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大学改革要重视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给出了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判断标准。《大学的改革》这套书以实录的形式主要记载了颖一教授自2006年受聘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以来，这十年间对于大学改革的所思、所言、所行，让各界得以全景式地了解作为经济学家的他，除了对中国经济改革作出重要建言贡献之外，是如何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来指导、推动经济学和商学教育改革乃至大学改革的。钱颖一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留美经济学者中极少地让我感到佩服的人之一，无论是他的人品、学问、思想，还是他的学术，都是出类拔萃、超人一等的，堪称国家栋梁。

作为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和同行，颖一教授跟我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从出国深造，到留美任教，再到回国搞改革，可谓是志同道合，我们对很多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教育问题）的看法都高度一致，常常不谋而合。颖一教授崇尚大道至简，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情境中抓住最本质、最关键的问题所在，进而高度凝练而又不失深刻地给出带有规律性的基本判断，真正弄清了事物发展的路径依赖和做成一件事情的内在逻辑和规律，这点极少人能做到。除了《大学的改革》这两本书，读者也可从他的另一本更早的书《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看到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战略和政策的简单而又不失深刻的建议，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这套书延续了这样的风格，读下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干货很多，按照书中引言的说法，这些文章都是“用行动写成的”。

颖一教授在书中对中国大学教育现状和问题的刻画，对问题原因的诊断以及结合清华经管学院实际所给出的行动指南，都非常准确到位，直击问题要害。在这本书中，看不到社会上所盛行的任何官话、套话、空话，更看不到媚俗话。我很认同颖一教授所说的，这两种讲话倾向背后的官气和俗气“都不是大学应该有的学府风气”。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以及一份对知识分子道统的执着和担当，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这也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不夸张地说，他为中国经济学家从事教育和做学问树立了一个典范。

清华经管学院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全力投身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的真正起点，尽管1999年受时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周济教授的邀请，帮助其经济学院设置了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班和课程设置等局部的经济学教育改革（此间周济校长曾有意邀请我担任其经济学院院长，但顾及各方面因素及条件不太成熟而婉拒了）。2002年，清华经管学院聘请了15位具有海外大学执教经验的经济学者为特聘教授，我是其中之一。颖一教授在这件事情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他也曾就首批特聘教授人选征求过我的意见。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书中也多处提及此事。之所以有这样的改革探索，我想是受多重因素影响。2001年6月5日，清华经管学院前院长朱镕基在清华告别演说中提出殷切希望，指出“要把经济管理学院建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一定要有一流的师资力量”。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迫切需要培养大批能够接轨国际、参与国际对话的经济管理人才，这首先需要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清华经管学院作为当时全国高校经管类学科执牛耳者，首当其冲应做出表率。

如同颖一教授在书中所说，这个特聘教授的创举对中国经济学和商学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许多特聘教授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先后进入国内各高校的体制内担任院长，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新高潮。我本人是最早于2004年7月受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14年6月我们曾结集出版了《中国教育改革：理念、策略与实践——前沿视点“问切”与上财改革实录》一书，系统梳理和总结上财经济学院乃至学校多年来进行教育改革实践的理念、思路、途径、制度安排及其在各方面的探索。所以，看到这套《大学的改革》我不由产生一种惺惺相惜之感，因为同样是十年磨一剑在不同的大学进行改革探索，办现代一流大学有其内在客观规律，是隔校不隔理，许多看法和做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也同样浸透着许多主事者、参与者、亲历者和大批志同道合者的心血，我深知个中酸甜苦辣。

整体上，《大学的改革》这两卷本主要谈了两方面的问题：大学为何和大学何为。一个对应着改革的理念和目标，一个对应着改革的行动和举措。颖一教授以研究转型经济学见长，他深知目标和过程的差别，对于如何在约束条件下通过一定的激励相容制度安排来实现目标有系统思考，如同他在书中所说的，“既要有想法，也要有办法，尤其要充分考虑各种制度和文化约束条件下的办法”。也就是说，要改革成功，要做成事，做成大事，既要明改革之道，也要优改革之术，目标和过程都不可偏废。这一点也是我在过去这十多年参与上财改革的一个切身体悟。这里，我主要谈谈书中几个给我印象最深也最有感触的地方。

第一，“大学为学生”的办学理念。这是钱颖一在书中开章明义就提出的，渗透于诸多文章的字里行间，对此我高度认同。我在上财推改革也经常讲，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是为学生服务的。中国古语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本然价值是培养人，且首先是育人，帮助大学生成人，其次才是育才，帮助大学生成才，“人”重于“才”。钱颖一认为，“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并将人的现代化视作价值层面的现代化。回过头来看，钱颖一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与他自身的人文精神和人格魅力也是分不开的。清华经管学院如此重视学生基本为人方面的培育，令人钦佩。上财经济学院凝练的“诚信、责任、包容、感恩、奉献、荣誉”院训，也是基于同样的育人考量。

第二，教师是教育的根本推动力。朱镕基总理2001年4月27日在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到此点，并提出要吸引国际一流的师资。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数据是，2002-2011年间清华经管学院招聘了98名教师，其中获得海外博士学位的教师就达84人，尤其是2006年钱颖一受聘院长之后进一步加大了海外人才引进力度，这对学院师资结构的优化和完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经常讲，办好一流大学应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课程设置。清华经管的生源质量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其关键瓶颈就是师资，这进而会影响课程。经过十年持续的引进和动态优化，清华经管的师资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上财经济学院的改革思路也是如此，将打造一流师资摆在改革的首要战略位置，2005-2016年间，我们先后引进99人，其中海归教师88人。

第三，要重视无用知识的有用性。钱颖一教授借用弗莱克斯纳的文章题目《无用知识的有用性》（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所做的阐述非常精彩。其实，庄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类似的话：“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也。”当今中国大学的管理者不知道这个基本道理，从研究到教学都太强调短期的有用性和功利性，忽视原创性的基础研究。特别是一些人攻击海归学者在国际顶尖期刊上的论文发表“‘高端’但没有任何实际价值”，这也是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作祟。大学的使命除了育人之外，就是创造知识。这些知识成果当然包括那些跟所在国现实问题很贴近的应用性、实用性知识成果，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那些具有共通性的人类一般问题的原创性、基础性知识成果的创造，中国的大学要在国际学术话语权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进而未来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必要条件。否则，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对世界共性、学科共性的理论、工具及方法的原创性研究创新方面没什么贡献，不可能建成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第四，以制度建设完善学院治理。大学治理最重要的是实现无为而治，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治因素。大学教师都是高智商的教育者和研究者，不能像管理企业一样去管大学，管脑力劳动者（现代委托代理理论中的道德风险和激励的最优权衡取舍模型论证了这一点）。否则，只会管得越细越多，就越麻烦、效果也越差。而无为而治需要两个先决条件：一靠管理团队，二靠制度。其中，制度是根本，它是合理划分学术、行政、监督之间的权力和责任边界的依据所在。作为研究机制设计理论出身的钱颖一显然也非常重视制度建设，重视规则（rule of law），清华经管学院形成了《学院制度框架要点汇编》《学院内部治理组织制度汇编》《学院外部治理组织制度汇编》《教师手册》《职员手册》等一系列制度汇编文件。我在上财经济学院这么多年搞改革，也形成了20多万字的制度文件汇编，这既是改革的一大成果，也是确保改革能够得到进一步深化从而实现学院治理现代化的保证。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坚信做事的宗旨就应该是公开、公平和公正，并且顺序不能弄反。要做到公平，首先必须信息对称，也就是公开，而要做到公正，必须要做到公平，即机会均等，从而（其理论依据是现代微观经济学中的公正定理）就可能会有一个既有效、公平，又稳定、简单、少了很多麻烦的结果。

与钱颖一对教授治校提法的质疑一样，我也一直认为这个提法很有问题，我们都认为应该是教师或教授（美国大学将助教授/讲师、副教授和正教授都统称之为教授）治学，而不是教授治校。当然，对教师/教授治学的具体内涵，特别是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转型改革下，我和颖一教授的看法也许不尽相同。我认为，教授/教师治学更多的主要体现在对个体教师的学术、教学和服务的评价和提升方面，如正教授对副教授和讲师的考核和提升，及正教授和副教授对讲师的考核及提升，而不是在学科建设方向的规划及其改革的裁量权上，否则会发生屁股决定脑袋而否定其院长、系主任所提出的改革措施和学科建设大政规划。实际上，这也是绝大部分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模式，至少在美国，院长、系主任或者由学术水平及其威望都很高的少数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系主任主要处理日常事务。在美国这两种体制并存，在无委员会的情况下，院长或系主任称为department head，而在有委员会的情况下，院长或系主任称为department chairman）有很大的学科规划和改革的裁量权，而其他很多委员会主要只是起到咨询和制定具体措施的作用。

中国大学的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正视改革的艰巨性，用好成功改革的方法论。因此，将一件事情或改革做成、做好，既要有想法、有勇气、有担当、有智慧，也要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由此我提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学院层面，必须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框架去系统思考做什么、怎么做、谁去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主线是需要明确的，那就是要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去办大学，绝不能故步自封，关起门来自我评价，一定要以国家战略需要和国际学术水平来衡量。《大学的改革》这套书中的很多改革思路和举措正是循此路径，并且具有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相信对于推进中国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再看，也不会过时。

（澎湃新闻经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授权转发，本文首发于《中华读书报》）