议论文的一个因素，直接影响委员会的论文评议和结果，有些质量较差的论文因此获得通过。

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学生一旦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并被正式录取，在学制上注册为博士生身份，就明确了指导教授、由学校分配宿舍并申请奖学金等权益。一旦确定了这一身份，因为牵涉导师声望与师生关系、所在院系博士生名额、学生出路等一系列问题，在随后的“综合考试”等环节就很难淘汰了。事实上，许多年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综合考试”环节从未淘汰过一名博士生。

二、实行灵活学制的条件之一：开放式的研究生住宿制度

美国布朗大学只强制性要求学生在本科第一年必须住在学校统一安排的学生宿舍，以便使学生适应中学毕业后离开家庭的独立生活方式，第一年以后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博士生，既可以租住学校宿舍，也可以在外租住。

位于校区内由大学管理的学生宿舍、研究生宿舍是经营性的，比校外租住的房租要贵很多[在我的印象里，20世纪80年代初布朗大学研究生中心（学校管理的宿舍）的3人合住公寓每人每月租金700美元；校区附近学生合租的私人公寓，租金每人每月100-200美元]，一般不设厨房，校区各种学生餐饮设施齐备。所以基本居住格局是，富学生住宿舍，穷学生在外租房。美国各大学校园附近都有许多不同档次的公寓专门出租给在校学生，形成一定规模和租金稳定的学生公寓市场。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独自或合伙租住在校外私人出租的公寓。这样，学生的学习计划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与导师协商安排，与学校宿舍管理完全脱钩。

美国大学的校内助教、助研等类奖学金根据资金来源由学校分配到各院系，数量有限，学生可向所在院系申请。但据我在布朗大学学习的经验，美国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没有奖学金，主要靠家庭支持或在外打工支付学费。(我曾目睹一位资深美国教授在课堂上很严肃地问一名迟到的美国女生：“你知不知道你父母为你这次课支付了354美元？”当时布朗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年学费为3.4万美元，可在两学期修8门课，每学期12周即上12次课，折合每次课的学费是354美元。那些靠自己打工交学费的高年级研究生极少缺课或迟到。)

外国学生多从本国或美国基金会获得奖学金，有能力全额支付学费、生活费、医疗保险等，这是外国学生被布朗大学接受的前提。学生根据自身家庭经济状况、校内外奖学金申请情况、本人时间安排（学生允许打工挣钱）考虑决定自己的学习时间表。这样的学籍管理体制使学校免除了对研究生经济状况的主要责任。

国内大学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统一安排宿舍，由于学生宿舍交纳的费用远远低于附近的出租公寓，学校宿舍被学生视为一项福利性权利（如北京大学两人间博士生宿舍1年收费仅1020-1050元，周边出租的公寓单间月租金2400元，两居室公寓月租金5200-6500元，即使两人合租也是校内宿舍费用的几十倍）。所以国内大学的基本居住格局是：穷学生住学校宿舍，嫌宿舍条件不够好的富裕学生在外租住。有个别学生在校外租住后，再把宿舍“出租”给外校旁听或备考的社会人员。

大规模学生宿舍楼建设与管理维修成为大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和财政负担。同时，这项制度也刚性地制约了各校招生名额和学制。各院系承受了来自校方的压力，必须保证博士生按期毕业离校，这一制度迫使院系和指导教师必须按照研究生院明确规定的时间表完成博士生培养各阶段目标，这就使那些设计出的用来考查和淘汰不合格学生的各项环节在客观上失效。

美国研究生教育实行灵活的学籍制度，每学期既可以按照“全日制”标准修4门课，交纳4门课的学费，也可以半日做工只修1-2门课，交纳相应学费并延长学习时间。实行这样的灵活学制，学校在经济上（宿舍、奖学金等方面）不会增加任何负担。

因此，中国可考虑参照美国大学开放的学生住宿制度改革国内大学的住宿制度，建立灵活的学籍制度，这是使院系和导师更加灵活和有效地培养博士生、真正运行淘汰机制的重要条件。学校也可以把建设和管理学生宿舍的庞大开支节省下来，设立本校的助学金项目，用于资助家庭贫困的学生，使他们可以在校外租房并维持生活。当然，这将是我国大学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而任何体制在实行多年后必然产生强大惯性，这项改革必定面临各方面（学校管理部门、学生、家长等）极大的阻力。

三、建立灵活的招生机制，适当控制博士生招生规模

美国研究型大学各院系有大致的招生名额，不同学年视报名学生的整体素质情况和奖学金资源状况招生规模有所浮动，但总体平衡。

首先，各学科都有全国性学会如美国社会学会、美国人口学会。与其他专业行业实行自我管理的“同业公会”一样，全国性学会肩负着许多责任和组织工作，其中包括把本学科的学术骨干人员按照学科专业结构组织起来，主持召开学会年会和其他学术活动，推动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努力把握学科发展大方向，培养并保持本学科专业队伍的高素质，同时维护学术规范，惩处和清除不良分子，并积极为本学科专业人员开拓就业渠道。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根据各年度本专业博士就业市场的预测，控制好相应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如果某年大概新出现100个大学教职或薪资较优的专业研究职位，那么该年度毕业的博士不应超出120或130个。假如毕业200个博士，就会有一半的毕业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特长而转入自己不具竞争优势的其他行业，这不仅对这100名博士生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还会影响到本学科在就业市场上的声誉和未来招生的质量，同时对于宝贵的教育资源、教师和学生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而言都是极大的浪费。

因此，美国究竟有多少所研究型大学有社会学博士培养项目，每年根据就业市场状况应当招收多少名学生，全国性学会的领导群体头脑必须清楚，并努力以业内权威的角度与各大学相关院系协商调整。这样做是为了本学科所有从业人员的整体利益和发展前景，也得到各校资深教授们的理解和支持。各大学校长们只负责筹款和根据学校发展规划在校内院系间分配学校资源（办公用房、教授名额、奖学金数额等），并不过问各院系具体的招生情况，研究生院只负责学籍管理和学位证书。

国内大学的学科硕士点、博士点是由挂靠在教育部的国家学位委员会评审设立的。在教育部对各大学的评估指标中，有没有和有几个博士点、一级学科博士点都是评估体系中最重要的指标。教育部直属大学、主管大学的省（市、自治区）政府都非常注重这一指标，所以有些大学即使下属学科的学术队伍并不强，仍然千方百计地争取博士点“零的突破”并不断争取增设博士点。

国家学位委员会在组织对新申报的博士点进行评审时，是由其内部的学科组开展的，但是这样的分组有时包括来自其他学科的专家，如社会学、民族学这两个一级学科曾在一个组，社会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还有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4个二级学科，不同学科之间无论在理论传统、研究方法还有经典文献方面都存在差别。“隔行如隔山”，由非本专业的学者参与博士点评审，很难得到理想的结果。据说近几年教育部把博士点评审权下放到省市，由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很可能会降低评审专家的档次。但是，无论是教育部学科组评审，还是各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评审过程会受到教育部和省领导、专家自己所属学校领导等方面的影响和干扰，掺杂进来许多非学术因素。我国社会学博士点数量曾经连续多年快速增长，就与这一评审机制有关。

针对国内培养博士生质量下降现象，有人提出应大幅减少博士点数量和招生规模，引发激烈争议。我认为影响博士生质量的主要变量并不仅是招生人数规模的问题，体制改革的问题更为重要，我不认为由教育部以行政整顿的方式压缩研究生教育规模是一条可行的思路。同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2010年撰文提出的改善博士生质量的三条具体措施：（1）禁止各高校从非科研学术机构招收在职博士生；（2）在主要靠个人天赋、无法有效积累和传授知识技能的行当不设研究生学位；（3）放开对职业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实际并非学术导向的学术研究生收费，我十分赞同。

与国内由教育部主导研究生管理工作的行政化体制相比较，西方国家的全国性学会是独立法人，不受任何行政机构领导，活动经费靠社会捐赠和会员费支持，因此能够更好地排除学科外部的各种干扰，根据本学科的发展方向和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变化合理地调整博士点布局和年度招生规模。

四、建立真正能够杜绝学术抄袭剽窃现象的机制

在惩治和杜绝抄袭等违反学术规范行为方面，美国的全国性学会也十分有效。抄袭剽窃行为一旦被核实，学会公开宣布结果，当事人被逐出学会，所在的大学将根据这一结果做出非常严厉的惩罚，当事人如果是研究生将被开除，如果是教师将被解雇，终生再也不可能返回学术圈。

中国的全国性学会没有担负类似的职能，对抄袭、剽窃的举报通常呈报当事人所在学校，即使举报直接交到教育部，也会转给所在大学，把核查处理的权利下放到学校。由于校内出现违反学术道德的学生和教师将对学校的社会声誉和教育部评审结果有很大负面影响，因此事实上各大学领导都在极力庇护本校剽窃人，除非社会媒体或教育部施加很大的压力，大多数举报都是不了了之。此外，社会上甚至博士生群体对这种行为都有一定的容忍度(2008年9月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一直以来都令社会不齿甚至愤怒的“学术不端行为”，分别有39%和23%的博士认为是“值得同情”和“可以原谅”的)。这种处理机制和社会氛围使几任教育部长宣布对剽窃行为“零容忍”的表态变成一句空话。

现在网络信息丰富，要想从各类网站、电子出版物中获得信息，拼凑论文和著作极为便利。近几年一些学术期刊应用网络进行论文查重功能，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即使期刊编辑部查出“较高重复率”而退稿，因为结果并不公开，作者也不会在学术界受到任何惩罚。

总之，长期以来大学院系和教师对于学生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不严格把关，个别教师甚至自己也抄袭剽窃，而这些行为又极少受到严厉惩处，客观上使这些学术剽窃行为十分有效而且风险很小，这无形中给青年学生树立了极其恶劣的榜样。

推动国内学术界抄袭风气的因素之一，就是教育部在大学评估体系中对学术论文数量的强调。评估办法中最简单的就是采用一个可以量化和比较的指标体系，在国内外学术期刊（SCI、EI、SSCI、CSSCI）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成为近十几年来教育部对大学进行评估的主要指标。由于评估结果对大学领导们的升迁十分重要，同时评估排名向社会公布后对大学的声誉也有影响，所以各大学千方百计地增加本校师生的论文发表数量。校内院系评估指标中有单位师生论文发表数量要求，博士生毕业和博士后人员出站都有论文数量的要求，教师评职称有论文发表数量要求，研究生奖学金等级评定也参照论文发表数量。由于这些量化指标与师生们的切身利益相关联，客观上迫使大学师生们努力发表尽可能多的论文，关注数量远超过质量。在这样的形势和氛围下，又缺乏有效监督与惩戒机制，不仅会出现大量粗制滥造的低质量论文，出现剽窃现象也不可避免。

如果把惩戒剽窃抄袭者的责任从教育部、大学校长转给全国性学会，有可能会更有效地加大查处力度。但是，如果不把现在评估指标体系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彻底扭转，剽窃抄袭和粗制滥造的现象仍会继续。

五、改革成果发表和学术评价体制，创造创新性学术环境

与教育和研究成果评估机制密切相关的，是一个国家的学术成果发表体系。现在国内的“社会科学类中文期刊表”列出了555种期刊。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收录了1800多种世界最重要的社科期刊（SSCI）。从期刊结构上来看，这两个体系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社会科学类中文期刊表”中有121种（占总数21.8%）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都是各大学学报或地方社科院、社科联主编的学术刊物，属于涵盖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这类综合性期刊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尽管投稿论文评审也会吸收论文相关专业学者的意见，但是综合性期刊的主编们各有自己的专业背景，不可能对其他专业的发展状况和前沿议题有高水平的判断，而主编和责编们在论文选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这一因素无疑会影响论文评审和选择的专业水准。其次，从事前沿研究的学者通常更关注本学科专业期刊，而不是综合性期刊，愿意给本学科专业期刊投稿，与本学科同事交流，综合性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因此大打折扣。

对这些大学学报和地方社科院办刊物的数量进行压缩精简，也许是提高国内学术论文质量的选项之一。期刊总数减少，必然会提高论文筛选的进入门槛，提高刊出论文的学术质量。现在到“知网”上输入一个关键词，就会查到几百篇相关的期刊论文，仔细查阅后发现几乎没有几篇值得引用，既没有新的可靠数据信息，也没有深入的理论探讨。这一现象对青年学生无疑起到极坏的示范效果。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社科期刊绝大多数都是各学科专业性的，通常由全国性学会或在本专业公认具权威性的某个机构（大学院系、研究中心）主办，吸收来自全世界本学科最著名学者组成编委会，作者群和读者群比较固定并集中于本学科教师、专业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社会科学专业期刊每期通常约有200页，刊登6-8篇学术论文，每篇论文平均页数为30页，这些论文都有符合学术规范的完整结构、系统分析和学术创新点。国外学术期刊的匿名审稿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学者，编辑对投稿是否刊用的影响力有限。

与之相比，国内期刊每期约有120-250页，刊登10-30余篇论文，每篇论文约为5-10页。有些论文篇幅很短，结构不够完整，很难在对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研究数据或信息开展深入分析，必然限制论文的学术价值。期刊编辑时常要求作者压缩篇幅和减少注释，以求每期多发几篇，一些期刊向作者索要“版面费”。这些现象都说明，国内学术期刊的管理办法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进一步明确办刊宗旨，使之真正成为推动学术创新、发表优秀研究成果的高水准学术平台。

当然，国外的专业学术期刊也存在自己的问题，如对论文的结构与形式的要求过于“程式化”，如社会学期刊选登论文过于偏重复杂量化分析，一些研究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论文由于“理论化”程度低、研究方法“简单”而淘汰。由于复杂数据分析和模式检验让许多人看不懂，一些期刊实际上除了本专业人员外无人阅读，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社会的真实变迁，对本国的社会发展和政策制定影响有限。真正的创新研究必须脚踏实地、紧跟社会前进步伐，及时抓住新出现的重大问题，探索社会发展的方向。

我们要遵循学术规范，但是不能将其教条化。我们需要从国外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学习吸收成功经验，同时不能“食洋不化”，应当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探索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道路。

六、调整国内大学招生的“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照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模式，我国在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建立以招收汉族学生为主的“普通学校”和以招收当地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民族学校”，民族学校以当地少数民族母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同时，国家先后设立了十几所民族院校，专门招收和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这些举措客观上造成我国大学汉族师生与少数民族师生之间存在“校园隔离”的“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现象。从实际效果来看，这对促进各族师生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十分不利。

尽管各国生活着不同的种族和族群，现代西方国家更加强调公民权而不是各族群的特殊权利，“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构建是同一的，如美国全体国民都属于“美利坚民族”，黑人等少数群体是“美利坚民族”内部的“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在处理族际关系时，除了尊重少数族群的文化权益外，更加强调国家宪法和各族公民一律平等。自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后，美国废除了学校种族隔离制度，通过“平权行动”等立法推动“校园多样化”（campus diversity），积极吸收黑人等少数族裔学生进入美国顶尖大学，努力把最有才华的少数族裔人才培养为美国的国家精英而不是族裔领袖，这对改善美国历史上遗留的严重种族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6-2009年期间，以哈佛大学为首的8所“常春藤名校”招收的少数族裔学生占招生总数的38%-42%，超过少数族裔在美国总人口的比例（31%）。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出身于哈佛名校的新一代黑人精英，在促进黑人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对“美利坚民族”的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藏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0.47%，相比之下，近几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招收的藏族学生仅分别占两校招生总数的0.15%和0.19%。少数民族优秀人才的培养，是促进少数民族发展、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的关键。各民族大学下属学科的专业水准无法与北大、清华等名校相比，学校的整体专业水准和学术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发展。另外，少数民族博士生虽然人数已有一定规模，但是专业结构有偏差，主要集中在本族文字、本族历史等相对狭窄的人文专业，理工科和社会科学专业中的少数民族博士生很少。少数民族博士生集中在民族大学校园、集中在与本民族相关的人文学科，长期接受苏联模式“民族”理论的认同意识教育，客观上造成了年轻一代少数民族精英与汉族主流社会的多重区隔，这是当前我国民族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的原因之一。

面对我国一些地区民族关系出现的严峻形势和少数民族青年精英在国家和民族认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何加快调整我国大学中的“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已成为21世纪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可以采用的方法包括：增加各民族大学中的汉族师生比例，鼓励普通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招聘吸收少数民族教师，增加招生中的少数民族比例，鼓励少数民族研究生报考理工医科和社会科学专业，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积极聘用少数民族博士毕业生，国家民委直属的几所民族大学转由教育部直接管理，等等。如果从现在开始积极推动这些工作，几年之内必见成效。

全文结语　　

从1979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生开始，我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大学任教工作迄今已有37年，自1993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后，我先后指导了33名博士生。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研究生学习经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北京大学29年的任教经历使我感触良多。我不是一个教育学专家，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学专业的教师，我努力从自己的学习和教学实践的感悟中思考如何改进和发展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生培养工作。我希望本文介绍的信息可以对今后我国的博士生培养体系和方法的改进提供一些借鉴。

当然，我本人的经历仅仅限于文科，甚至可以说仅仅局限于社会学和人口学专业，布朗大学不能代表美国其他大学，北京大学也不能代表国内其他大学，读者在阅读这些信息时切莫以偏概全，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实际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别，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但是，我国的研究生培养工作确实需要改进。当前高度“行政化”的大学体制和以量化指标为主的教育评估体系对我国大学的长远发展影响深远，钱学森先生对我国高等教育所发的感慨对我是一次很大的冲击。“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就是钱学森先生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制度的整体评价，其严重性是如何评价也不会过分的。

我在本文中主要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试图分析我国目前博士生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今后可能的改进措施。这二十几年来，我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调查研究我国的民族关系问题，我称之为“保底”，就是无论如何要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决不能走上苏联解体之路，我认为那将是中国13亿各族国民的共同灾难；二是教育问题研究。我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了全国6大行政区24县农村教育调查，进入21世纪后组织了民办高校、校办企业、中外联合办学、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企业与大学联合办学、双语教育等一系列调查项目。国家的责任必将落在青年一代的肩上，青年一代如何成长，决定着国家的未来，因此我把教育研究称之为“发展”。

一个“保底”，一个“发展”，决定了中华民族在未来激烈国际竞争中的生死存亡和发展态势。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一度承受了难以诉说的世纪苦难，今天国家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居安思危，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

由于自己先后在美国学习、讲学多年，对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培养体制比较熟悉，对美国种族关系的发展过程也很关注，所以我时常在自己的研究中把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也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毫无疑问，中国与美国的发展历史和国情很不相同，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和美国都面临着如何团结整合国内具有不同体质、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的群体的历史任务，都需要加强全体国民心目中的国家认同意识。同时，中国和美国都面临着如何加快科技发展和学术创新，把本国人才培养成为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等各项事业上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一流人才的历史任务。

大学制度创建于西方并已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美国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2014年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中美国人所占比例为47%，全世界排名前10位的大学中，8所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因此，我觉得中国的博士生教育能够从美国大学的体制和培养方法中吸取不少有益的东西。一个民族只有善于学习才能进步得更快。（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2期，原题：“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博士生培养体制应当如何改进”。略去部分注释和全部参考文献，正文经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