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派登场：李氏朝鲜朋党政治的序曲

李氏朝鲜王朝（1392-1910）前后五百余年，其中有两百余年被后人定义为“朋党政治”。朋党政治，顾名思义乃朝廷被各大势力所组成的朋党所控，国王相对失权。一般认为，李氏朝鲜的朋党政治肇始于朝鲜宣祖（1567-1608年在位）时期，因官职上任方式之争而引发的、以金孝元（1542-1590）为首的东人党与以沈义谦（1535-1587）为首西人党的分裂（东西两党的名字源于金、沈二人的家分别位于汉城的东西两端）。不过，本文关注的是东西两党分裂之前的局面。在两党分裂前，其实还共享着同一个称谓——士林派。换言之，朋党政治的序曲，在士林派登上政治舞台之时，就已经悄然奏响了。

士林派出场

“士林”一词在《高丽史》中已有所见，与“士族”或“士类”类似，仅按字面意思解释，是指习研儒学经术的儒士群体。高丽忠烈王（1274-1308年在位）时期， 文臣安珦（1243-1306）前往元朝誊写朱熹著作带回国内，被后人视为性理学（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称呼）普及的开端。此后，通过学习性理学并参加科举进而涉足政治的士族开始涌现。“读书曰士，从政为大夫”（朴趾源，《燕岩集》卷八《两班传》），这一群体后被称为“新进士大夫”。他们基本来自于地方乡村，对彼时大地主等权门世家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其中有一部分人力图改革，成为后来李氏朝鲜建国的主导力量之一。然而到了十五世纪末，这部分掌权的士大夫已进入大地主行列，改革的意图日益弱化，权力腐败开始凸显，逐渐形成后世所谓的“勋旧派”。此种现象招致当时在野乡村士族（大部分是彼时并未参加李氏朝鲜建国，选择回到地方的新进士大夫及其后辈）的不满，他们逐渐开始参与到政治生活中，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其中首当其冲的，当属岭南地区（现韩国庆尚道一带）的士族。

岭南地区有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为其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加之有前文所提的回到地方的新进士大夫隐居此处，彼时当地的性理学教育较之他处颇为扎实。按《择里志》，在朝鲜宣祖以前，“秉国者皆是（庆尚）道人，四贤从祀文庙者，又是（庆尚）道人”，足见该地区历来是士族辈出之地。及朝鲜成宗（1469-1494年在位）时期，岭南士族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逐渐成为主导当时学风变化的主要力量。他们自诩“士林”，尝试政治与社会的改革。这一时期的士林规模虽然不大，但以地缘及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重要的裙带关系。其中，金宗直（1431-1492）无疑是岭南士族的核心人物。

金宗直像

金宗直，字季昷，号占毕斋，本贯善山。1453年中癸酉榜进士，朝鲜世祖（1455-1468年在位）年间任吏曹佐郎兼春秋馆记注官及校书馆校理，及成宗年间又历任善山府使、右副承旨、弘文馆及艺文馆提学、工曹参判等职。金宗直继承其父金叔滋（1389-1456）的思想，习郑梦周（1337-1392）、吉再（1353-1419）等高丽末期至李氏朝鲜初期的性理学者之学统，相比华而不实的诗文辞赋，他更崇尚正义，明辨是非，故颇受人敬仰。其道义被后辈士林奉为圭臬，追随者也越来越多。除了岭南地区之外，畿湖地区（现韩国京畿道、忠清道一带）出身的官僚，甚至成均馆、司马所（地方生员及进士的聚集处）等处的儒生们也开始认同以金宗直为代表的士林一派的思想，士林的势力间接得以扩大。而士林派批判的对象恰恰是朝野中日渐腐化的勋旧派，这无疑加剧了两派之间矛盾的激化。

士林派壮大

需要指出的是，士林派与勋旧派除了思想上的差异，彼时朝中政治结构的变动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对立更加明显。李氏朝鲜时期的文班机构中，司宪府和司谏院合称“台谏”，又称“两司”，两司官员即为言官，掌握着官僚任免权及进谏权；金宗直所在的弘文馆则负责研究儒家经书，掌管文翰。成宗初期，弘文馆主要通过经筵及上疏来表达其政治主张，与台谏相比，弘文馆“人微言轻”。而及成宗中叶，局面有了改变。1487年的实录中有载：“国法，择文臣有才行者，名为弘文录。”（《成宗实录》卷二〇八，成宗十八年十月壬辰）其中曰“弘文录”者，是指在文科及第者中优先选出弘文馆的候补官员并加以记录。此举既显示了国王对于弘文馆的优待，又暗示了从此弘文馆官员的选拔可以避开台谏的视线，这也成全了弘文馆中的士林派继续吸收有地缘及血缘关系的地方士族加入。

位于首尔昌庆宫内的朝鲜成宗胎室

而就在1487年，士林派又获得了一个天赐良机：随着郑昌孙（1402-1487）和韩明浍（1415-1487）两位院相（李氏朝鲜时期辅佐幼君的临时官职）的停止呼吸，当时宰相中的核心院相们已全部离世。国王欲借机强化王权，弘文馆官员则趁机利用弘文录，开始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影响。一方面，弘文馆官员通过不断地开展言论来达到量上的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支援两司，对其言论活动中的问题加以补充。通过双管齐下，弘文馆在朝野言论活动中的地位直线上升。于是，仅仅到了次年，“予之待尔等，如待宰相……予之预养尔等，使尔等与台谏闻外事而言之也”（《成宗实录》卷二二三，成宗十九年十二月癸巳），从国王的这一席话中，已能窥得弘文馆在他心目中与台谏平起平坐的地位了。之后，弘文馆官员不断加强言论活动，更有进入台谏圈者，其分量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而士林派自不待言，通过弘文录→三司（两司+弘文馆）→台谏这一途径，开始进出宰相圈，并借助三司来扩大影响。“曾有传旨敢议北征者，置之大法，然弘文馆有言责，优容不敢断之以法”（《成宗实录》卷二五四，成宗二十二年六月戊申），勋旧派等已然能感受到切实的威胁。

戊午士祸

士林派借助朝廷政治结构变动而开展的言论活动，包含着他们试图以性理学来进行改革的初衷，这在金宗直去世、朝鲜燕山君（1494-1506年在位）取代成宗即位后也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然而，随着燕山君的即位，士林派所面对的政治环境再一次发生变化。成宗即位之时，勋旧派环伺，故需要依靠院相台谏等的帮助来确保王权；而燕山君即位之时，在台谏强有力的言论压力下，宰相的权力早已不复当年，反倒是台谏太过强势而限制了王权，因此燕山君对于台谏的言论活动是颇有微词的（当然成宗也不是一味地被台谏牵着鼻子走，只不过对于台谏言论的权力予以支持罢了），“人主不能制台谏，则威权专在台谏，而不在于人主，如此则何有纪纲乎”（《燕山君日记》卷八，燕山君元年八月己未），台谏在国王心目中的位置变得尴尬起来，这对于进出台谏圈的士林派而言绝非好事。果不其然，勋旧派利用燕山君与士林派间微妙的紧张关系，于1498年引发了朝鲜时期四大士祸中的第一次士祸——戊午士祸。

位于首尔道峰区放鹤洞的燕山君之墓

1498年，燕山君为修撰《成宗实录》而开设史局，士林派金驲孙（1464-1498）任史官之一撰写史草，史草的内容涉及彼时实录厅堂上官、勋旧派李克墩（1435-1503）的一些丑行。李克墩曾要求金驲孙将此部分内容删除，但遭到拒绝。当然，个中可能夹杂有双方的个人恩怨：李克墩在1486年任科举主考官时，曾以“与科场制述不合”为由，将金驲孙本是一等的卷子定为二等；后任吏曹判书时，又以金驲孙“人品不正”为由，拒绝了吏曹、兵曹对金驲孙的荐举。但从根本上来看，这是一次士林派与勋旧派的正面对抗。李克墩见要求不成，遂转而强迫负责编辑金驲孙所撰史草的成重淹（1474-1504），不要将这部分内容编入实录。然而参与编撰的另一位士林派李穆（1471-1498）得知此事后警告成重淹：“汝若不录驲孙史草，吾当书汝不录之意。”（《燕山君日记》卷三十，燕山君四年七月丙午）李克墩并未就此罢休，又联合勋旧派尹弼商（1427-1504）等人，将金驲孙所撰史草内容上呈至燕山君，称“驲孙史草，果有犯祖宗朝事”。（《燕山君日记》卷三十，燕山君四年七月乙巳）于是，金驲孙被捕，其所撰史草被封存。在审讯时，又得知金驲孙在史草中记有“鲁山（指朝鲜端宗，1452-1455年在位）尸身弃于林薄，旬月无敛者，鸟鸢来喙。有一童子行夜负尸而走，不知投诸水火”一事，然其后又书有“宗直未释褐，尝感梦，作《弔义帝文》，以寓忠愤”（《燕山君日记》卷三十，燕山君四年七月丁未）一句，遭到勋旧派的诘难。金宗直作《弔义帝文》，表面看似借项羽之口吊楚之义帝，实则暗讽朝鲜世祖的篡夺王位。在当时，李克墩认为金驲孙将其记录乃是对开国勋臣的蔑视；而因金宗直之文在其弟子间广为流传，于是这些弟子们均受牵连。结果，金驲孙等惨遭凌迟，金宗直被剖棺斩尸，其他许多士林派也遭到鞠问、决杖、斩首、流配。戊午士祸，让士林派遭到沉重的打击，而勋旧派则借此机会进一步掌握实权。

金宗直《占毕斋文集》册板，韩国庆尚南道第175号物质文化遗产，现藏于庆尚南道密阳市礼林书院。图片来源：韩国文化财厅主页

士林派和勋旧派的明争暗斗，又历经了甲子士祸（1504）、己卯士祸（1519）及乙巳士祸（1689）。士林派在四次士祸中元气大伤，许多士林在士祸之后选择归隐山林，不过目的不尽相同：有彻底的隐世者，也有见机行事者。这导致士林派内部出现不同的利害关系，相应的人脉网络也开始变得复杂。所以待勋旧权臣失势，政局逐渐明朗之后，部分士林虽然开始重新归位朝野，却因之前已经出现分化的政治目的及人际关系而有了分裂倾向，进而演变成本文开头提到的东西两党的分立，并形成了日后的朋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