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文章探讨“农村陪读母亲的兴起”：将大量青壮年束缚在家

2018年4月2日，安徽省毛坦厂镇金安中学门口，陪读妈妈给孩子送晚餐。视觉中国 资料图

“陪读是农民家庭教育期待与县域教育供给互动的结果，是农民家庭无奈的选择。”《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01期刊发的《县域教育“供给-需求”匹配视角下母亲陪读研究》指出，陪读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对农民家庭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了深刻而显著的影响。

陪读是指家长以子女教育为目标，进入孩子就读学校所在城镇陪伴孩子学习和照顾孩子生活的社会现象。陪读分为隔代陪读和亲代陪读两种，隔代陪读是指祖父母进入孩子就读学校所在城镇陪读，亲代陪读指父母进入孩子就读学校所在城镇陪读，二者共同组成城镇庞大的陪读大军。

这篇文章指出，近十年来年轻妇女返乡陪读成为中西部农村的普遍现象，对农村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母亲陪读现象的兴起，本质上是因为县域教育供给与农民家庭教育预期、家庭分工、教育能力不匹配，农民家庭被迫做出家庭分工调整的结果。对于农民家庭而言，母亲陪读提高了家庭教育成本，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减少了家庭收入来源。对于社会来说，陪读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束缚在家庭，加剧了社会教育焦虑和教育竞争。县域教育供给应回应农民家庭发展需求，努力做到与农民家庭的教育预期、分工模式、教育能力相匹配。

具体而言，陪读主要集中在城镇，因此形成年轻男性在大城市务工、年轻女性在城镇陪读、爷爷奶奶留守农村种地生活的局面，农民家庭被拆分成三个单位。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县城和乡镇“非工非农”的特点，使得陪读母亲进入城镇陪读期间很难获得工作机会，因此陪读纯粹是一种消费行为，给农民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

另外，当陪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改变了农民的家庭形态，而且对整个社会也产生较大的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将大量劳动力束缚在家庭。陪读在中西部农村极其普遍，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二是降低农民生育意愿，一方面陪读导致农民家庭经济压力变大，另一方面女性无法实现自我价值。三是加剧教育焦虑与竞争，随着从阶段性陪读逐渐走向全周期陪读，陪读时间提前到小学阶段，孩子每一个学习阶段都变得非常重要。

文章指出，陪读提高了生育、抚育、教育成本，增加农民家庭再生产成本，加重农民家庭经济负担和压力，降低了生活幸福感，从而导致农民不敢生、不愿生、不能生，对二孩三孩望而却步。

“撤点并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文章提到，大规模盲目的乡村撤点并校，一方面加速乡村学校衰败和凋零；另一方面县域教育资源不断向城镇集中。随着农民家庭脱贫和少子化，农民教育期待不断提升。为了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及在县域教育布局的影响下，农民家庭不得不将孩子送到城镇上学，大量的农村学生涌向城镇。而中西部县城、乡镇学校因为地方财政等原因，并没有或无法形成相应教育公共配套服务，如宿舍、食堂、公共交通等，导致农村学生上学难问题。同时，随着教育制度改革，学校的教育责任有弱化趋势，学校越来越成为仅仅传授知识的场域，而家庭教育责任被不断强化。但是，在教育环境复杂化的今天，传统的隔代教育已经无法应对教育环境的变迁。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也就纷纷选择返乡陪读。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齐薇薇。在作者看来，县域教育供给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应该着力办好乡镇教育。我国处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依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无法进城，或正在为进城做准备，通过办好乡镇中小学，为农民家庭提供成本低、质量相对高的就近教育，从而减少家庭开支、减轻家庭经济压力，促进农民家庭渐进城镇化。相比较而言，在村一级办学学生数量太少，导致教育资源低效利用，许多农村学校硬件设施高端、教学设备齐全，但整个学校只有几个学生;村小因为学生少、不成规模、缺乏梯度，无法形成良性的“比学赶帮超”的学习和教学氛围，影响学生和教师两个积极性，也无法举办各种集体活动，对于孩子的学习和人格发育都不太好。而乡镇人口比较集中，位置也属于各行政村中心，办好乡镇中小学，既有利于教育资源的集中，也能够满足无法进城农民子女低成本接受教育的诉求。

其次，加大教育公共服务配套供给。学生向城镇集中的同时，也要配备相应的教育公共服务，为距离学校远、不方便的学生提供公共交通工具、餐饮或住宿，方便学生上学。

最后，要让教育回归学校。教育高度专业化，绝大部分农民受教育水平有限，他们并不懂教育。学校将一部分教育责任转向农民家庭，不仅会增加家庭教育负担，还会增加家庭教育焦虑，使他们不得不将大量精力和注意力放在教育上，增加家长负担。应该让教育回归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