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百年︱倔强的少数：学衡派在东南大学

一个世纪以前，中华文明面临深刻危机之时，一批闳识孤怀的知识分子登高而呼，在南京创办了《学衡》杂志，提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以“学衡派”之名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世纪之后，中华民族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文明传承和文化创新成为时代的召唤。2022年为《学衡》杂志创刊一百周年，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将举办系列学术文化活动，以期进一步发掘学衡派的文化遗产，深化和拓展有关现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共同推出“《学衡》百年”系列文章，介绍相关研究，期待与读者交流探讨。

《学衡》杂志

1924年夏，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即将离开生活了三年之久的南京，远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离别之际，他用诗抒发自己的感受：“骨肉亲朋各异方，别离此日已心伤。江南未许长为客，塞北缘何似故乡。逼仄乾坤行道地，萧条生事载书箱。依依回首台城柳，辛苦三年遗恨长。”诗中充满不舍和惆怅。

吴宓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学衡》杂志的总编辑。1922年1月《学衡》在南京创刊，到1924年《学衡》随吴宓北上，这两年被认为是学衡派最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时期。刘伯明、梅光迪、吴宓、柳诒徵和胡先骕等学衡派骨干均是东南大学教授，学衡派的兴衰也和东大这所学府有着密切关系。

吴宓

一、西洋文学系

学衡派的主将是梅光迪和吴宓，二人在美留学时即结识。梅率先归国后在南开任教，但并不顺意。1920年初，梅光迪辞去南开教职，转赴南京高师教授西洋文学。

梅光迪的南下，缘于南高“副校长”刘伯明的力邀。梅、刘二人曾为美国西北大学同学，多年交谊，志同道合。刘伯明在南高倡导“培养融贯中西学术之人才……使学者以西洋眼光及方法，观察及研究吾国固有学问。不泥于古，不迷于新”。这一主张与后来学衡派的宗旨可谓一脉相承。南下后的梅光迪乃决以南高“为聚集同志知友，发展理想事业之地”，即宣扬人文主义主张，纠正国内风起云涌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潮流。1920年秋，梅光迪与中华书局约定，拟编辑出版《学衡》杂志。1921年，梅又向学校举荐哈佛旧友吴宓和楼光来。梅光迪写信给吴宓说，东南大学即将成立，他将提议在该校增设西洋文学系，以为发展志业的根据地。

此前，吴宓曾与北京高师订有聘约，月薪300元。后因梅光迪的召唤，改受南高每月160元的“微薪”。梅谋划中的西洋文学系，是吸引吴宓的重要因素。1921年10月，二人联名提出《增设西洋文学系意见书》在东大教授会通过。11月2日，东大评议会决议增设西洋文学系，以梅光迪为主任，这是中国大学成立的第一个西洋文学系。

西洋文学系为梅、吴发展理想志业提供了重要的学科平台。培养学生，支配经费，聘任教员，开设课程，都将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吴宓“屡函在美诸友”来校任教，包括时在哈佛的汤用彤和楼光来。1921年12月，吴得知汤用彤欲就聘清华，他写信给刘伯明说：“窃意若重实利，常人必赴清华。惟为友谊及吾侪志业计，则汤君当以来此为宜。”在吴宓的力邀下，汤、楼二人此后都来到东大。一批怀抱着相似理想志业的学者汇聚东南，形成一股新锐的学术力量。

在西洋文学系，梅、吴亦深得学生认可。吴宓认为，“梅君雅自矜重，不妄谈讲，不轻作文，故成绩虽少，外人鲜知，而亲炙之生徒，则固结深信而不疑焉”。清华学子梁实秋1923年在东大旁听吴宓讲授法国文学，“滔滔不绝，娓娓动听，如走珠，如数家珍”，回校后盛赞东大学风之醇美。吴宓自称：“1921-1924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不仅以宓编撰之《学衡》杂志能每月按定期出版，亦以宓在东南大学之教课，积极预备，多读书，充实内容，使所讲恒有精彩。且每年增开新课程，如《欧洲文学史》等，故声誉鹊起也。”

梅光迪

二、“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

但西洋文学系在东大的处境并不顺意。首先是经费短缺。该系成立于学期中，1921年无独立预算，“除教员薪金照常领得外，他项费用一筹莫展”。1922年梅光迪提出了17540元的预算，因学校经济支绌未能执行。1923年全系预算仅列六千余元，与师生期望有很大差距。其次是师资不足，当时西洋文学系只有梅光迪和吴宓两名教员。再次是图书匮乏，吴宓不仅要到同城的金陵大学借书，还将私人藏书供系内学生参考。学生抱怨称：“参考无书，教授乏人，课程缺少，生等今日在校不能得高深之学问。”碍于经费压力，系务步履维艰。

更为重要的是观念的分歧。论者多强调五四前后南北学风的新旧对立，以及学衡派倡导的人文主义和胡适等倡导的实验主义的区别。在东大内部，这种对立表现得更为直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源于20世纪初年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思想主张。新人文主义突出道德人格的重要性，注重人格养成，认为教育不仅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且有其道德的目的。吴宓即认为，要把学生培养成有“渊博之学问，深邃之思想，卓越之识见，奇特之志节”的全面的人。刘伯明主张教育要致意于个人之感化和精神之涵养，反对狭隘的职业主义和商业化的教育。学衡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柳诒徵，以人伦道德为中国文化之要素，强调人格教育。他认为中国传统最重教育，“讲教育而不本之中国古义，徒执欧美近事以为法，洵所谓弃家鸡而宝野鹜”。

在中国近代大学史上，东南大学是倡行新教育的重镇。郭秉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在校务管理上提倡以事功、效率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郭秉文称：“夫教育不切于实用，则凡教授、训练、管理等，必不能深合于社会之需要。”这与学衡派的教育观有很大不同。梅光迪认为，东大在教育主张上存在争论，文理科注重人文及纯粹科学训练，为学问而学问，不求急切实用；而农工商各科则旨在造成专门职业人才，其精神大有区别，“故两派之争论时起”。西洋文学系教授李思纯当时也指出，学衡派的主保守、讲国故，不过是彼辈个人的思想主张，与东大在“实利主义”、“商人式”教育家的指挥之下的学风相去甚远。

体现在办学上，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农、商、教育等科通过与政府和社会机关的合作，可得校外挹注，发展引人瞩目。农科主任邹秉文曾向郭秉文直言，“文理科为一大杂碎店，农科则不然”。在东大的文化氛围中，讲求基础学理的文理科被称为“杂碎店”，旨在探究西方古典文化和文学的西洋文学系更显得曲高和寡，甚至不合时宜。李思纯就曾反思道：“所谓西洋文学者，虽为国民表现最高精神之学科，虽为讲求原理原则之文理科所必备，徒以‘商人式’之教育家，其心目中惟有实利之见，其视为赘疣固宜。”

正如新人文主义在美国学界处于边缘地位一样，作为其东方信徒的学衡派在中国教育界同样置身于一种非主流的境遇。在1932年的回忆中，梅光迪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东大校内的学衡派不过是“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的集合体。

三、牛李恩怨

西洋文学系的惨淡经营，人事纠葛和系科矛盾在所难免。东大成立前，梅光迪与英文系主任张士一之间已经芥蒂颇深。西洋文学系离开英文系独立门户，使得旧怨又添新仇，矛盾持续发酵，终至决裂。

长期以来，英文系学生即不满于本系师资状况，屡次要求学校聘请英美良师。西洋文学系成立后，英文系学生可选择留在本系或转入西洋文学系，结果在1922年夏请求转系者“人数全班之半”，酿成了一场转系风波。学生张佩英即直言，转系是因为“对于英文专修科功课不甚满意”。张士一写信给郭秉文称，“如此多数学生任意变迁，大足以损害以后学生之精神，破坏全系事业之发展”。但最终学校仍批准了学生转系，让原本就芥蒂颇深的两系更添新怨。

矛盾最终在英文系主任人选问题上激化。1923年7月，张士一再次请辞主任职务。主持校务的刘伯明挽留无果，批准了张的辞呈。但8月3日，英文系教授便联名对未来主任人选提出标准四条，其中规定：“二、须于语言的科学及教学法上有专门研究，在学术上为国内素所闻名之人。因本系注重语言，仅有文学知识者，不足胜任。三、须有多年语言教授经验及教育上办事之经验，为社会上所素悉者，非仅外洋大学毕业、得有学位之人所能敷衍。”可以看出其针对性有二，其一是语言与文学的分际，其二是排斥外洋留学生。

英文系教授提出的标准没有得到校方重视，4日，学校即宣布由楼光来出任该系主任。楼不仅是刚刚从哈佛归国的留学生，精于英美文学研究，他本人与吴宓、梅光迪也师出同门，交往密切交往。

楼的任命在英文系中引起轩然大波。英文系教授当天联名致函刘伯明，对于任命表示“不能承认”。刘针锋相对，称聘任系主任权在校方，没有各系承认与否的先例。双方此后函牍往来，措词日趋尖锐，但语境却有很大的错位。英文系教授提议，系主任由系内教授公推，或轮流出任，或组建教授委员会主持，都有不愿主任之权旁落之意。尤其是由与梅、吴交往甚密的楼光来出长系务，万万难以接受。但在刘伯明看来，历年来英文系师资和教学多为学生不满，已到难以维持、须加改组的地步，并建议将两系合并。在他看来，合并应以西洋文学系为主体，楼出任主任一职又在情理之中。

1923学年，楼光来一直遭到英文系教授的抵制，难以开展工作。李思纯描述当年状况说：“楼光来君为英语系主任教授，而旧日之英语系主任教授张士一君位置如故。于是去年一年之中，该校同时有两英语系主任，有两主任所定两课程，有两英语系预备室。学生惶惑，无所适从。该校主者，置之不理。而新聘楼君，则尤然愕然愤然。”

1924年秋，吴宓感怀三年东大岁月，在诗中写道：“江南去后兵烽起，秀水明山荡劫尘。胜会新亭成隔世，分飞旧侣剩何人。从头恩怨说牛李，琐尾流离共苦辛。薪尽火传玉石碎，沧桑过眼谶为真。”其中“从头恩怨说牛李”一句，所述正是英文系和西洋文学系的积年恩怨。

四、风流云散

1923年11月，身心疲惫的刘伯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失去刘伯明行政上的“保护”后，西洋文学系在东大的处境更为艰难。

1924年初，江苏省因整理全省财政，削减东大预算，校内很快传出裁撤系科之议。西洋文学系与英文系多年积怨缠斗，因英文系主任人选势不两立，在学校考虑裁撤系科之际，西洋文学系和英文系的整理可谓首当其冲。3月16日，吴宓写信给吴芳吉称：“东南大学已决定将工科、政法经济系及西洋文学系裁撤。所有教员，一个不留。”东大学生曾就裁科之说质问郭秉文，郭答复称：“外间虽有此议，然必不能实行。”可见，校内外对此已多有耳闻。

4月27日，校董会议决合并西洋文学系、英语系及德文、法文、日文学程，改组为外国语文系。5月初，成立外国语文系委员会处理改组事宜。该会以文理科主任孙洪芬为主任，委员有吴宓、张士一、温德（Robert Winter）和程其保。7月，东大任命温德代理外国语文系主任。

虽名改组合并，西洋文学系实际上被裁撤，相关诸人风流云散。数月来处于两派斗争中、如“踞炉火之上”的楼光来于4月即宣布辞去主任一职。楼本欲转赴南开，但终未成行，暂时栖身于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英文秘书。梅光迪因与该系女生李今英的恋情在校内备受攻击，早已无心恋栈。梅于该年5月因恩师白璧德举荐受聘哈佛汉文教员。吴宓不满于梅光迪荒于系务，但风雨飘摇之际又苦无善策，最终选择与西洋文学系共进退。郭秉文挽留他继续担任教授，但吴宓两次坚辞，表示将与西洋文学系共始终，远走塞外东北大学任教。法文教授李思纯回到四川老家，内心不无耿耿。1924年11月，李在诗中怀念远在奉天的吴宓，诗云：“莎米文章入市非，与君劳燕各无归。尘埃颠倒谁堪问，呴沫相从世已稀。”

在吴、梅等人看来，西洋文学系被裁并是东大校园“暗争”的结果。作为校内“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在“实利主义”、“商人式”的办学取向中，西洋文学系和学衡派同人的处境并不顺意。1923年，胡先骕再次远赴哈佛求学。同年11月，刘伯明英年早逝，刚刚形成的学衡派顿失凝聚力。所谓的学衡派，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派别和组织，不过是学人因志业理想的松散结合。在东大系科间激烈的资源争夺中自落下风，在关涉个人切身利益的人事缠斗上也是步步退却。西洋文学系被裁之际，吴宓在给友朋的信中生动而悲愤地说：“以我辈同人在校之精勤奋励、学问名望，亦足自豪，而乃轻轻一网打尽，全体遣散，世事之艰难奇幻，有如是哉！”

学衡派的风流云散，造成的思想裂痕影响深远。吴宓不顾挽留而出走，体现出不愿同流的态度。柳诒徵、汤用彤虽然留在了东南大学，却成为校内倡言改进校务的代表。1924年秋，柳诒徵在《学衡》撰写《学者之术》一文，直言“谄官僚，拜军阀，是得为学者乎？”对于办学者奔走于权贵之门，给予了尖锐批判。在1925年东大易长风潮中，柳被称为“祸首”、“汉奸”，柳、汤二人也都被迫离校北上。

东南大学时期的学衡派，将自身置于大学主流的边缘，自居于批评者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群自诩为清醒的“少数派”。学衡派的批评，不仅是对新文学、新文化势力的抗争，而且直指校内执政的主流群体。人文主义和实验主义、实利教育与人格教育的不同，不仅是学术和教育理念上的差异，还体现为具体的校务和人事纷争。

1924年秋，胡先骕得知吴宓远走关外，从哈佛寄诗两首慰之。其中一首云：“一齐众楚奈群咻，辟墨排杨志未酬。率兽食人深隐患，徙薪曲突孰贻谋。辽东皂帽哀畸遇，门巷乌衣感旧游。莫计穷通论得失，斯文未丧在吾俦。”曾经“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留给东南大学和中国文化的是一份丰厚的思想遗产。风流云散之际学衡同人的勉励，既是一种宽慰，又何尝不是其内心流露的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