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海｜海洋非遗，折射出人与海的关系

【编者按】

上海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是长江入海的咽喉要塞。

上海因海而生，凭海而兴，借海而拓。古往今来，上海城市的发展一直受到海洋文化的滋养和影响。从海洋文化角度看，上海经历了江南渔村、国内贸易港、远东航运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等城市形态的变迁。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海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上海海洋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先民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和2035年建成“人文之城”的大背景下，深入讨论上海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正当其时。

站在2022年新起点，澎湃新闻推出《上海的海·海洋非遗守“沪”人》专题报道，通过系列短片，带领澎友们走进非遗传承人的工作与生活，品味海洋非遗的韵味，求索“海”于上海的深刻意义。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普及力度等提出了切实要求。中共上海市委于2021年公布的《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明确了上海提升城市软实力的战略意义、关键愿景与行动规划。在这些大背景之下，上海海洋非遗理应承担起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使命，延续城市之文脉，培育城市之精神。

早在《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告（2017）》中，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俗研究室主任毕旭玲首次对上海海洋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她曾在论文中总结过保护和研究上海海洋非遗的三层意义：第一，海洋非遗中蕴含了上海人以及上海城市的精神特征，是上海进行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柱；第二，上海海洋非遗的保护和研究有助于树立上海海港城市的历史文化形象；第三，上海海洋非遗是上海国际大都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本和动力，更是当代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有学者提出，上海所具有的独特的海洋文化特征与张力，决定了上海将逐步发展成为一座以海洋文化为原动力的国际文化中心。 

毕旭玲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深入分析了上海海洋非遗的传承困境、对上海城市建设的作用、传承形式创新等问题。以下为采访实录。 

澎湃新闻：目前上海海洋非遗的传承困境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毕旭玲：上海海洋非遗传承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们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我在读博士期间，曾经跟着导师去浦东三甲港做过一个调研。三甲港曾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那边还生活着很多渔民，于是我们对渔民展开访问，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但我们发现，那儿已经没有上海渔民了，都是江苏或者其他地方的渔民。这从侧面反映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其实很少再跟海洋发生直接的联系，尤其是生产方面的联系。生活环境的丧失，生产环境的丧失，这是导致海洋非遗传承进入困境的最重要客观原因。所以现在的非遗保护也非常需要学者参与，因为当海洋非遗失去农耕社会的生产环境后，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涵、发展历史很难得到现代人的理解，学者要对此进行挖掘、研究和阐述。我们需要了解非遗发展的历史，在历史中感受文化精神力量，以支撑我们自信地走向未来。 

澎湃新闻：既然上海海洋非遗已经远离市民的生产生活了，那么保护这些海洋非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毕旭玲：无论是发展上海城市软实力，还是建设人文之城，文化和精神的力量都是支柱。这些支柱从哪里寻找？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找。不是史书记载的历史，而是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历史，海洋非遗其实就是这些历史的表征。我们完全能够从海洋非遗的内涵、形式以及它的形成过程来寻找历史发展遗留在上海人身上的精神特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上海的城市精神。上海城市精神形成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和海洋密切相关的。海洋生活和生产，对我们的思想、精神、文化进行了形塑。上海的先民在临海而居的生产环境中创造了众多海洋神灵，积累了丰厚的海洋民俗。先民在与海洋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在探索海洋资源的过程中，不仅创造了丰富而精彩的海洋非遗，也在非遗中注入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畏艰苦，坚韧不拔”等海洋精神，并将它们刻在了上海先民的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上海人精神的主要内核。对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目标而言，城市精神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保护和研究上海海洋非遗，弘扬其中的海洋精神有助于发扬上海的城市精神。因此，保护上海海洋非遗的关键还在于对文化、精神与历史的传承。 

澎湃新闻：对于传承人来说，他们要考虑如何让这项非遗项目传承下去。例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谈敬德将锣鼓书与红色文化相结合，创作出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锣鼓书作品。您如何评价传承人的创新做法？

毕旭玲：除了结合红色文化，谈敬德老先生也创作了新冠疫情题材的作品，这是传承人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我个人认为，非遗应该是为社会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服务的，同时传承人也要把握创新的“度”。比如说锣鼓书，传承人在创作的时候肯定要遵循一定的曲调格式，锣鼓书有自身的成曲规范，至于锣鼓书呈现了什么内容，这是传承人的自由。特别是这类曲艺节目，它常常需要紧跟时代，反映时代的变化。我很认同谈老先生的创新做法，我们也应该放手让传承人大胆创新。我们的海洋非遗已经远离海洋生产生活的环境了，如果再不做一些改变，将来只能让非遗呆在博物馆。其实非遗本身也是历经不断变化与发展才流传到今天的，体现了人民的选择。保持“原汁原味”的非遗显然不符合发展实际。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开发而改变了非遗的核心技艺与理念。总之，我认为非遗要传承下去，需保持其核心不变，但是它的外观、内容形式、审美等都要与时代接轨，要为社会发展服务。 

澎湃新闻：在您参与编纂的《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告》中，也曾聚焦长三角非遗一体化的问题。长三角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上海海洋非遗应该如何乘这一东风，在“长三角非遗一体化”方面有所突破呢？

毕旭玲：“长三角”是地理上的划分，在文化方面，长三角非遗一般归于“江南文化”，它是一个文化自觉的群体。我们过去对江南文化的认识不够全面，认为它主要产生于稻作区且远离海洋。实际上，江南文化在发展初始就与海密切相关，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海。我们可以借助“江南文化”的概念，让长三角地区的海洋非遗成为一个文化整体。大部分上海海洋非遗的起源与发展并未受到今日行政区划的影响，如今，这些海洋类非遗应该突破行政区域的界限，形成整体保护优势，而不是各区仅保护自己所属区域的非遗，在此前提下，学者、传承人、城市管理者、非营利性的组织和机构等应该各司其职。另外，上海海洋非遗也亟需“还遗于民”。 

澎湃新闻：您能具体说说“还遗于民”的理念吗？

毕旭玲：非遗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都应该是民众，民众是非遗保护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中国的非遗保护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担当保护主体的行为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非遗观念得以迅速普及，但这也埋下了诸多隐患，形成了“政府是非遗保护主体”的误解。一方面，非遗传承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足，等、靠、要的行为明显；另一方面，大多数民众仍将非遗视为可有可无之物，没有充分认识海洋非遗的精神、文化内涵。因此，必须改变非遗保护前期政府大包大揽的行为，将政府从主导、推动、执行等全能角色中解放出来，鼓励各类企业、非政府机构、民间社团等分担这些任务，推动非遗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形成全民保护的社会氛围。当然，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做出很多努力。但最重要的恐怕是政府自己首先要意识到民众是非遗保护最重要的依靠力量，然后培育多元的保护主体，并主动放权，“还遗于民”。 目前“还遗于民”的可行途径包括“非遗在社区”、“非遗进校园”等。非遗本来就是来自于民间的，然后再还回去让它在民间生长。我们曾经有一个理念叫做“非遗进社区”，但现在我们不提“非遗进社区”。上海作为一个试点，正在探讨“非遗在社区”。“在社区”是什么？就是请传承人到社区里面向社区居民传授这一项技艺或者这一项技能，那么技艺就在社区里面扎根了。因为“在”，所以“非遗”这颗种子能够生根，发芽，生长。这个过程和以前的“进”不同，“进社区”是表演性的、展示性的。 

澎湃新闻：浦东三林中学就将国家级非遗项目“三林舞龙”列入了体育选修课，并成立了学生社团“舞龙社”。您如何看待“海洋非遗进学校”的意义？

毕旭玲：“非遗进学校”的活动有利于非遗保护的长远发展，毕竟非遗传承的未来是属于孩子们的。“非遗进学校”最重要的意义其实不是把非遗技艺传承下去，而是进行了非遗文化的普及，在小朋友的心中播撒一颗非遗的种子。培育热爱非遗，保护非遗的社会氛围，培养非遗未来的传承人和非遗保护的工作者，都是从现在的“非遗进学校”开始的。这一非遗文化“火种”的播撒工作非常重要，现在必须要做。“非遗进学校”可能还不准确，很多非遗项目在学校的教育和传承活动，都可以称为“非遗在学校”。不过，非遗如何更深刻地与教育相结合，是目前上海非遗传承与保护的重中之重。 

附

一图了解上海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报设计：澎湃新闻 祝碧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